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这些有关等级制和精神力量的信念，所有战争中的日本人对事物的看法，都可以拿来作为比较文化研究的资料。战争中的日本当局把所有问题，尤其是涉及领土安全、军队士气的问题，都用精神的答案来回答。本土的城市被空袭，塞班岛上军队溃败，菲律宾群岛失守，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日本政府只会告诉老百姓：所有发生的事早在预料之中，所以不必有什么担心。无线电中正在广播着十分夸张的宣传，或许政府就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日本民众继续相信，所有的日本人仍然生活在一个什么都已经预计到和安排好的世界里。当局认为这个办法能够让民众不必惊慌而迅速镇静下来。“虽然美军已经占领基什加岛（Kiska），这使得日本本土也陷入了美军的轰炸圈之内，不过我们已经对此作了充分估计和必要准备。”“我们认为帝国的敌人会通过陆、海、空三军配合对我们发动立体性的攻击。但是，在我们制作计划之初，已经对此加以考虑了。”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惊人。包括那些渴望日本早日结束这场已经失去希望的战争的俘虏在内，所有日本战俘都认为，日本本土的民众士气不会被盟军的轰炸所摧毁，“因为人们对于盟军这些手段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当美军着手进行对日本本土城市大规模轰炸时，日本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仍然在电台广播中说：“敌人的飞机终于飞到了我们本土的上空。不过，这早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我们的飞机制造业者已做好当这样的事来临之时，我们应该做的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什么忧虑。”所有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已经被日本人预料到，而且他们对此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并且不会有什么大的纰漏，能够绝对保证日本的安全。在这一信念背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日本人一直坚持的无法取代的主张：不管是什么事，只有我们主动期求的，绝对没有我们被动接受的，更没有什么人能够强加给我们什么东西。“并不是我们受到了敌人的攻击，而是我们放弃了很多，主动把敌人吸引了过来。”“敌人们，既然你要来就放马过来吧。”日本人绝对不会对自己说：“这些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会说：“这些期待的事情终于来临了。我们会主动迎接它的到来。”日本海军大臣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曾经引用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最着名的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说：“这个世上存在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到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当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非常艰难难以逾越的困境之时，我们必须靠自己去创造自己的命运。”另外一个例子，根据电台的报道，日本驻马尼拉将军山下奉文在美军攻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微微一笑，说道，‘敌人现在已经落入我的怀中……’”“敌人登陆仁牙因湾（LingayenBay）之后不久，马尼拉市便被占领，这正是山下将军之前筹划好的圈套，事态的发展与将军的部署正好一致。将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也正在进一步实施中。”总之，即使是溃不成军的惨败，也是在日本人的预料之中，并按照日本人已经想好的方向发展。
日本人会走极端，美国人也一样，只不过是美国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竭尽全力投入战争的美国人把所有的原因归结为别人把战争强加给了我们。因为我们被别人攻击了，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的发言人在稳定民众情绪方面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失败说成是早在预料之中，发言人在谈到美军在珍珠港或者巴丹半岛的失败时，他们不会说：“我们已经充分预料到了这些失败。”相反，他们会说：“这是因为敌人疯狂的蛮干，对此我们必须展示美国的力量，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美国人的模式就是让自己能够经常应对挑战，并且可以做到随时应战。而日本人的模式则是让自己的所有事情在事先都有相应的安排，对于日本人来说，让他们最为麻烦的事就是事前没有预料到。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体现在其作战行动中的例子还有一例跟战争宣传有关的。他们会经常告诉军队和民众：“现在全世界的眼睛正在盯着我们，看我们如何去做。”因此，作为一个日本人或者日本士兵就需要把自己身上所具备的日本精神完全发挥出来。当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日军指挥官对其部队所下达的作战命令是，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日军的表现，他们必须在美国人面前表现出日本男儿的本色。与此相近的一例是，日本海军官兵有这样一条诫令：当他们所在舰艇被敌人鱼雷攻击而不得不弃舰逃生时，必须用最出色的动作和姿态来到救生艇上，如果不然，“会有损帝国海军的威严，被世人嘲笑，而可恶的美国人就会拿你们的丑态去拍成电影，送到纽约去放映”。这是严重影响日本人在全世界民众心中的形象的，所以他们会尽力保全日本人在世人眼中的良好感。其实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这一点也是有着深厚渊源的。
当然，最引人注意的还是日本人对天皇的态度。我们很好奇这个所有日本人都尊若神明的天皇到底有多大控制力来影响他的臣民？几位研究日本的美国权威人士已经指出，天皇在日本漫长的七百多年的封建时代中，实际上大多时候只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傀儡元首。当时的日本人只是对自己的直接统治者“大名”或者大名的上司“将军”尽忠，人们对天皇的态度是否忠诚，根本没有人在意。可怜的天皇在这个时期只不过是被幽禁在与世隔绝的小皇宫之中，天皇所必须参与的一些活动和仪式也都在将军制定出的规章制度中受到严格的限制。极端情况是，如果一个颇有地位的封建诸侯向天皇陛下表达自己的敬意，将会被认为是对将军的背叛。所以在整个封建时代，日本的普通民众完全感受不到天皇的存在。有不少美国学者在对于日本天皇的问题上坚持认为，必须考虑历史上日本人对于天皇的态度，然后才能解释，为什么仅仅只是一个模糊和默默无闻地活在民众记忆中的天皇影子，能够被日本人重新拥戴起来，形成了一个保守的民族重新集结和振兴的真正中心？这些学者并不认同一些将天皇描述成在日本有永世不坠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夸大了天皇的作用，这些日本评论家的言论只是在脆弱的论据下才勉强成立的。这些学者认为，现在美国不需要礼遇天皇，与此相反的是，正是这种近代日本人制造的元首观念让日本在破坏世界和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美国应该猛烈地攻击。事实上，现代日本的国家核心就是天皇，倘若美国挑战天皇的神圣性并且摧毁了天皇的存在，那么，现在日本的国家结构可能也会随之彻底坍塌。
另外一些对于日本非常熟悉的美国人，对于上述学者的意见会持一种相反的意见，尤其是当他们接触到一些来自前线或者来自日本方面的报道或文献之后，他们会更加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在今天的日本生活过的人应该都十分明白，如果有人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会严重地刺激日本人，并让他们因为愤慨而重新鼓舞民族士气。日本人绝对不会认同，军国主义和天皇是一体的，如果你说是因为攻击军国主义而攻击天皇，那只会让日本人仇视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日本对于军国主义完全没有好感，他们高喊着“德谟克拉西”①的口号，据说当时的军人到东京市区外出时甚至要谨慎地换下军装而改穿便装，但是在这一军国主义臭名昭着的年代里，日本民众对天皇的崇敬仍然十分狂热。有些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人士认为，德国人高喊“希特勒万岁”是完全不能与日本人崇敬自己的天皇相提并论的，因为前者只是一张与纳粹党兴衰相一致的晴雨表，同时联系着法西斯制造的一切罪恶，但是日本人与天皇的感情却与此完全不同。
被俘的一些日军士兵供词也能够证明上述的说法。与西方战俘不同，日军在俘虏之前没有接受过被俘以后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的教育，日本战俘对于各种问题的回答很难有什么有意的统一性。日本军人为什么没有这种常识性训练，当然与日本一向宣扬的不投降主义有关。日军不投降主义一直贯穿整个战争期间，不过直到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这种情况终于有了改变，当然还有部分军团和地方部队仍然坚持绝不投降的信念。由于战俘的证词能够反映日本军队意见的一个横断面，所以重视对于战俘证词的分析在我们研究日本在战争中的行为非常有意义。但是即使这些日军已经投降，他们也不会因为士气低落而绝望，更不会丢掉军人的尊严而投降。除了很特殊的少数人之外，大部分日本战俘是因为受伤或者失去知觉之后，完全没有了抵抗能力而被俘的。
这些顽固战斗到最后的日军战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按照天皇圣意行事的，他们认为自己是“遵奉圣意”，同时也会为了让“陛下放心”而甘愿“为天皇献身”。对他们来说，“参加战争是为天皇效力的表现，是在天皇指引下的神圣光荣行为，而服从天皇是我的天职”。有意思的是，反对这场战争和反对日本对外侵略计划的日本人，同样把他们追求的和平主义信仰归功于天皇陛下的引导。总之，对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反战者认为天皇是“拥护和平的陛下”，他们坚信并强调天皇“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战争的，并且是自由主义的信仰者”；“天皇陛下只是让东条欺骗了”；“当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陛下对于军部的行为表示反对”；“天皇从来不喜欢战争，也从来不希望自己的国民卷入战争。发动战争的时候，天皇并不知情，或者这场战争本身就是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的。天皇也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对待。”以之对比德国战俘，你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不同。德国战俘尽管对于那些背叛希特勒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的人表示极大的不满，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必须由希特勒来承担战争和备战的责任。而日本的战俘则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天皇和皇室的忠诚与导致战争的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政策是完全不能混淆的两件事。
日本人是不能将天皇和日本分开的。“如果没有天皇，那日本就不是日本”，“天皇代表着日本所有国民，是日本的象征，是所有日本人崇敬的中心，是高于宗教的一种信仰”。因此，日本的最后失败，不能把责任归于天皇，也不能因为战败而让天皇受到谴责。“日本民众不会同意战争责任应该由天皇承担的意见。”“即使是战败，这个责任也应该由内阁和军部来承担，天皇对此没有责任。”“就算日本最后彻底战败，所有的日本民众依然会继续对天皇表示尊崇。”
日本人这样庇护自己的天皇，在习惯于任何人都应该接受怀疑和批判观念的美国人看来，简直是愚昧的自欺。日本人确实是这么做的。在战败之后，日本人坚持自己原来的舆论。在审讯日本战俘时，审判官不必花费心思告知被审判者“拒绝诽谤天皇”的提醒，因为所有的日本战俘没有任何人想去诽谤天皇，那些与盟军进行了合作、为盟军向日军作广播的日本人同样不会说天皇的任何闲话。无数来自各地的审讯战俘口供中，仅有区区三份供状委婉地表达了对天皇的反对，这其中只有唯一一份提到：“如果继续让天皇在位将是一个错误。”而另外的一份则说天皇“只是一个傀儡，意志薄弱”。第三份则只是猜测，认为天皇可能会让皇太子登基，而日本如果没有了君主制，日本的女性或许也能实现她们羡慕已久的像美国一样的妇女自由。
正是因为日本人普遍对于天皇陛下的崇敬，所以，日本军部的将领们也利用这一点，他们会给自己的部下分赏所谓的“天皇恩赐”的香烟；当天长节来临时，将领们会率领自己的部下面向东方进行三拜并高呼“万岁”；当“部队白天黑夜地受到轰炸时”，将领们和部下们会在每天清晨和傍晚共诵天皇亲自在“军人敕谕”中对军队所颁赐的“圣旨”，“奉诵之声回荡在森林之中”……军国主义的恶魔就是这样极力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号召这些官兵做到“谨慎奉诏”，“不令圣忧”，让他们“以崇敬之心报答陛下仁慈之德”并让他们甘愿“为天皇献身！”不过，对天皇的崇敬也是一把有利有弊的双刃剑。就像一些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会“如果天皇下令，就算手中仅有一杆竹枪，同样能够无所顾忌地迅速投入战斗。但是同样，如果天皇下令停止战斗，那么也会立即停止所有抵抗”。“只要天皇下诏停止战斗，那么第二天，全日本都会放下武器。”“就算是最为强硬和好战的关东军也会在天皇的诏书下立即停止战斗。”“日本民众不会承认自己战败，除非能够见到天皇的圣旨，如果见到天皇的圣旨，日本会立刻停止任何抵抗并情愿为重建一个新的家园而努力生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