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在入学以后的两三年，对男孩的训练才真正开始，那种成年人的谨慎也成了男孩必须遵守的生活模式。在训练开始之前，孩子要学习逐渐控制自己。若是淘气过分，就需要“治疗”，让他的注意力分散。大人们会和蔼地规劝他，有时也用一些嘲弄的方式，但仍然给他很大的自由空间，比如还允许在母亲面前撒娇。刚刚入学的时候，这种状态并不会发生很大变化。上学头三年，男女生同校，所有的老师，不论男女都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而孩子们也会在家庭和学校被叮嘱别让自己变得“难堪”。他们毕竟还很小，并不懂得“羞耻”的概念，但必须让他们知道不能让自己“难堪”。比如，有个告诫孩子不能说谎的故事：一个男孩在没有狼的时候瞎喊“狼来了！狼来了！”以愚弄别人，结果最后没有人再相信他，后来狼真的来了，却没有人再相信他、去救他。愚弄别人而让人们不再相信你，就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孩子们如果做错了事，首先指出他们错误的并不是老师或者家长而是他们的同学。家长此时的主要工作已经不再是嘲弄自己的孩子，而是将遭受嘲笑和必须按照“对社会的情义”而生活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当孩子到了六岁左右时，那些充满了忠义献身精神的故事（如前文所提到的义犬报答主人之恩的感人故事）所宣扬的人生义务，才会慢慢影响到孩子们的日常行为，成为他们的约束。孩子们从长辈那里经常听到的就是：“再这么下去，大家都会耻笑你。”越来越多的规则从此就成为孩子生活中的必须，不过不同时间和场合会有所不同，多数约束只是在培养孩子的礼节习惯，而这些礼节的本质是约束个人的意志，使之服从于日渐具体、丰富的对邻居、家庭直至国家的义务。孩子必须懂得如何抑制自我，必须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和“债务”，并认识到自己应该回报赐予自己恩情的所有人和事，为了还清所欠的恩情债，那就不得不处世谨慎。
从个人本位主义为中心变成了需要偿还恩情债，这种转变对培养孩子的过程的影响是原来在幼儿期对其嘲弄变成了现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告诉正在成长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如果不按规矩办事，将会被社会排斥和抛弃。这可不再是客人把他带走了的问题，是整个社会都不会再喜欢他的问题。八九岁的时候，若是特别出格，就真得会受到家里人的排斥和打击。比如，学校的老师跟家里人说这个孩子十分不听话或者敢做一些不逊的行为，或者他的操行考评不及格，那么家里人便真得不再理睬他，甚至全家人都要对他进行指责，认为他“辱没了家庭的名声”。这可不是小时候的嘲弄，而是一种切实的惩罚。有两位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就曾经分别在自己十岁以前被父亲两次逐出家门，而被逐出之后因为羞耻，也无法到亲戚家去，到了学校，老师们也同样不会支持他们。实在没有地方去的他们只好躲在外边的窝棚中，母亲后来发现了他们，在母亲艰难调解下他们才最终回家。一些小学高年级的孩子会因为自己犯错而被关在家里“悔过”，并被要求做好日本人向来重视的写日记之事。总之，他们被家里人看做其家庭在社会上的代表，关乎着整个家庭的颜面，因此但凡一点小毛病也会受到严重谴责。小孩做出了社会中否定的事，一家人都会批评他违背了“对社会的情义”，而无法得到家庭的支持，不仅如此，同年人也不会支持他。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常会遭到同学疏远，只有他真诚地赔礼并发誓不再有下次，同学们才会原谅他，不然伙伴们都会不理他。
就像杰佛里·格拉所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各种约束已经到了十分不寻常的程度。当集团成员因为这些约束被其他集团成员非难和攻击时，该集团的其他成员一般都会一致袒护自己集团内的成员。只要他仍然被本集团认同，他就坚信当自己受到非难和攻击时可以得到本集团的大力支持，也因此而敢于同本集团以外所有人去对抗。可是这种情况在日本完全相反。也就是说，只有他的行为为集团所肯定，他才可能得到集团的支持。如果有外部的人不赞成或进行非难，而他的行为与共识相左，即便是集团内部的人也同样会反对他、惩罚他，除非他能让其他集团的人认同自己。因此，日本被‘外部世界’所赞同的重要程度可能超过其他任何社会”。①
在这一年龄段，对于女孩的教育和对男孩的教育实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女孩在家里的约束要比男孩更多，女孩需要做的事情也更多一些。比如，女孩在接受长辈或者亲友们的赠礼和关怀时都是屈居末位的。她们也没有像男孩那样发脾气的特权。不过，让我们吃惊的是，至少比较起亚洲其他地区的少女来说，日本女孩是十分自由的。她们可以身着鲜红的衣服，同男孩一起玩耍打闹，且毫不服输。幼儿时期的女孩与男孩同样也是可以“不知耻”的。直到从六岁开始，到九岁左右，她们才渐渐开始懂得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其体验基本上与男孩相同。九岁以后，日本的学校就会实行男女分班，此时的男孩子重视的是男性团结的建立，对于女孩，他们会排斥，不愿意被人发现自己和女孩说话，而女孩们也被母亲告诫不要和男孩交往。据说在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常常会忧郁寡欢，懒得外出，并且不服教育，这被日本女性称为“童欢”的结束。此后，很多年内，她们要做的只是“自重再自重”，直到人生最后。不管是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以后，这都是日本女人的人生道路。
虽然男孩子已经了解了“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懂得一个日本男人的义务。日本人认为：“男孩应该从十岁开始学习‘对名誉的情义’。”也就是说，要学会在自己受辱的时候表现出自己的态度、义气。他还会学到：不管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只要自己名誉受辱就可以发起反击，攻击对方，或者无所不用其极地采用间接手段让自己的污名得到洗刷。我们觉得这种教育并不代表着要求孩子要在自己受辱时进行疯狂反击。因为男孩在幼儿时期就已经对母亲使用武力（挥拳），而与同龄伙伴们也会常常诽谤、抗辩，他们时刻都在反击。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对名誉的情义”只是一种必要的规范要求，它是强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也要遵守这样的规定，将男子的反击进一步确定为公认模式，这是一种特别的处理方法，如同一个事实郑重地被法律所认定一样。
小学毕业后，准备继续升学的少年（约占人口的15%，男孩比例较高）一下子就会面临有着激烈竞争的中学入学考试，这种竞争涵盖了所有的考生和学科，而这些少年首先就要在这种竞争中履行“对名誉的情义”义务。他们没有任何之前积累的经验，毕竟之前的家庭生活和小学生活已经把竞争限制到了最低程度，与这种突如其来的考验放在一起就显得格外激烈和艰难。所有人都为了前列名次而竞争，甚至用非正规手段（私情）去竞争，总之他们为此想方设法。不过，考试并不是最为重要的竞争。一些日本人往往在回忆少年生活的时候，最常提到的是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的习惯。高年级学生往往想尽办法欺负低年级学生，对他们颐指气使。包括让低年级学生做一些屈辱性表演，这种欺负让低年级学生非常憎恨，因为，这可不是小孩子在开玩笑，而是一种生存一种竞争。因此如果一个男孩被高年级学生欺负，不得不奴颜婢膝、满地爬行，可是在事后，他会牢记自己所受的侮辱，暗中策划报复。因为没有力量立即报复，于是男孩会耿耿于怀，在他心中这已经事关“对名誉的情义”，是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几年之后，可能会出现他利用自己家庭的势力将对方前途毁掉；或者自己刻苦练习剑术或柔道，在众目睽睽的大街上当众报仇，让对方丑态百出。总之，只要自己不能报仇，那就是“心事未了”。而这也正是成年之后的日本人经常复仇的原因之一。
没有升学的少年，后来可能会参军，军队中也有相似的体验和磨练。入伍二年的士兵会比中学时出现更加严重的情况，入伍刚一年的兵会经常受到侮辱。军官不会过问这一情况，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才会有士官进行干预。在规范日本军队的规章中，第一条就是向上级军官申诉是件十分丢脸的事。因此士兵之间的争执全部由自己去解决，这在军官看来是一种部队“锻炼”的方法，因此绝不参与其事。正是这样的背景，所以二年兵常把自己上一年所受的屈辱发泄到一年新兵身上，以展现他们自己受“锻炼”的水平。据说很多人在军队锻炼之后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个“黩武的国家主义者”。这应该不全是因为军队中的锻炼和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论教育的结果，也不全是因为他们脑中早已灌输效忠天皇思想导致的，之所以产生前后完全不同的人格变化应该与经受各种屈辱的体验有很大关系。在这种培养年轻人的大背景中，青年们往往都会对“自尊”非常敏感，一旦陷入总是被欺辱的环境，当他有一日有机会欺辱别人之时，是非常容易变得野蛮残暴的。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屈辱，而屈辱又被他们认为是被他人排斥的根源，只有像欺辱自己的人一样欺辱别人，自己才不会被这个集体抛弃。
近代日本在中学和军队中出现的这种欺侮，与日本悠久的嘲笑和侮辱传统很有关联。那些在中学和军队中的风气也不是近代日本的创造。我们能够清楚看到，因为“对名誉的情义”这种义务的熏陶，和美国人难以忍受嘲讽相比，日本人更加不能接受其他人的嘲弄行为。尽管曾经被嘲弄的集团有朝一日会嘲弄一个新的集团，但谁也不能保证曾经被侮辱的少年会不会绞尽脑汁地报复虐待自己的人，这和传统日本的行为方式十分相似。我们经常看到的西方国家中找替罪羊来发泄积愤的情况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的少年最关心的是直接报复，只有虐待自己的人被自己直接报复时，他才觉得“痛快”。
重建战后的日本，真正关心日本前途的人们，你们应该特别注意日本这种在成年学校和军队中屡见不鲜的侮辱戏弄弱者新人的习俗。我们应着重向日本少年强调“爱校精神”“老同学关系”等等，避免这种以大欺小、以高压低的风气，而军队中要坚决杜绝虐待新兵的传统。当然老兵在训练新兵的时候应该有严格的训练要求，坚持这种严格，在日本不属于侮辱之列，可是嘲弄和虐待则没有狡辩的理由。如果在学校和军队中，发生了这类侮辱和虐待的行为，虐待他人的当事人应该受到惩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更为有效地对日本的再教育，这要远比将天皇的神格否定，将那些国家主义内容从孩子们的教科书中删除的策略更为有效。
日本少女不必学习“对名誉的情义”的准则，也没有像男孩那种在中学或军队训练中受到侮辱的体验。与男孩比起来，她们的生活更为平稳安宁。她们从一开始就被教育：不管是什么事，男孩都先于女孩，很多礼品或他人的关爱，女孩是没有资格接受的。作为女孩，必须尊重不能公然主张自己具有特权的处世规则。只有处在幼儿时期的她们才是有自己的生活特权的。尤其是小的时候，她们可以穿长大以后不能随便穿的鲜红衣物。这个颜色，在成人后基本上是不能再穿了，直到六十岁后，也就是又一次拥有特权的时期，才能再穿。在家里，还很小的她们也能和兄弟们一样，彼此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矛盾的的祖母和母亲都会十分宠爱她。另外，如果有弟弟或妹妹，女孩的角色就更加重要了，弟妹会跟姐姐十分亲近，要求和她同睡——这是表示最为亲近的方式。而姐姐也会常常把祖母给自己的好东西分给弟弟妹妹。日本人并不喜欢自己睡觉，孩子们也是如此，而“最为亲近”就体现在两个人的睡床在一起紧挨着。当女孩已经九岁或十岁以后，她们的位置便被男孩的游戏伙伴所取代，不过她们还有新的方面可以炫耀，比如新发型。当姑娘到十四岁至十八岁，发型是最讲究的，这时她们能穿用丝绸做的衣服，家里人也会想方设法地让她们更加漂亮地妆扮起来。虽然她们被男孩们排除在圈子之外，但女孩也可以从这些地方得到一些满足。
她们还得服从各种约束，这不需要父母去要求。一般来说父母不会对女孩进行体罚，但却用平静坚定的期待让女儿最后按照规矩生活。下面的一个例子能够充分见到一个女孩要接受的“没有权威”的压力。一位博学的儒者在稻垣钺子六岁时教授她汉文经典：老师在授课的两小时内，除了双手和嘴唇外，几乎纹丝不动。我就得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像老师一样纹丝不动地端坐。在一次上课时，我稍微动了一下，老师的脸上立刻露出不满的神色，虽然看不太出来。然后他将书轻轻地合上，慢慢地但却非常严峻地对我说：“今天你显然没有心情学习，你回房间自己思考一下吧。”我被老师说得无地自容，可是也没法辩解。于是我向悬着的孔子像行礼，然后再向老师行礼道歉，恭敬地从书房退出。我很担心地来到父亲跟前，像往常那样向他报告。因为还没到下课时间，所以父亲十分吃惊，但他好像并不在意地问：“你的功课这么快就结束了？”在我听来这句话让人惭愧。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此事就觉得难堪。①
杉本夫人也描写过一个例子，那是她的祖母，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日本父母一个显明的态度：我的祖母十分安祥，但她希望所有人都能够遵从她的想法。在这期间她不会叱责什么，也没有争辩，可是祖母仍然像柔软的真丝一样让这个小家族在她认为正确的方向上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