他害怕起来，转身逃了。小东西，以为自己多么复杂、病态，吴川的纯洁让他不得施展。纯洁是缺陷，他可以帮忙让吴川弥补这一缺陷，但他仍感到屈才。他面对我的复杂、病态，才没了那份屈才感。他虽然不是个玩意儿，蠢是不蠢的，至少预感我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不可见人之处。他也许多情，但足够阴暗。
我把吴川留下，借口是需要人帮我打扫狼藉。我在第二间卧室里铺了雪白的被褥。她一下子扑到床上，肚子朝下，把自己往上弹。她穿了我的睡衣，嫌大，看上去只有十二岁。吸毒、做爱都经历了，还在皮肉上穿出若干窟窿。我看她在雪白的床上撒欢，心里一阵不适。人们管这种不适叫作“柔情”。
“以后你想来就来，这床就是你的了。”我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串钥匙：“喏，这是楼下大门的，这是公寓的。”
“这床以前是谁的？”
“空的。”
“那干吗摆张床？”
“我有第六感呗。”
“第六感觉告诉你我会考上芝加哥的大学？”
“我一直留着这张床，因为它很适合你。”
这种话让我们难为情，比较夸张，恋人之间用来调动、催化激情的。这床是前面房主女儿的，我买下公寓它已经在这屋里。茹比把它叫作“茹比的床”。我在发现茹比的性倾向之后从不冒风险让她过夜，闩上门也不行。茹比说她要找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我阳台下唱小夜曲，这样我会把门钥匙扔下去。我和茹比好就好在我们都逗得起，关系建立在相互间的幻灭上。我却生怕吴川对姊妹关系幻灭。
她说她要洗个澡，我替她把毛巾准备好。五分钟后她在浴室里喊我：“姐，拜托帮我拿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自己的洗发露，在我背包里！我的头发让染料烧坏了，得用专门的洗发露。”
她的包是一个大杂货铺，从鱿鱼干到长筒袜到书、本、文具，一直到洗发露、避孕药、牙刷。她早就准备要在我这里住的，假如今晚我不邀请她住，大概她会有一次微度幻灭。我后怕起来。
我把洗发露递给她，又把摊了一地的杂货收进她背包。这哪里是学生的书包，简直是步兵行囊。
等她粉嫩地从浴室出来，我说：“你天天都背这么多行李上学？”
“啊。”她弓身擦着头发。
“到处带洗发露、牙刷、内裤？”
“啊。万一要在外面过夜。”
她是随时准备上男孩子那儿去过夜，还是随时准备到我这里来过夜我不会问下去，怕证实自己自作多情。她回到她的房间，开始打电话。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捧腹大笑，终于和小纳粹依依不舍地道了晚安，我敲了敲她的门。她起来开了门，一个玉人儿，可惜眉毛上有那个多余的环。
“我觉得你和璜不要走得太近。”我说。璜是小纳粹的名字。
她眼里出现了防御：“为什么？”
“他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能应付吸毒、泛性。你是从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来的。”
“我也能应付。”她开始出现不屈的神色。
“你觉得你上不了毒瘾？”
“我就试试看，一共没试过几次。”
“可他是成了瘾的人。”
“你怎么知道？”
“不然他怎么连一个都熬不过去？”
“他说那些人太没趣了。”
“认为别人没趣的人，往往自己最没趣。”
她的眼神有了不少敌意。我感觉自己在她面前成了黎若纳。她概念中的姐妹情谊不包括一个老三老四摆出行为指南的女长者。或许正是为了逃出黎若纳的嗓音污染她选择了遥远的芝加哥。我后悔自己刚才多余的关怀，嘴上又出来一句：“你太单纯……”
“我才不单纯！”吴川抗议道。
“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接触到优秀的男孩……”
“什么是优秀？西北大学商学院的，还是医学院的？他们是最没劲的人。毕业以后是什么样，一直到他们退休是什么样，我一眼看到头。我又不要和璜结婚，我们就在一块快活。为什么你们都恨我快活？”
没错，她的“你们”里包括我、黎若纳、吴岱。一想到我和黎若纳为伍，我情绪马上败坏。我告诉吴川她该好自为之，就和她道了晚安。她又回到电话上去，不一会儿又笑成一摊了。人家把我抬举成了“姐”，我还煞有介事了呢。黎若纳的女儿在我鼻子下用毒，泛性，肚脐眼戴耳环。黎若纳用意原来在此，她让我帮她镇压，让我去失败，到末了无法交账。我听着关紧的门里吴川还在和电话里的小纳粹缠绵，我想，她使起性子来就不是她自己了，是黎若纳。我使起性子来，外婆根本不和我搭一句话。她说：“我理你干吗？那又不是你，是黎若纳附体了。”长大以后，一旦做错事，我就和外婆说：“别怪我啊，怪黎若纳。”黎若纳是没人能驯服的，我凭什么想驯服她女儿？
早晨我头昏脑涨地起床，到楼下拿了报纸。读完了报，吴川屋里还是一片深深的睡眠。我留了张字条，说我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一盒牛奶。等我回来，吴川已走了，在我的字条上写了一行英文：抱歉，上午有约会。
没有谢谢，没有再见。她躲在卧室里，听着我刷牙、洗脸、读报、喝咖啡，等待时机溜走。她在床上支着耳朵，听电话铃，假如我和电话上的人聊起来，她可以匆匆从客厅走过，匆匆一挥手，就溜出门。她盼望佳士瓦来电话。这样就有无尽的废话可说，像她和小纳粹一样，什么也不说就能把一次通话进行一两个小时。佳士瓦来电话是她溜走的最好机会。而那万恶的电话，就是不来。她终于听到我出门、锁门的声音。去稍远的地方我才会锁门。她一个挺子打起来，穿了衣服背上行囊就出发。也许早就把衣服穿好了。也许在行囊里看见我翻检的痕迹，恶心地一撇嘴。她出门前看一眼床头柜上的钥匙。我昨晚给她的。她笑了笑，像老鼠识破鼠夹子一样对钥匙笑。
整整一天，我像丧家犬一样在购货中心晃悠。买了新年后减价的皮毛、大衣、毛衣，花了近两千块。我大包小包地流浪到一个便餐馆，吃一份沙拉，再去下一个便餐馆，吃一模一样的沙拉。我又横遭抛弃。我那么小心，下场还是一样。我绝不会再找佳士瓦，因为会有个同样落套的结局。黎若纳一次一次地解释她从来没有抛弃过我。我只好瞪着她。她的抛弃过程漫长。一次一次来我和爸所居住的省城，外婆说让她死了这条心——她想见我们？除非伤疤长平了。爸却偷偷地和她见面，听她睁着标致的眼睛说瞎话。爸把我从外婆那里偷出来，并不说我们去哪里，只是做鬼脸。他是一个让人心碎的可悲人物，从滥情的女人那里得到点情感渣子也是好的。黎若纳拥有十倍于正常人的情感，把它分成若干份每一份都是丰厚的，爸就这样想开了。爸觉得他得到的一份最多，还有什么可怨。爸管那种万念俱灰的心态叫“与世无争”，管他们万念俱灰的一代人叫“老知青”。爸手拉着十八岁的我去宾馆的七楼。捺一下门铃，他扭头来对我胸有成竹地笑。他突然伸手把我额上几根乱发抹到头顶上，突然再伸手把它们拉回来，匆匆摆出一个形态。门开了，门里的人看见我从爸的手里一犟。那是一个陷阱，门里和门外人一块为我设的。我逃不脱了，板着毫无血色的脸走进去。一间大客厅，地上摊着画、丝绸、话梅、一个男人。那男人在打电话，见有客人来也不从地上爬起来。爸说他晚上来接我。我和现在的吴川一样，拿出的姿态如今该叫酷：毫不动容，宠辱不惊。让黎若纳又是拥抱又是哽吟地去累她自己。她不管地上摊了多少东西，包括那个男人，把我拉到沙发上，说她在我这岁数没我这样秀气。她该看看她的手艺——我衬衫里那块从胸到腹的疤痕。她不管地上躺着打电话的人正说到了哪里，大声叫：“吴岱！看看，你看到少女的我了！”她的眼泪把脸上的红红蓝蓝晕开了，我都害臊。
吴岱马上挂了电话，从地上爬起来：“啊呀！我好不像话，不知道贵客来了！”
老花花公子很精干，一看就是金子堆大的，也是玩大玩老的。爸这时站在公共汽车上，一手拉住扶杆，想他到底让黎若纳和我母女团圆了。老花花公子提议去吃午餐。城市唯一的上等人餐馆在外汇商场楼上。饭后黎若纳和吴岱逛着商场消食。首饰柜台前，黎若纳看到一串珍珠项链，每颗珠子都闪着七彩。她抬头看一眼老花花公子的背影，掏出庞大的钱包。我立刻把脸调开。一个盒子贼溜溜地塞进了我手心。我脸滚烫，说：“我不要！我要这个干吗！”黎若纳耳语说：“女孩子大了，应该戴根项链。”我还是不要，眼睛瞪着她，让她看我没有这么好收买。她眼皮上的蓝色一翻，看了吴岱的背影一眼：“快收起来，别让他看见！”她做我的主，打开我的书包，把装着珍珠的锦盒硬塞进去。我羞恼得浑身无力，她把我变成了她的私房。你以为人阔到那程度就不是市侩了？你错了。可怕的是她也把我拉进了这种市侩勾当。她给我的伤害已足够，没必要再来伤害一次。这样偷鸡摸狗的母爱，比所有伤害都深，因为它含有下贱和羞辱。
我给吴川打电话。我一共才拨过三次她的电话号码，手指头已经老马识途。吴川的口气已经是个芝加哥人，不冷不热，进退两可。真为了小纳粹和我生分？原来也没熟起来：两人都没掌握好亲热的进度，太急切地要把茫茫芝加哥的两个陌生女子变成手足。她叫我“姐”口齿含混，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个称谓，已过早被她叫出口，不好收回去罢了。
我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东拉西扯。我说我在试穿新年大减价的剩余物资，问她要不要来拿几件衣服走。大减价的衣服号码不齐，让大胖子和小瘦子打扫战场。她说她功课太多，再说我的格调和她差那么远，号码合适也没用。又成了自作多情，芝加哥人最怕的一桩事。人们越来越谨慎，生怕把感情拿出来别人不要。芝加哥呼啸的冬天到处飘着没人要的感情。吴川为我买了那么一条典雅高贵的长丝巾，却要像弃物一样拿出来，还问：你要吗？为她自己的退路步步设防。原来她比我世故，比我明智。假如我们按那个“无所谓”的格调开展情谊，这时我就不会抱着一头热的电话发呆了。吴川那边挂断很久了，现在线路上是电子合成的声音，教我如何先挂断，再如何重拨号。她重复说请挂上电话。中性的情感和情绪，最保险，最正确。那正确的声音就是吴川的延续。我赶紧挂了电话。
春节，中国大使馆邀请两百多名中国人参加宴会。我得到两份请柬。吴川会和我一块去吗？我留了言。球踢在她那边了，她看着办。佳士瓦把球踢到了我这边。离宴会还有半小时，佳士瓦的球又踢过来。我脱口说：“想和我一块去赴宴吗？”“好极了，什么时候？”“半小时后。”
我们约好在大使馆门口见，然后我便胡乱在脸上涂了点颜色。红灯很多，够我把睫毛液刷上，扫上眼影。停车场闹车灾，车子一寸寸往里爬，我可以刷腮红，勾唇线。堵塞继续下去，我的脸就可以化得谁也不认识了。车上了三楼，我兴致盎然地继续糟蹋自己的脸。佳士瓦果然大惊失色，问我要去哪里参加假面舞会。他的手已从裤袋里掏出雪白的手帕，递给我，表情是“请自重”。我大笑起来，说假如停车场再挤些，我就成功地把自己化成陌生人，从他眼皮下溜走。
他说：“你以为你不是陌生人？这一个多月，你我不就是陌生人吗？”
他动手来擦我眼皮上的彩虹。一个老手，很会摆布女人的脸。他把我拉到路灯下，往后退退，又上来轻轻擦几下。好了。他拉起我的右手。右手在他口袋里了，很温暖。右手最近恢复了一般的手的功用，那些老主顾们订特殊服务的预约都让我回绝了。它决定洁身自好，为此刻能心安理得地给佳士瓦握？也许。大使馆门口挤了一大群中国留学生，一个红头发在人群里。我叫道：吴川！
她一个人。小纳粹呢？
我从佳士瓦手里挣脱，跑过马路。一辆车开过，碾在我拖在身后的阴影和魂上。我不知怎样已把吴川的手抓住。刹那间我明白了自己。为了能这样拉住她的手，我开始让我的手洁身自好。我不愿从那些不见天日的所在冒出来，面对她。我的收入急剧下降，但她使我对那乌七八糟的晦暗收入恶心透顶。
“你怎么才来？”她说，分寸感、距离感都好。
“你怎么不进去？外面多冷！”我说。我眼睛不去看她的一头红发。假如她一头绿发我也绝不评说。
“我没请柬呀。”她眼睛瞥一下穿过马路的佳士瓦。
原来她在等我带她进去。她收到了我的电话留言，接受了我的邀请，早早冻在冷风里等我。我呢，身边跟了个佳士瓦。佳士瓦什么也不明白，说他打听到大使馆发出三百多张请柬，却只有两百多个座位，被堵在外面的，等于拿的是误印的请柬。他建议我们去唐人街馆子，自己款待自己一顿。
吴川不愿意去，说她重感冒还没好，这时瞌睡上来了。
“你病了？”我问。她病了，才没回我电话？病得那么重，也不耽误她变成一头红发。我说：“真要命，你该给我打个电话呀。”
“感冒又不算病。我们班上只有两个人没感冒。”她淡淡地说。赶紧把距离拉开，别让我又把挺淡雅的事情给弄俗。我只好随她去。得好好学，才做得成姊妹。我和佳士瓦不勉强她一块去吃年夜饭了，开车把她送到家，热烈告别都免了。大年三十，黎若纳心很定，她女儿一定和我一起热闹。吴川的红头发闪进玻璃门里，足够孤单了，还要把自己弄成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