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有翼所著《艺苑雌黄》，该洽有识，盖近世博雅之士也。然其立说颇务讥诋东坡公，予尝因论玉川子月蚀诗，诮其轻发矣。又有八端，皆近于蚍蜉撼大木，招后人攻击。如《正误篇》中，摭其用五十本葱为“种薤五十本”，发丘中郎将为“校尉解摸金”，扁鹊见长桑君，使饮上池之水，为“仓公饮上池”，郑余庆烝胡芦为卢怀慎云，如此甚多。坡诗所谓抉云汉，分天章，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若用葱为薤，用校尉为中郎，用扁鹊为仓公，用余庆为怀慎，不失为名语，于理何害？公岂一一如学究书生，案图索骏，规行矩步者哉！《四凶篇》中，谓坡称太史公多见先秦古书，四族之诛，皆非殊死，为无所考据。《卢橘篇》中，谓坡咏枇杷云“卢橘是乡人”，为何所据而言。《昌阳篇》中《昌蒲赞》，以为信陶隐居之言，以为昌阳，不曾详读《本草》，妄为此说。《苦荼篇》中，谓“《周诗》记苦荼”为误用《尔雅》。《如皋篇》中，谓“不向如皋闲射雉”与《左传》杜注不合，其误与江总“暂往如皋路”之句同。《荔枝篇》中，谓四月食荔枝诗，爱其体物之工，而坡未尝到闽中，不识真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数者或是或非，固未为深失，然皆不必尔也。最后一篇遂名曰《辨坡》，谓雪诗云，“飞花又舞谪仙檐”，李太白本言送酒，即无雪事。“水底笙歌蛙两部”，无笙歌字。殊不知坡藉花咏雪，以鼓吹为笙歌，正是妙处。“坐看青丘吞泽芥”，“青丘已吞云梦芥”，用芥字和韵，及以泽芥对溪苹，可谓工新。乃以为出处曾不蒂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所言，又以为老子只云为天下谷，非名曰谷也。如此论文章，其意见亦浅矣。
【译文】
严有翼所著的《艺苑雌黄》一书，颇有见地，广博雅致，实为近世知识渊博之人。然而他的立论偏意诋毁苏轼，我曾论说玉川子的《月蚀诗》，讥诮其轻狂好发议论。又有八条，都好比蚂蚁摇大树，招致后人攻击。如《正误篇》中，摘引苏轼将五十本葱改为“种薤五十本”
。把发丘中郎将说成“校尉解摸金。”扁鹊见长桑君，让他饮上池之水，苏轼将其写成了“仓公饮上池”。郑余庆蒸胡芦，苏轼把郑余庆写成了卢怀慎等等，这样的例子很多。苏轼的诗可以说是拨开云雾，现出日月星辰明朗的天象，又如万斛清泉遍地涌出。如用葱为薤，用校尉为中郎，用仓公代替扁鹊，用怀慎代余庆，也不失为名词，于理有何害处？于诗意又有何妨碍呢？苏公岂能在作诗之时像学究书生一般，按图索骏，规行矩步，而不可有所变通吗？
严有翼在《四凶篇》中，说苏轼称道司马迁见了许多先秦的古书，古书中所说的四个不服从舜管教的部族首领被杀，都死得不平常，这在史书上是无法考证的。《卢桔篇》中又说苏轼咏枇杷一诗中说过“卢橘是乡人”，是根据什么所说的。《昌阳篇》中的《昌蒲赞》，认为苏轼是相信了陶隐居的话，把昌蒲说成了昌阳，这是没有详细读过《本草》，妄发议论。《苦荼篇》中，说“《周诗》记苦荼”是误引了《尔雅》。《如皋篇》中，说“不向如皋闲射雉”一句与《左传》杜预的注解不相符，其错误与江总的“暂往如皋路”之句相同。《荔枝篇》中，说四月食荔枝的诗，描绘物状虽然很工整，但苏轼未曾去过福建，不识真荔枝，只是指火山罢了。以上几条指责或是或非，根本就无关大局，用不着在这些方面纠缠不清。
最后一篇题目叫做《辨坡》，说苏轼咏雪的诗说：“飞花又舞谪仙檐”，李白本意是送酒，不是说下雪的事。“水底笙歌蛙两部”这首诗，通篇也无笙歌字样。严有翼哪里知道这是苏轼在借花咏雪，以青蛙鼓吹为笙歌，真是用到妙处。“坐看青丘吞泽芥”，“青丘已吞云梦芥”，用芥字和韵，以及用泽芥对溪萍，可说是工整而又清新。而严有翼认为诗中所用的芥字是蒂芥之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说的一句话，严有翼认为老子只是说谷是天下的山谷，象征着空虚，并不是名字叫谷。这样讨论文章，其见识也太浅了。
曹马能收人心
【原文】
曹操自击乌桓，诸将皆谏，既破敌而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操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侥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魏伐吴，三征各献计，诏问尚书傅嘏，嘏曰：“希赏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司马师不从，三道击吴，军大败。朝议欲贬出诸将，师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宥之。弟昭时为监军，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师从之。未集，而二郡胡以远役遂惊反，师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陈雍州之责。”是以人皆愧悦。讨诸葛诞于寿春，王基始至，围城未合，司马昭敕基敛军坚壁。基累求进讨，诏引诸军转据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书奏报听。及寿春平，昭遗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心，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于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过是也。”然东关之败，昭问于众曰：“谁任其咎？”司马王仪曰：“责在元帅。”昭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耶？”引出斩之。此为谬矣！操及师、昭之奸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际，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并谋兼智，其谁不欢然尽心悉力以为之用？袁绍不用田丰之计，败于官渡，宜罪己，谢之不暇，乃曰：“吾不用丰言，卒为所笑。”竟杀之。其失国丧师，非不幸也。
【译文】
曹操亲自领兵攻打乌桓，诸将纷纷劝谏，不久，曹操击破了乌桓，得胜归来，仔细询问以前有哪些人劝止过他，众人不知他这样做的意图何在，人人都怀恐惧之心。曹操却对劝止过他的人给予厚赏，并说：“我前往攻打乌桓，冒着很大的凶险侥幸成功，虽然得胜而还，这是上天相助，不能把它看成常有的事，诸君劝止于我，是为我的安全和大业着想，因此厚赏你们，使你们今后能勇于提建议。”魏国攻打东吴，三次征伐，大将和谋士纷纷献计。天子下诏问尚书傅嘏，傅嘏说：“将士只希望得赏徼功，先去作战，然后才谋求取胜的方法，这不是保全军队的长久之策。”司马师不听所言，兵分三路进攻吴国，魏军大败而归，朝廷的议论是要把那些主张伐吴的将领从朝中贬逐，司马师说：“我没有听从傅嘏的话，以致打了败仗，这是我的过错，各位将领有什么罪过呢？”全都给予宽恕。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当时担任监军，只把司马昭的爵位削夺了。
不久，雍州刺史陈泰请求司马师给并州下令，一起讨伐胡人，司马师采纳了这一提议，队伍还未能集中起来，而雍州、并州辖区内的胡人因要到远方征战感到惊恐，起来造反。司马师又向朝廷的士大夫谢罪说：“这是我的过错，不是陈泰的责任。”这样人人都敬佩司马师的雍容大度而又有自我惭愧之感。
后来，司马昭派兵攻打寿春（今安徽寿县）的诸葛诞，大将王基领兵刚到，还未把城池包围起来，司马昭就命令王基引兵坚壁。王基多次请求攻城，司马昭才下令让王基率领诸军移至北山。王基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建议。他上疏说：“如果把军队转移到安全地带凭险据守，人心会发生动摇，于大势有损。”这个意见得到了司马昭的认可。待到寿春平定以后，司马昭在写给王基的书信里说：“起初，建议攻城，意见纷纷，要求把军队转移的人很多，当时我未亲临前线，难于明了形势，也认为移兵驻守为宜。王将军计算了利害，坚持自己的主张，上违诏令，下拒众议，而最终制服了敌人，俘获了敌首，即使是古代深谋远虑之士，也不过如此。”
然而，后来司马昭在东关打了败仗，司马昭问众人说：“这次失败谁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司马王仪说：“责任在元帅。”司马昭大怒说：“你想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吗？”把司马王仪推到帐外杀了。这真是一种荒谬的举动。
曹操和司马师、司马昭的奸诈自不必多说。但在用兵的时候，把美名好事推给别人，把恶名和责任承担起来，集中众人的谋略和智慧，还有谁不为自己尽心竭力呢？袁绍不听田丰的建议，被曹操大败于官渡，袁绍应当自己承担失败的责任，要向田丰谢高明之见，可是袁绍却不是这样，他却说：“我未能采纳田丰的建议，遭到失败，受到他的耻笑。”竟然杀掉了田丰，袁绍丧国丧师，是咎由自取。
取蜀将帅不利
【原文】
自巴蜀通中国之后，凡割据擅命者，不过一传再传。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虽多以得俊，将帅辄不利，至于死贬。汉伐公孙述，大将岑彭、来歙遭刺客之祸，吴汉几不免。魏伐刘禅，大将邓艾、钟会皆至族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继岌、大将郭崇韬、康延孝皆死。国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皆不赏而受黜，十年乃复故官。
【译文】
自巴蜀与中原沟通以后，所有割据一方、不遵中央号令的，不过一、二代就灭亡了。而从东向西领兵讨伐的人，虽然大多是优秀的人物，而这些将帅的结局一般不好。有的不幸死亡，有的日后遭贬。如汉代讨伐公孙述，大将岑彭、来歙遇刺身亡，吴汉也差点送命。魏国攻打刘禅，大将邓艾、钟会自身丧命，还诛连家族。五代后唐庄宗讨伐王衍，招讨使魏王李继岌、大将郭崇韬、唐延孝都遭亡身之祸。本朝讨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非但没有得到奖赏，反而受到贬谪，历时十年才官复原职。
李峤杨再思
【原文】
李峤、杨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谀悦保位，为世所诋，然亦有可称。武后时，峤为给事中，来俊臣陷狄仁杰等狱，将抵死，敕峤与大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覆验。德裕等内知其冤，不敢异，峤曰：“知其枉不申，是谓见义不为者。”卒与二人列其枉。忤后旨，出为润州司马，然仁杰数人竟赖此获脱。峤此举可谓至难，而《资治通鉴》不载。神龙初，要官阙，执政以次用其亲。韦巨源秉笔，当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试问余授，皆诸宰相近属。再思喟然曰：“吾等诚负天下！”巨源曰：“时当尔耳。”再思此言，自状其短，观过知仁，亦足称也。
【译文】
李峤、杨再思在唐中宗时担任宰相，二人都因善于阿谀献媚取悦于皇上而保住相位，为世所谴责，然而也有可以称道之处。武则天时，李峤担任给事中，来俊臣诬陷狄仁杰等人，致使狄仁杰等被逮捕下狱，将要处以死刑，武则天下旨让李峤与大理寺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复审。张德裕等心中知道狄仁杰冤枉，但又不敢提出异议，李峤说：“知道狄仁杰蒙冤而不替他申辩，这是见义不为的人。”终于与张德裕、刘宪共同提出了狄仁杰的冤枉之处。因违背了武则天的旨意，李峤被贬为润州（今江苏镇江）司马，然而狄仁杰等人因此得到了解脱。
李峤这一举动可说是很难的事，而《资治通鉴》却没有记载。唐中宗神龙初年，朝中的重要官职，执政大臣依次安置自己的亲属。大臣韦巨源执笔起草任命官员的文告，应当任命十人，杨再思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试探着问其他九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回答是：都是宰相的亲属。杨再思叹息说：“我们真是对不起天下人。”韦巨源说：“当时的事情只能这样办。”杨再思所说的这番话，自己道出了自己的短处，这叫做看见了错误，才知道什么叫仁义，他的这一举动也是值得称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