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孝道对日本的影响其实只限于他们直接接触的家庭内部。最多也就是包括父亲、祖父，或者伯父、伯祖父及其后裔在内，日本人提倡的“孝道”就是在这个集团之中施行。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弄明白与自己辈分、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地位。日本也存在一些规模较大的豪门望族，不过在这些“大集团”中仍然会根据家族血缘的关系形成其他独立的支系，如果一个男孩没有继承人的身份则必须在成年之后自立门户。孝道虽然在日本的影响只限于成员并不复杂的小集团之内，但对于各自的定位、职责和权利的规定却非常细密。长者如果没有正式隐退（隐居），那么其他家庭成员就必须保持对他的严格服从。就算是现在的日本，如果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并没有退隐，无论儿子年长几何，有几个儿子，在自己干什么事情之前都必须首先请示这位长者以得到他的允许。而孩子的婚姻也由父母一手包办。吃饭时，只有父亲或者其他一家之长的男性先动筷子之后，其他家庭成员才能进食。洗澡也是同样，家庭的长者应该首先沐浴。总之，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会对家庭长者毕恭毕敬地行礼，而长者则只需要点头接受这样的礼遇。日本广泛流传着一则趣语，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儿子要想给父母提意见那就如同在和尚头上找头发，根本不可能。”
不仅是在不同辈分中，日本人表现出了“各得其所”的礼节和各种规矩，即便是同辈分的人，也要据不同年龄遵守各自的定位和职责。如果遇到秩序混乱，我们常能听到日本人的表达方式是“兄无兄样，弟无弟样”①，他们会用兄弟之间规范的生活方式来反映某种秩序已经混乱得令人难以接受。如同我们所说的：“neitherfishnorfowl”。日本人的习惯是，一个年龄稍长的哥哥就应该有哥哥的风范和行事风格，作为长子的他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因为他是家族的继承者。有些到过日本的人曾经说到“作为长子的日本人在很小时就要学会拥有一种气宇不凡、能够承担责任的气质”。其实，长子所拥有的特权与家庭中的长者相差无几。在传统日本社会，一个弟弟的成长过程中肯定需要对于长兄的依赖。不过今天的日本，养家糊口的重任似乎更多地由非长子来承担，特别是农村和乡镇，父母遵从古老的规矩会把长子留在身边或者这个家由长子支撑，次子或者三子由此可以进入更加广阔的天地，接受到更多的教育，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不过尽管如此，日本等级制的观念仍然非常牢固。
更让我们吃惊的是，这种唯兄长为尊的观念还被用在了现今日本政治问题的讨论上，比如在有关“大东亚”政策的问题上，日本就曾经提到过这种兄长为尊的理论。1942年春天，在关于“大东亚”问题上，日本陆军省一个中佐发言人就曾经说道：“日本是东亚国家的兄长，其他东亚国家是日本的弟弟。这是占领地区人民都知道的事实。如果哥哥过于溺爱弟弟，会让弟弟产生误解而滥用哥哥的好意。因此日本会合理地对待东亚邻邦，以免当地居民在心理上滥用日本的好意，而这样会不利于大东亚地区的发展。”换句话说，决定对弟弟有益的人是哥哥，而哥哥不能过分体恤弟弟。
比起辈分和年龄大小，对于一个人在等级制中的地位有决定作用的是性别。日本女人的社会地位相对来说是非常可怜的，她们走路时要跟在丈夫身后，或许有时候我们见过她们穿上西服和自己的丈夫并肩而行的场景，但是一旦重新穿上和服，日本女人还是要退到男人后面。至于家庭中的女孩，所受到的待遇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礼品，长辈的关怀，甚至教育，统统没有女孩的事。虽然日本已经有几所专门的女子高等学校，但是学校课程的重点也只是礼仪教导和规范举止，比起男子学校，这些学校在智力方面的教育和训练不可同日而语。当一位女校的校长鼓励这些出身上流家庭的女学生，希望她们能够学习一些外语时，她所举出的理由竟然是：将来可以把自己丈夫读过的外文书放入书架的正确位置。
虽然如此，客观地说，与亚洲其他大部分国家比起来，日本女性拥有远远比其他国家的女性更大的自由，这并不能完全归结为日本西化的结果。从历史上看，日本女性从没有经历过像中国上层女性那样的缠足运动。她们也可以随意进出店堂或者去大街上行走，不必把自己圈禁在闺房里，而这一点则是印度女性无法享受到的。在日本，妻子掌管整个家庭的采购和金钱。如果家用不足，需要筹集资金，决定拿什么东西去当铺的也是女人。安排家里大小活动，同样由女人决定。另外，在儿子的婚姻问题上，最有发言权也是女人。成为婆婆之后，女人更是所有家务的一把手，就好像她前半生唯命是从的媳妇生涯与自己完全无关一样。
因为辈分、年龄和性别而产生的特权在日本是非常明显的。不过，这并不是一种独断专制者的倨傲，而更像是一个受托者的必要责任。一个父亲或兄长在行使自己特权的同时必须对所有家庭成员的权益负责，无论这个家庭成员活着，还是已经逝去，甚至还没出生的家庭成员也在此之内。家庭中的一些重大决定必须由他去决定并且要保证这个决定能够顺利地实行，全家的荣誉都由他完全负责。家族领导者必须保证家族中的成员牢记该家族的荣誉遗产，无论这是精神遗产还是物质遗产，都不能有所损失。即使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也有自己在家庭生活中必须承担的高尚责任。而阶级地位越高的人，对于家庭的责任也就越大。其基本原则就是家族利益高于所有个人需求。
当有重大事件需要做出决定时，不论是什么阶级什么地位有着什么样的家族，家长都要通过家族会议进行讨论。比如，需要对订婚的各项事情进行安排布置时，就要召开这样的家族会议，很可能有些远离该地的家族成员也会在这时赶来参加这个会议。决定过程中不会出现人微言轻的情况，所有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某位女性家庭成员或者弟弟的发言也可能决定整件事情。若是家长不顾众人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意思独断专行，这将让自己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当然，在做出决定之后，即便是当事人对这个决定非常不满，那也只能遵从，而作为长辈，或许在当年他也遇到过一样的情况，因此，此时他会努力要求晚辈像自己当年一样服从家族的决定，并且对这个要求没有任何妥协。这无疑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不过这与普鲁士那种父亲或丈夫对于妻子儿女的专横权力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它们的强制性都没有减弱，但是最后的效果却非常不同。在家庭生活中，日本人从不提倡专制，但同时也鼓励对专制权威的绝对服从。通过这种方式，让所有家族成员认可家族利益的重要性。不管家族的决定有多么苛刻，家族意志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一个家族中的最高价值，所有家族成员需要对家族忠诚并服从家长的决定。
等级制观念就是在这种家庭生活中学习和理解的，日本人会把这样的观念运用到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等广泛领域中。他们知道应该对于一个“适得其所”的人表达敬意，就算他们只是这个集团中的毫无影响力的边缘人物。比如，丈夫只是一个庸弱的人，妻子主宰着所有生活，或者哥哥受到弟弟的支配，但是这并不影响在正式关系上妻子对丈夫的尊重或者弟弟对哥哥的尊重。这种特权认定不会因为人为操纵而被改变，也不会出现因为事实上支配关系的颠倒而改变表面上的关系；等级制仍然有着不可侵犯的权威性。这样的特点，可能会为那些注重实权却并不在意表面身份的人提供便利，所以乐于做幕后英雄的人完全可以隐藏得很好，不至于成为摆在明面上的众矢之的。日本人在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家庭生活方式中学到了任何一种决定的最有力支持来自整个家族，他们相信这样的决定可以让家族荣誉得到维护。如前所说，这个决定不是某个家长因为特权地位而表现出来他的个人意志，而是全体家族成员的意志。虽然是一家之长，但是他更像是家族物质和精神财产的管理人，这是全体家族成员的东西，为了这个整体的利益，所有家庭成员都应该让个人意志服从于整个家族决定。日本人不会用武力去威胁某项事关家族利益的决定在家族会议上通过，但是这并没有让服从家族利益的要求威力有所减弱，也不会降低那些有着特定身份的人的权威性，人们仍然对他充满敬意。退一步说，即便确实有一些家长是强有力的独裁者，但是这并不能让等级制从日本家族中消失。以上，我们从多个方面对日本人的家族等级制观念进行了粗浅介绍，这一点对于在人际关系上信仰平等观念的的美国人来说，是无法理解那些日本人公认的强有力的维系家族成员关系的感情纽带的。每个日本家族都具备一种非常牢固的连带性，本书需要研究的课题之一正是日本家族中这种连带性是怎样获得的。而若要了解日本人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广泛领域中一直认同等级制观念的问题，那么首先需要知道日本人在自己的家庭中是如何学习和养成这种等级制观念的。
在生活里日本人严守的等级制习惯，也十分清晰地反映在了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上。纵观日本的漫长历史，这一直是一个有着森严等级制度的国家。漫长的等级制为日本民族培养了很多令人钦佩的优点，同时也造成了日本民族难以舍弃的不足。自从日本诞生文字以来，等级制就成了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挑战的准则，这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那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吸纳无等级的中国的生活方式，并且使之与日本自身的等级制文化融合。七八世纪的时候，出访中国的日本使节对于中国人的礼仪制度赞叹不已，于是日本的天皇和他的宫廷集团考虑引进这些发达的文化习俗改造日本。他们为此付出了难以形容的巨大精力。在此之前，日本甚至还没有文字。于是日本的第一项重要改革便是使用中国文字发音来记录他们的语言，尽管日语本身与汉语完全不同。虽然，日本已经产生了包含有镇守山川和村庄、为人民赐福的四万个神祗的宗教——也就是经过多次变化革新之后现代“神道”的前身，但是日本在七世纪的时候大规模地引进中国的佛教，并把佛教看做“能够使国家得到保护的至善的”宗教①。之前的日本，还不曾拥有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规模宏大的永久性建筑，也是在这次改革中，日本以中国的京城为模板筑造了全新的奈良城。另外，日本各地也按照中国建筑风格，修筑了很多佛教伽兰（寺院）。在礼仪制度方面，日本开始采用源自中国的官阶品衔和法律制度。我想，像日本这样成功地有意识地引进另一个民族文明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非常少见的。他们成功地接受了外国文明。
但是，类似中国的无等级社会，在日本一开始就是难以复制的。中国人的官位品衔都是授予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合格成绩、包含各种阶级成员的读书人的；而在日本却把这样的官衔授给了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这些正是组成日本等级制的主要部分。随着时间的延续，日本渐渐成为了各种独立藩国，藩国领主们因此会有各种形式的交往，包括因为嫉妒对方的势力而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于是，藩国主宰了日本的社会习俗，它们的形成大部分都与领主、家臣、侍从等等享有的特权有关。尽管日本坚持不懈地引入中国文化，却始终没有找到能够取代等级制习惯的生活方式，比如，日本就无法移植类似于中国的宗族制度。日本人也没有像中国一样把皇帝看成一个凡人，而仍然坚持“天皇”的观念，日语中对于皇室的称谓是“云上人”，日本人认为只有皇室家族成员才有资格继承皇位。而他们全力模仿的中国经常爆发革命改朝换代，这在日本从来没有发生过。日本人对于天皇的不可侵犯性从没有改变，他们认为天皇本人就是神，而不是世俗中的人。与中国文化的这些不同可能是引进这些文化的天皇和他的宫廷大臣们所没有想到的，或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人并没有把皇帝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天皇”，当然天皇和日本的宫廷大臣更无法控制到达日本之后的这些文化后来出现了哪些变化。
所以，尽管日本引入了中国的各种文化，不过这些新文明并没有取代日本的等级制，只是为日本此后几百年间没有止息的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开辟了道路。贵族藤原氏在八世纪末事实上控制了日本，然后就把天皇赶到幕后。而其他的封建领主则掀起了反对藤原氏的斗争，让整个日本陷入了内战。在这一过程中，源赖朝战胜了其他所有对手，以有着悠久历史的“将军”名义事实上统治了全国。“将军”全称为“征夷大将军”，与日本的传统习惯一样，在源赖朝的后代可以控制其他封建领主的时候，能够有资格继承“将军”的就只有源氏家族，就像只有皇族才有资格继承天皇一样。此时的天皇其实只有一个名号，并没有实际权力，他存在的意义也只剩下了象征性的对将军进行封赐。所有实际权力都由以武力控制各地诸侯的幕府掌握。这些被称为“大名”的封建领主，都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家臣——“武士”——集团。武士们完全听命于大名，他们时刻准备着反击敌对的大名或者有着最高统治权的将军。
当时间走到公元十六世纪时，日本的内战蔓延到了全国各地。几十年的持续动乱之后，终于出现了伟大的德川家康，他打败了所有对手，结束了日本的战乱局面，并在1603年成为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在此后的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德川家族一直维持着将军的地位，直到1868年，名义上统治日本的天皇和事实上统治日本的将军共同存在的“双重统治”形式发生了改变，日本正式进入了近代时期，而最后的将军政权——德川家族的统治也就此结束。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需要重视的时期之一。它在很多方面都对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德川政权结束之前，日本长期维持了武装支持下的和平局面，并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体现德川家族政治目的的中央集权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