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于天皇无条件的忠诚和有着无限的崇敬，对除天皇之外的所有人和集体则进行批判，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们从日本的一些报刊杂志上或者战俘证词中，很容易发现这其中对于政府和军部领导人的不满。对于在战争前线的指挥官们，特别是一些没有与自己的部下共同战斗的人，被俘的日本士兵往往会破口大骂；还有一些在战争处在不利阶段乘坐飞机潜逃，不顾士兵们死活又鼓励他们战斗到最后的指挥官，更是难以逃脱人们的诅咒。日本人会赞扬一些军官，但也会激烈地谴责另外一些军官，所有的事物在日本人眼里都会有一个善恶之别。即便是替日本政府进行宣传的日本国内媒体、报纸和杂志也会指责“政府”的弊病和错误，在这些宣传工具眼里，日本领导人应该具有更有力的领导和更加协同的配合，而这一点，显然政府的作为并不能让他们满意。与此同时，媒体还会抨击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其中发表于1944年7月一家东京报纸的一篇座谈记录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次座谈由日本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和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共同参加，在发言记录中有这样的意见：“让日本民心得到振奋的办法，我认为有很多，不过言论自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没有哪个日本国民敢于毫无保留、直言不讳地把自己心中真实想法说出来。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毫无保留的表达会遭到某些人的指责。我们的国民心中满怀疑虑，他们只会说一些应付表面的意见，像一只胆小的老鼠。如果一直是这样的状态，我们怎么能完成激发全体国民力量的工作。”另外一位发言人则沿着这个题目继续补充道：“我每天都会与自己选区的选民进行座谈，每次座谈几乎都会到深夜。我希望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他们对各种事情的意见，可是事实情况是所有人都唯唯诺诺，没人敢说实话。我们向往的言论自由现在完全得不到保障。这是如今不能激发国民斗志的最大障碍。现在实行的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让我们的国民受到很大限制，他们就像在封建时代的民众一样，胆小如鼠。我们本身具备的战斗力，现在根本不能全部发挥出来。”
我们虽然看到了日本人对于自己的政府和操纵战争的大本营以及对于他们自己的上司进行了很多不满的表达和批判，甚至在战争正在进行时，他们也没有停止这样的不满表达，但是，日本人对于政府推行的等级制梦想的优越性没有任何怀疑。除了天皇之外，日本人对于其他一切都不会完全认同。让我们好奇的是，天皇的崇高地位只是在近代日本才真正确立，时间如此之短为什么却能受到这样牢固的尊重？是什么样的特殊情结让日本人认同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待遇？天皇的一道命令，就能让哪怕仅剩竹枪的日本人战斗到死。正在顽固抵抗、拼死挣扎的日本兵同样在天皇的一道诏书下，可以老老实实地承认战败，接受被占领。这些话可信吗？日本人是不是在拿一些根本不可能的东西故意欺骗我们，还是确有其事？
在这场战争中，无论是日本人的反物质主义信念还是对天皇的庇护，日军所有战时行为其实不仅与前线战事有关，同样还与日本国内情况有关。日本民众对于很多事物的态度，都与在前线作战的日本军队有着微妙的关系。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日本人对于战斗力消耗的看法。比如，当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被授予美国海军勋章的时候，日本人对此觉得不可理解，他们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与美国人的态度完全相反。其中一家广播此事的日本电台评论道：美国人把海军勋章授予了他们的司令官约翰·爱斯·麦肯因①，但为什么受勋的官方回答并不是因为他打败并击退了皇军。在此之前尼米兹的公报已经宣称这位司令官把皇军击退。……麦肯因之所以受勋只是因为，他使得两艘受损的美国军舰免于被皇军击沉并把它们成功护送回了基地。我们看不出这件事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除了它是一件并非虚构的事实，我们不知道它还有什么价值。……我们没有怀疑麦肯因将军挽救了两艘军舰的事实。但我们更希望天皇的臣民了解这样一件奇怪的事：在美国，要想获得至高的荣誉授勋，只要救两艘军舰就行。
美国人认为不管事大事小，出于救援目的，将陷入困境的人们救出或者任何一点对他们的帮助都是足以让人感动的高尚之举。美国人认为勇敢行为，就是去帮助处在困难中的人。倘若他能够让受难者获救，那么这就是英雄的行为。但是日本人所认为的勇敢，并不是这种援救。包括我们把救生器配置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也被日本人认为是“胆怯”。在日本报纸、广播中，日本人曾经屡次讨论这个话题，他们认为最高尚的行为就是视死如归，而那些谨小慎微的行为没有精神价值。日本人的这一态度还不幸地体现在了他们对待伤病员或者疟疾患者上。在他们看来，这些伤病的士兵已经是废物，无法继续实践他们高尚的精神使命，因此日军的医疗服务十分缺乏，以至于不能维持军队正常的战斗力。随着战争的进行，无法及时进行补给让本来就非常不完善的医疗设施难以维持。但前线缺乏医疗设备只是日本特色的一个方面，日本人蔑视物质主义的信念作用远远不止是抨击美国的堕落。战场上的日军士兵在没有医疗设备救治的时候会被教导说，死亡就是精神的最后胜利。在日本人看来，我们关怀备至地照顾病患者，或者我们在轰炸机上配置安全设备等等，都是对成就英雄的阻挠。而且，我们要说的是不仅战场上的日军士兵如此，在平时的生活中，日本人也非常不习惯找内外科医生去看病，这与美国完全不同。在美国，人们怜悯患有伤病的人要远远胜过关心其他福利设施，这一点在战争没有爆发之前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认同。但在日本，这些看法是少见的和陌生的。当战争正在进行中时，日军中没有配备一个有过专门训练而能够在战火中搬运和抢救伤员的救护班，也没有成系统的，如前线救护所或野战医院，及在大后方的康复医院等医护设施。如果出现一些紧急情况，日军甚至把伤病士兵杀掉。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的战场上，经常出现日军不得不从有医院的阵地撤退的情况，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自己有条件的时候把自己的伤病员预先转移的习惯。除了执行所谓“有计划的撤退”，当敌人已经就在眼前的时刻，他们会采取有限的措施：身负职责的军医，会在自己临走之时，枪杀无法转移的伤病员，或者伤病员手持手榴弹自杀。
日本人对于自己的伤病员同胞尚且如此，对待美军战俘的时候也同样没有更新鲜的选择。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样对待战俘或者自己的同胞，完全是日军犯有虐待罪的铁证。曾经作为战俘而被日军关押在中国台湾三年的美国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Ha-raldW.Glattly）说，他被监禁期间，“被俘的美军受到了比日军兵更加细致的医疗护理。因为在战俘营中，盟军士兵至少可以得到被俘的盟军军医照顾，而日本人却没有一个军医。其中一段时间，负责日军伤病员护理的唯一医务人员只是一个下士，他后来成了中士。”而这位被俘的上校在一年之中也就只见到过一两次日本军医。①
日本人对战斗力消耗的这种态度，最极端地体现在了他们的不投降主义。按照我们所熟悉的知识，任何西方国家的军队只要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之后仍寡不敌众或者毫无翻盘希望时便会选择对敌军投降。但是这样的行为无损于他们认为自己仍然是一名光荣军人的观念，而且在投降之后，根据国际协议，受降一方还会通知本国，让他们的家属得知士兵们仍然活着。不管是军人本身还是军人的家属还是所在国家的平民，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耻辱行为。可是，日本人对待同样问题则完全不同。日本人的荣誉就是让自己战斗到死。当日军绝望时，日本士兵要做的就是拿起最后一颗手榴弹冲入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或者自行了断，总之绝对不能投降。如果是因为伤势丧失知觉被俘，这也不可原谅，因为被俘的士兵会有一种“从此之后难以抬起头来做人”的认识。他的名誉已经消失殆尽，对比他从前的生活，他只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了。
或许我们会觉得这样苛刻的命令会让参战的日本士兵难以接受，可是我们错了，日本军队中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命令，是在没有对前线士兵进行过什么特别教育的情况下得到执行的。所有的日本士兵都会没有质疑地实践这样的军纪，所以在惨烈的北缅会战中，日军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是142比17166，即1比120。而且，这142名日军中，大多数都是已负伤或昏迷情况下被俘的。至于某名士兵单独投降或者两三个人一起“投降”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对比一下西方国家的军队，如果阵亡者已经超过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那么大多数部队都会停止抵抗，向对方投降。也就是说我们的被俘者和战死者的比例基本上在4∶1左右。即便是在霍兰迪亚（Hollandia），出现了第一次日军的大规模投降情况，但其投降者和战死者的比率仍然为1∶5，这让人不得不吃惊。不过比起北缅战场上的1∶120，这显然已经是日军的巨大变化了。
因此，那些投降日本的美国人在日本人眼中，已经做了一件可耻的事。若是因为受伤、疟疾、赤痢等等伤病原因而不得不投降，那么他在日本人的意识里，也已经作为一个“废物”而被排除在“完好的人”之外。很多美国人曾经说到，如果在日本战俘营里发出笑声，那将会严重刺激日本看守而使自己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美国人无法理解日本人把战俘看成奇耻大辱的看法，他们根本不懂这一点，无法忍受日本人这种偏激的观点。不过日本对待战俘的一些政策与美国对待战俘的政策是共通的，比如急行军或者乘坐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运输船转移等等。有些美国人也提到，日本哨兵曾经总是要求他们不得反抗，即使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地方，也必须把自己的叛逆行为隐藏起来，在那里，公开违抗就是最大的犯罪。日本看守者通常都会禁止战俘营的战俘在白天劳教时把外边的食物带回来，这个规定几乎就是一纸空文。很多人都会把水果或蔬菜包好带回来。但是，如果这样的行为被发现，就会被认为是对于日本胜利者的猖狂犯罪，也就意味着一向狂妄的美国人完全不把日本人的权威放在眼里。对于这种公然挑战权威的恶行，即便仅仅是一句顶嘴，也会被处以严厉的惩罚。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不允许对长辈或者应该尊敬的人顶嘴，在日本军队里，部下的顶嘴会受到严惩。战俘营中的日本人确实对战俘有过许多暴行和虐待。不过，许多我们看上去难以理解的暴行如果从日本人的文化习惯上来观察时，就可以理解了，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宽宥日本人的战争罪行。
日本人用自己的一些观念去揣测敌人，尤其当战争刚刚开始时，日军士兵认定敌军会虐待而且杀掉投降的战俘，基于这一点，日军士兵更加把投降的行为视为耻辱。在日本，有一个流传非常广泛的谣言，他们说：在瓜岛被俘的日本士兵最后被美军用坦克碾死。当时一些日军士兵没有办法被迫打算投降，但这样的行为让美军心中存有疑虑，为了保险起见，美军就用这样残忍的办法把这些日本士兵杀害。这虽然只是一个谣传，但是基于日军士兵往常的表现（决不投降），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投降”，美军有类似的怀疑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日本士兵在自己除了死亡别无选择时，他常常会用极端的形式与敌人同归于尽，并坚定地认为这是一种永恒的骄傲，即使有的日军被俘，他们也时刻不忘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想法，因此对待日本战俘，往往不得不多有留意。一个日军战俘曾说：“我们既然早就决心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最后若是没有选择壮烈牺牲，那就是一种奇耻大辱。”由于这种可能性，美军真的有所怀疑也是理所当然的，而美军俘获的日军人数也因此大大减少。
日本人已经把投降是可耻的观念牢牢地印在了自己的内心深处。这和我们所熟悉的战争惯例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日本人把这种差异视为理所当然。就像我们不能理解日本人的一些行为一样，我们很多做事情的方式日本人也同样难以理解。当有美军的战俘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把自己的姓名和现在仍然活着的信息通知美国政府的时候，日本人非常吃惊，同时抱之以十分蔑视的态度。当在巴丹半岛浴血奋战却仍然失败的美军准备向日军投降时，也是很多日本普通士兵没有想到的，他们原以为美军会与他们一样战斗到最后。日本人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不会把投降的行为当成一个极大的耻辱。
在美日两国军队有趣的对比中，一个最有戏剧性的差别是，日军士兵在被俘之后竟然会与他宁死不降的盟军合作。在日本士兵的脑海里，或许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如何适应投降之后的新环境。这些被俘的日本兵已经没有了作为日本人的名誉，从而也就失去了作为一个日本人的生命。不管战争最后是不是失败，很少有日本战俘要求遣返回国。有一些战俘甚至要求把自己处决，他们说：“如果你们因为战争惯例而不这么做，我就只能选择成为战俘中的模范。”事实上他们做的事情比模范战俘还要多很多。那些曾经有着很多年极端国家主义信仰的人或者在日军部队中服务了很多年的老兵会向盟军提供弹药库的具体位置，还会把日军兵力的部署情况告诉盟军，帮助盟军书写宣传材料，指导盟军飞行员应该轰炸的军事目标。他们绝对的背叛体现的并不是无耻和下作，反而把自己忠诚的品格完全地体现出来。就好像在求死不能之后，他们又重新翻开了一页崭新的生命之书，开始了新的忠义人生之旅。虽然这与旧的内容完全相反，可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却是同样的忠诚。
当然，还有少数战俘与此不同。如果想让他们为盟军服务，那只有先许诺一些有利条件。很多美军的指挥官不能相信忠诚的日本人会向他们提供协助，所以在很多关押日本战俘的战俘营里美军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打算。只有消除了怀疑，完全信任日军战俘时，才能得到他们的帮助。
日本人这种180度的转变让很多美国人难以预料，因为我们的信条中完全没有这样的内容。这么做的日本人好像信仰的是：只要选定一条路便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倘若在这条路上失败，很自然地就重新选择其他的道路。我们在战后能不能充分利用日本人的这些行为特点，还是这样的行为只是一些个别现象？我们必须认真严肃地思考日本人在战争中这些行为背后与之有关的整个日本生活方式、各种制度的作用方式以及他们的思维和行动习惯等等复杂繁多的问题，就像在战争中我们不得不去追寻他们那些令人不可理解的行为是受什么影响而形成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