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日本的封建等级制也让德川家康曾经遇到过棘手的难题：在统一日本的战争中，有一些反对他的强藩藩主，他们直到再也没有能力抵抗之后才选择了归顺。他们拥有很强的实力，是威胁德川政权和引起国家动乱的不利因素。他们被称为“外样”，也就是所谓的旁系大名。德川家康要想维系自己的统治就得想想办法把这些“下级”处理好。他不能废除这些“外样”在其领地的等级制地位，因此他允许这些大名继续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家臣。其实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仍然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如果只是这样，德川家族的政权将被严重威胁，所以德川家康同时采取了另外的措施，即，他不准旁系大名担任幕府中任何重要职务，这些重要职务被全部分属给“谱代”，也就是嫡系大名——那些一直追随德川家族的大名。德川家康为了保证自己统治的安全性，一直在防止大名实力的扩大，也防止大名之间的联合。对我们来说，这段与德川家族有关的日本史给我们的启示是：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和将军自己的统治，德川不仅没有废除以等级制观念为核心的封建体制，反而必须加强和巩固这一体制。
传统的日本封建社会有着复杂的阶层划分，而每个人的身份都已经世袭固定。这一传统在最后的将军政权德川家族的统治下得到了巩固，不仅如此，德川政权还更加详尽地规定了各阶层人们的生活行为。这包括家长必须在自家门口张贴具有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特征的标志。人们的衣着、食物和房舍，必须与自己的世袭身份相吻合。日本的世袭社会等级除了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外，还有士（武士）、农、工、商、贱民五个等级。其中贱民是人数最多的。最为人熟悉的就是所谓“秽多”，也就是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清道夫、掩埋死囚、剥取兽皮或者鞣制等。这些人处在日本等级社会中的最底层，被认为是“不能接触的人”（untouchables），或者应该说，他们根本不被当成人看，甚至他们所居住地方的道路也不被算入里程，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个地方和这群人一样。这些生活极为贫困的人，虽然有政府承认和准许的职业，但却完全被社会组织所排斥。
比贱民地位稍高的就是商人。这让美国人非常吃惊，但这就是这个封建国家确实存在的一个事实。对于封建制度进行破坏的往往就是商人阶级。如果一个社会的商人受到推崇，那么这个社会的封建制度就会很快衰亡。公元十七世纪时，德川政权颁布了非常严厉的闭关锁国令，这好像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而这个法令也从根本上瓦解了商人们的基础。日本商人阶层的发展源于他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沿海区域进行的海外贸易，但是德川政权规定，将严厉惩办擅自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船只的人。在幕府允许范围内的船只，很难航行到亚洲大陆，更难运载商品。不仅海外贸易被严格限制，日本的国内交易也被各个藩国林立的关卡和禁止商品进出的规定所限制。同时，在日本人的观念和实行的法律规定中，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其中有所谓的《取缔豪奢法令》就规定了一些关于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标准和限制。他们不被允许同武士居住在共同区域。如果有武士凌辱商人，日本的法律也不会对他们有应有的保护。虽然德川政权一直试图让商人阶级处在卑贱的社会地位，不过这一政策却无法运用到日本的经济生活中，因为当时日本的经济正是靠货币经济进行运转的，而德川政权却有意抑制日本的货币经济。
使得等级制封建社会得以维持安定的最重要阶级是武士和农民，德川幕府也正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对这两个阶级的控制和管理上。在德川家康还没有统一日本之前，丰臣秀吉已经通过所颁布的着名的“缴刀令”，使得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界限清晰起来。他规定只有武士才能佩刀，农民手中的武器被全部收缴。作为一个武士是不能同时是农民、工匠或者商人的，包括身份低下的武士也绝对不允许从事其他生产活动。武士们有国家发放的俸禄，这些俸禄全部来源于政府所收取的农民赋税，于是武士成了一种寄生阶级。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生活来源，这个问题由他们的主君来解决。从历史上看，大名与武士之间的最初关系是在兵连祸结的战争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不过这一点到了太平的德川时代渐渐变成了一种经济性关系。这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有着本质差别，武士没有自己的领地和农奴，也不属于有钱的士兵。他们是接受统治政权俸禄的人，德川时代的武士俸禄额在德川幕府初年就已经按照武士阶级的高低进行了规定。武士的俸禄并不多，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武士阶级的俸禄平均起来其实与农民的收入没有太大差别，仅仅能够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①如果这是一个武士家族，那么会有多个继承人共同分享这一俸禄，无疑，这只能让他们更加拮据。因此，武士阶级会限制其家族的规模，从武士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的威望通过财富来体现，那么这只能让他们难堪。所以，武士提倡的最高美德就是俭朴。
在武士和农工商三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后者只是所谓的“庶民”。所以，武士刀对于武士和其他日本人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装饰，而是象征了武士阶级的特权和地位。面对庶民，武士们能够使用自己的佩刀。这个传统形成于德川时代之前。德川家康更是颁布了维持这个传统的法令：“如果庶民对武士失礼或者对上级不逊，可以当场斩杀。”②这项规定似乎完全没有想过在庶民和武士之间构建一种彼此依存的关系，而只是在突出严格的等级规定。处于同一个大名统治之下的庶民和武士都与大名有着直接联系。不过，他们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阶级，而各自有一套上下完整的法令、规则、权利和相互义务的制度。他们之间的距离仍然不可能逾越。虽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需要联系这两个阶级，不过这并不是等级制制度体系中所固有的。
德川幕府时代的武士已经不再仅仅专注于武力，他们逐渐介入到藩主的财产管理，并且分心于日本传统中孕育的各种艺术中，比如很多武士就是古典的“能”乐或者茶道专家。大名们的文件也由武士来处理，藩主的规划和设计也是在武士们的巧妙手段中一点点实施。毕竟两百多年的太平岁月，根本没有那么多舞刀弄剑的机会。商人可以忽略严格的等级观念而去追求舒适高雅的生活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那么武士当然也在可以时刻准备着为主君战斗的同时，在各种风雅艺术方面取得非凡的成就。
日本的农民阶级，似乎既没有法律上的保护也没有习惯上的重视，不仅对于特权阶级的欺辱不能有所反抗，还需承担沉重的年贡和赋税，不过，农民仍然是有某些安全保障的。日本一直在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拥有土地即被人认为是有威望的。德川幕府更是规定永久禁止土地转让。日本的这项法律并不像欧洲封建主义那样，只是保护封建领主的权益，它们保护了所有耕田者的利益。这项被农民珍视的权利得到保护之后，他们便会不辞辛苦地经营自己的土地，让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得到丰富。虽然是这样，农民还是要承担供养统治阶级的任务，他们就是阿特拉斯①。包括将军及其政府、大名、武士等等在内的大约二百万人都是在农民阶级的供养下生存的。农民需要向统治者交实物税，即把自己的收获按照一定比例上缴给大名。作为共同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农业国，暹逻的赋税一般是百分之十，但是日本在德川时代的赋税则是百分之四十，而农民实际交纳的比这还高，一些藩国甚至要农民缴纳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实物税。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赋税之外，农民还要负担许多徭役和无偿服务，这会让农民消耗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农民也会像武士那样限制家庭人口。纵观整个德川时代，日本的人口总数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处在和平中的亚洲国家，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或许也可以从这一点上说明日本的统治状况。总之，无论是武士还是农民，德川政权对他们的统治和管理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制，不过这种限制之外，日本人之间的下属与上级，彼此仍然存在着非常真诚可依赖的关系。所有的人都非常明白自己的义务、特权和所处地位。如果有谁对这些提出质疑，即便是处在最底层似乎总被欺侮的人也不会赞同你那些浅薄的质疑之声。
日本人信奉等级制观念，并不代表他们会唯唯诺诺、绝对服从。以受到限制最多的农民阶级来说，如果处于极度贫困，那么他们也会进行反抗，这种反抗不仅只是针对封建领主，也会针对将军幕府当局。德川幕府的二百六十年间，日本的农民起义不会少于一千次。他们起义不是为了反对似乎不公的等级制，而是反对难以承受的赋税。当他们已经不能忍受的时候，会成群结队地有秩序地向藩主请愿或请求裁判。首先，要写一份能够改变苛政的请愿书，把请愿书递呈藩主的内臣。如果内臣扣压了这份请愿书，或者当事藩主对此毫不理会，那么，他们便派代表把状子呈送到位于江户（东京）的幕府将军之手。很多着名的起义爆发前夕，都会出现农民在江户城当街拦截幕府高官车轿呈递诉状的情况，这样被扣压的可能性更小。虽然这会让农民冒着极大风险，但收到状子的幕府当局能够立即调查，并且有半数之多的裁定结果对农民有利。①
应该注意的是，这并不符合日本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观念行事方式。当然有所抱怨的农民可能只是索求正当利益，而国家当局能够尊重他们的索求也是很值得赞扬的。可是这毕竟侵犯了有着严格规定的等级制法令。即便政府采取了最后有利于农民的判决，可是对于农民这种破坏等级制的行为仍然不能容忍和放纵。因此，不管他们的要求如何正确，代表和首领都要判处死刑。农民对这一点也是认同的。他们承认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做出牺牲的人是自己景仰的英雄，当这样的人被判死刑时，人们聚集刑场，怀着沉重虔诚的心送自己的英雄最后一程，他们目睹行刑的过程，却绝对不会发动暴动，强劫法场。事后，他们会为英雄建祠堂，修庙宇，永远尊敬和纪念，不过却不会有过激的反抗行为。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法令，是秩序。即便亲眼见到本不该有的极刑，他们也会出于维持等级制法令核心的看法而选择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