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因为欠债而无法偿还然后对债主说：“我应该自重”，这不是在责备自己懒怠，或者责备自己对债权人显得卑躬屈膝，只是在说欠债者没有对于应急所需有一个更周到的考虑。一个有地位的人要是说：“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的自尊心”，这不是说他会遵循正直、廉洁等原则去行事，而是在说自己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将充分注意门第、地位等因素，权衡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身份和能力。
实业家说：“我们必须自重”，其含义是提醒自己的公司在决策的时候要做到慎重再慎重。复仇的人说“自重地复仇”，这并非意味着“把炭火堆在仇人的头上”，①也不是要表明自己的复仇将遵循什么道德原则，只是在说计划必须更加周密。日语中的“自重再自重”，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语气，这意味着需要万分小心，绝对谨慎，杜绝轻易得出结论。它也意味着，在行事过程中需要周密考虑各种方法和手段，恰如其分地实现自己的目的。
上述我们列举的有关“自重”的含义都反映着日本人的人生观，他们认为人生在世需要小心和谨慎地遵循“霍伊尔”规则来让自己的人生前进。他们对自重有别于他人的定义和理解，他们不会因为良好的用心来为失败的结果进行辩解。举手投足之间都会产生不同的相应后果，若是人们在行动之前丝毫不考虑这些后果，那就违反了日本人的行事习惯。虽然给别人施恩是一件好事，可是在施恩之前应该要顾及自己的行为是否会让受恩者“背上恩情债”，所以施恩也需要谨慎。对看不惯的行为是可以批评的，不过批评之前要考虑到被批评人因此可能产生的怨恨。当传教士觉得一个乡村少年没法去美国，尽管他并没有恶意，但他仍然受到了年轻画家的指责，因为传教士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这在日本人看来便是没有足够修养的表现。
自重的同时无处不是包含着谨慎，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悉心观察别人的行为中可能存在的暗示，并且要以此自警。有时候能听到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必须自重，因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你不能随心所欲”或者“倘若没有社会，我们会多么自在啊，那就不用自重了”等等，这说明，日本人的自重，在很多时候缘于外部强制的压力而不得不这么做，至于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能影响外在的“正确”行为。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夸大，因为，有时候日本人也确实会像清教徒一样对自身的深重罪孽反应强烈。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这些有点极端的说法看到日本人最重视的东西：说日本人非常重视自己的过错，不如说他们更重视过错可能带来的耻辱。一种文化重视罪过还是耻辱，这是人类学研究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如果一种文化努力以道德作为绝对标准并且通过道德让人的良心得到发展，那么这就可以定义为一种“罪感文化”。在罪感文化的社会中并不是没有“耻辱”的存在，虽然有些不妥的行为不同于犯罪，但仍然让人产生自疚或者羞耻感。比如，衣着不得体，或者言辞有误之类。但在以耻辱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很多在我们看来应该属于犯罪的行为，在那里可能只会让人们则产生懊恼和受辱，当然这种感觉可能十分强烈，因此不会像罪感那样，在忏悔、赎罪之后而得到解脱。如果其文化是以“耻辱”为主要强制力的类型，那么当他因为不妥的行为而不得不当众认错、或者向神父忏悔、甚至赎罪之后，有时候也难以感到解脱。另一种消极情况可能会产生：只要不把自己的不良行为暴露出来，那就不用懊丧，坦白和忏悔只会让自己产生更多的烦恼。所以在“耻感文化”中，坦白和忏悔的习惯非常少，更没有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他们祈祷主要为了祈福，很少听说有因祈祷而赎罪的仪式。
耻感文化基本上是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维护善行。罪感文化则通过内心的罪恶感来维护善行。前者的羞耻感产生也往往源自外部，是一种针对别人批评的反应，或者因为被大众讥笑、排斥，或者是他自己觉得受到了讥笑，但无论哪一种，这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强制力。不过，羞耻感需要有外人在场，起码是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这是与罪恶感不一样的地方。在那些以罪感文化为主的民族中，几乎都是将名誉的含义理解为按照自己心中的理想活法而生活，因此，即便有些不良的行为没有被人发觉，他自己也会产生罪恶感，而其罪恶感可以在坦白忏悔之后得到解脱。
早期的美国文化就是努力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让罪恶感成为一切文化建设基础的。因此，有很多现代美国人依然被良心问题所苦恼，然而在当下的美国，羞耻感的力量正在逐渐加重，人们的罪恶感已不如以前那么敏锐。这被美国人解释成道德松弛。这种说法也表明了我们的文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以羞耻感取代罪恶感而承担对道德的重任的趋势，我们也没有把因为耻辱而带来的个人恼恨作为我们道德基本体系的内容。
日本人却正是将羞耻感纳入其道德体系的。如果违反了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准则，如果没有平衡好各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没有预见偶然性的失误，那都是一种耻辱。日本人说，知道耻辱就是德行的根本。一个人若是对耻辱非常敏感，那么必然会实践善行的准则。“知耻之人”有时翻译为“有德之人”（Virtuousman），有时翻译为“重名誉之人”（Manofhonour）。在日本的道德伦理体系中，耻感相当于西方伦理中的“纯洁的良心”、“笃信上帝”、“忏悔罪恶”等。而日本人不承认人死之后会受到惩罚。日本人，除了研习佛典的僧侣之外，一般民众对于那些生死轮回，前世功德、后世得报等观念的理解是非常浅薄的。除了少数信仰基督教的人之外，大多数日本人都不承认死后报应和天堂地狱的说法。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耻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像很多耻感文化的民族一样，其意义表现在，所有人都非常在意社会对于自己行为的评价。人们只要推测其他人对于自己的判断或评论，便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当所有人都在同一规则里进行游戏并且彼此支援的时候，日本人是非常愿意愉快而轻松加入其中的；当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日本而必须履行的“使命”时，他们更会狂热地参加；当他们带着幻想希望其他地方也像日本人一样进行生活而将自己的道德体系输出到外国时，他们便非常容易地受到攻击。他们“大东亚”使命最终还是失败了，很多日本人对待中国人或东南亚岛国居民的态度也确实让人非常愤慨。
除了日本的国家行为之外，还有一些没有归顺国家主义信仰而只是为了求学或经商来到美国的日本人，也曾经因为在美国这个“道德规律”没有那么繁琐严谨的社会中生活时，痛感他们以前所接受的那种细致周到的教育有些“失败”。他们已经明白，像日本这种道德体系是难以顺利输出到外国的，他们并没有强调我们经常说的“对任何人来说，改变其文化习惯都是很困难的”，日本人想说的东西远比这些要多。日本人对美国式生活的适应比起中国人或者其他为日本所熟悉的亚洲人的适应要困难得多。在这些日本人看来，其特殊问题是，他们是在一个“只要按规矩行事，就能够得到其他人承认”的充满安全感的社会中长大的，他们特别注重的礼节仪式在外国人眼中满不在乎，这让他们非常不适应。当他们想尽办法希望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找到与日本人的生活相类似的礼节但却始终无法找到时，有的人就会觉得非常愤慨，有的人则对此惊讶异常。
《我的狭岛祖国》是三岛女士①的自传，在这本书里她非常出色地将深受道德礼教熏陶的她对于来到一个道德规则并不是很严格的文化社会中所遇到经历、感受和体验都描写了出来。她非常希望自己能到美国留学，并且将自己保守的家庭最后说服，此后她艰难地将“不愿受恩”的传统观念排除，通过接受美国大学的奖学金而进入了卫斯理学院。她说，老师和同学对她很友好，但当他们与她非常亲近时，她会感到有些不安。“日本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便是当自己的操行没有任何缺陷时，他们会感到自豪和骄傲，但这却让我觉得深受伤害。我几乎无法确定自己在这里应该怎么行动，而我以往的训练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似乎在被它嘲笑一样。我对此感到恼恨。除了这种恼恨以外，我心中再没有其他的感受。”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从别的行星上坠落下来的生物，以前自己所具备的一切在这里都没有用武之地。日本的教育让我已经具备了所有动作都很文静，所有话语都符合礼貌，但这让我在这个新环境里变得非常敏感，十分警觉，以至于当我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之时茫然不知所措”。直到二、三年之后她的紧张状态才慢慢解除，开始平和地接受其他人的好意。她甚至认为，美国人的生活就是她所谓那种“优美的亲密感”生活，而这种“亲密感在我刚刚三岁的时候便因为属于不礼貌行为而被扼杀了”。①
三岛女士还比较了她在美国结识的一些日本女孩和中国女孩。她说，两国的姑娘对于在美国生活的态度和所受的影响十分不同。日本姑娘大多不具备中国姑娘“所具有的那种沉着的风度和优雅的社交能力”，“这些中国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近乎皇家的仪表，好像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就是她们一样，这让我觉得她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文雅的人。即便是在这个由高度机械和速度统治的文明社会中，中国的姑娘都不为所动，她们的安详和沉着与有些怯懦、拘谨的日本姑娘形成了明显对比，或许也能够显示出两国社会背景里的一些非常大的差异。”
像许多身在异乡的其他日本人一样，三岛女士也觉得，日本人那些引以为傲的出色技艺现在似乎都没有了用武之地。她认为日本所赋予的很多旧东西无法融入到全新的环境中来，美国人对那些东西并没有更多关注。当日本人受到美国那种简便快捷的行为规则所影响之后，即便只是一点点影响，恐怕也很难再回到日本重新过起那种礼仪繁琐规矩众多的生活了。日本人对于传统的生活模式，有时说它是已经不再存在的乐园，有时则说是一种“桎梏”，有时还说是一个“牢笼”，有时又说那是盆栽的小树。生长在花盆里的小松树，是一件精致绝美，能够为庭园增添雅趣的高贵艺术品，但小树一旦被移植到土地上，它就再也不可能还原为盆景了。日本人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旧日本的传统模式已经无法成为点缀庭园的精致艺术品了，往日的要求如今难以适应新的世界，他们最为深切地体会并经历了日本文化中的道德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