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像柔软的真丝”似的“希望”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固有的训练。一个女孩的学习并不仅是一些生活的规则，更重要的是习惯。小时候怎样用筷子，进入房间要有什么样的姿态，以及以后成年时需要学习的茶道和按摩，所有这些都是长辈手把手教和自己不断练习的结果，直到这些形成一种习惯。日本的长辈们认定孩子们只要坚持训练“自然而然”就能形成好习惯。杉本夫人还曾描写过她在十四岁订婚后是怎样学习伺候丈夫用餐的经历。她之前从未见过自己的丈夫。当时她的丈夫在美国，而自己则在（日本的）越后。但还是需要不断学习如何烹调，由母亲和祖母监厨，自己“亲自下厨去做我哥哥告知的松雄（未来的丈夫）喜欢吃的食品。我想像他就在我的身旁，我给他夹菜，劝他先吃。祖母和母亲也配合着装做松雄就在眼前一样不时地询问。此外，我会很注意自己的服饰和动作，就如丈夫就在身边一样。也因为这些练习，让我学会了关心和尊重丈夫，学会了尊重我作为一个妻子的地位。”①
对比起来，男孩没有这么多规矩，不过他们也会有一些细致的习惯训练。学习了习惯之后男孩们就需要注重自己的行为。特别是青年以后，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些训练是不能进行传授的，比如求爱，这是没人教的。家里也不允许任何表现性爱的行动公开，另外，孩子在九岁或十岁以后，若不是亲属关系，男女孩不能同席。一般日本人的习惯是在男孩还没有性兴趣之前就由父母帮他订立婚约。男女孩之间接触的最好状态就是“害羞”，这样就不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个词也常被农村人用来取笑男孩，让他们“害羞”，而不接触男女之间的禁忌。可是男孩还是设法去了解这方面。以前，甚至是最近，在很多偏僻的农村，有一些姑娘在未婚之前就已经怀孕。像这种婚前性经验并不算人生大事的“领域”，而父母议婚时对于此事也不很在意，可是现在，就像一位须惠村的日本人向恩布里博士说的那样，就算是女佣人也已经受到了必须保持自身贞洁的教育。一些升入中学的男孩也被禁止和异性交往。所有日本的教育或舆论对于两性在婚前的亲密交往问题态度一致，严防谨守。日本电影中就常把那些比较随意的年轻女孩定义为“坏”青年，而那些可爱女孩才是“好”青年，一些在美国人看来是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甚至也会被日本人认为是好青年。如果向女人表达亲昵之情，比如那些追求艺伎、妓女、咖啡女郎的人，会被人认为是“放荡”。
艺伎馆是能学到色情艳事的最佳地点，“艺伎可以教你，而男人要做的只是在一旁观看。”即便是自己笨手笨脚也没有关系，当然他也没有指望和艺伎发生什么关系。不过，去艺伎馆的青年很少，大多数青年是去咖啡馆中看男人怎样亲近女人。但这毕竟不像生活中的其他训练，有人专门指点，所以男孩对自己缺乏自信。在性行为方面也是属于日本男孩没有长者亲手指导但又需学会的生活领域之一。如果是比较有地位的家庭，年轻夫妇结婚时会有《枕草子》①和画着各种姿态的画卷。一位日本人说：“看这些书就能学会。就像布置庭园，虽然没有父亲传授，可是上了年纪之后自然就学会了这种嗜好。”日本人能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块，是非常有趣的，尽管大多数青年知道性行为是通过别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这是完全不同于其他训练的领域，没有成年人的细致教导。因此这让日本青年深信，性完全不同于人生义务的领域，它可以自己去掌握和寻求满足，虽然他感到不安和迷惑，但这不是什么人生大事。于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便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则，男人在婚后仍然无所顾忌地在外寻欢作乐，但这无关于侵犯妻子的权利，也威胁不到自己的家庭关系。
妻子就没有类似的特权，其义务是为丈夫保持忠贞。即便被某个男子吸引，也只能暗中进行，不过大多数日本女性的隐秘私恋都会被发现。有很多因为神经过敏或心绪不宁的女人被说成“歇斯底里”。其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女人自己，在日本“女性的困难往往不是因为社会生活，而是因为性生活，许多精神上出现问题或者歇斯底里（神经过敏、心绪不宁）患者，是因为缺乏性协调。因为妻子的性欲只能靠丈夫来满足。”②须惠村一些农民说，女人的很多病“开始于子宫”，到后来蔓延至头部。倘若自己的丈夫迷恋其他女人，那么妻子满足性欲的手段就只能靠日本人认可的手淫。无论是农村还是上层家庭，大多数女人都私藏手淫的传统器具。农村中生过孩子的女性甚至可以随便地谈论性的话题，这在没有成为母亲以前，是一句都不会说的。随着年龄的变化，一些原本禁忌的玩笑也会出现在男女混杂的宴会上。甚至她们还会配合一些猥亵的小曲节拍，跳起色情舞蹈。须惠村还有这种情况：当士兵服役退伍，所有村里人都会到村外去迎接，而此时，一些女人还扮成男人，开一些下流玩笑，如假装去强奸年轻姑娘的游戏。
日本女性在性问题上相对来说有一定自由，越是低微出身的女性，其自由度也就越大。虽然她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禁忌，可是有关男女之事却不必忌讳。让男人性欲得到满足时，她们自己也是淫荡的，而在男人提出性要求时，她们却又克制性欲。成熟年龄的女人会抛开很多禁忌，一些出身低微的女人，其淫荡程度并不比男人差。日本文化对于女人的品行要求并不是只有一个标准，年龄不同场合不同，要求也不一样，这一点与西方不同，后者把女人只是简单地分成两类：“贞女”和“淫妇”。
当然，拥有特权的男人也不能总是放纵的，节制和谨慎是他们必须能够做到的，这根据场合而定。一般来说他们最大的乐趣是可以和自己的兄弟朋友喝酒，若有艺伎相陪则更为理想。日本人对于饮酒没有什么规矩，他们常常醉酒。只要两三杯酒，那种平常严肃拘谨就会一扫而光，彼此之间倚躺，勾肩搭背，十分亲密。醉酒者基本上不会出现粗暴行为或是打架。除了喝酒之外，日本人还要求男人不能做那些让人讨厌的事。若是某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被众人指责，也就相当于自己成了仅次于日本人骂人的“马鹿”（混蛋）。
我们西方人以前对于日本人矛盾性格的描述，全部能够从日本人对孩子的培养中得到解释。他们对孩子的培养让日本人的人生观有两面性，其中任何一面都非常有意义。幼儿时期日本人让孩子有特权，能够骄纵地生活，随着成长，各种约束成为了生活的准则，但他们却总是记忆着当初“不知耻”年代的快乐生活。他们不看重未来是不是天堂，因为，他们已经感受过童年时期的天堂。他们把童年时代定义为性本善，他们认为所有的超自然神都是慈悲的，他们很骄傲自己是一个日本人。这些让日本的道德非常容易建立在一种极端观念上，也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有“佛性”（成佛的可能性），并在死后也能成神。因为这些观念，日本人很固执、自信，对于自己的理想可以做出任何努力但不会在意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距离理想很远，他们会对自己的意见十分坚持，甚至不惜反对政府，拼死力谏，以证明自己的正确。但有时，他们也会因为这种自信而集体性的狂妄自大。
孩子在六七岁以后，渐渐懂得“谨言慎行”、“知耻”，其背后是传统文化的强大压力。一旦犯错，可能整个家庭都要反对他。这与普鲁士式的纪律并不一样，而且不可能逃避。就算是无忧无虑的童年，父母经常让孩子接受的两件事也已经奠定了他们将来履行人生义务的基础：一件是反复地训练孩子便溺；另一件是对孩子的嘲弄，威胁遗弃他。这种经验让孩子们能够熟悉那些严格的约束，让他们知道被“世人”耻笑和遗弃的后果。因此，孩子自己也会逐渐抑制无拘无束或公开表达的冲动。有冲动未必不好，可是必须合时宜，严肃的生活就是要求他们符合时宜。当童年的特权日渐被剥夺，那么成人的享乐也会变得被允许，只是童年的很多感受不会从此消失。因此日本的人生哲学完全可以从童年中寻找根源。对于“享乐”的态度就是一种回到幼时的经验。成年时期的“自由领域”，就是再次体验幼年时期的快乐。
在日本儿童自由的幼儿期和备受约束的少年阶段有一个明显的过渡，那就是得到伙伴承认。这是每个儿童心中的一道坎，跟道德标准没有关系。一般的孩子在儿童生活前期，只会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计较攀比，以此猜测母亲对自己的态度。他可以敏感地感受到他人对自己是否冷淡，有的甚至问姐姐：“你疼爱我吗？”但在儿童生活后期，因为各种准则要求他放弃自己的愿望，能够得到“世人”的赞许和承认就成了他行为的动力，其惩罚也成了被“世人”讥笑。当然，在大多数文化中都存在这类对儿童的压力。可是日本的这种压力尤其沉重。倘若“世人”讥笑，那么孩子想到的就是母亲可能要丢弃他。所以，比起挨打，被伙伴们排斥更加可怕。这也让孩子对他人的嘲笑和排斥威胁十分敏感，就算只是脑海中这样想也非常恐怖。而整个日本社会没有保持秘密的习惯，一个人的情况很快就能被“世间”所知，若是他的行为不合众人的标准，那将会很快被孤立，这可不是想象出来的，人们的私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亮在外面，众人皆知的。
日本人有一些特别的行为也是源于儿童成长阶段前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幼年期的自己是一个“不知耻的自我”。因此在成年后还常常对镜自照，从中窥测自己还有多少儿时的童真。日本人说，镜子能够将纯洁永恒地反映出来，虚荣心不会在镜子中增长，“妨我”也无法从镜子中看到，能看到的是自己的灵魂深处。“不知耻的自我”可以通过镜子看到镜子里的眼睛，这就是灵魂的“窗”户，从中能够看到最纯真的自己。日本人甚至要在镜子中找到理想中的父母形象，据说不少人还为此而随身带着镜子；还有的人会在佛坛上摆一面镜子以便静观自身，进行反省，这叫做“自祭”，“自己拜自己”。战争期间，有一首歌曾被日本的广播电台特别播送过，歌里赞扬的就是几个女学生自己花钱买了一面镜子摆放在上课教室里，没有日本人觉得这是一种虚荣心，反而认为这是几个女学生在心灵深处又一次焕发的为目标献身的精神。在日本，对镜自照是可以观测精神是否高尚的一种显现在外表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