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评价发展历史
我国古代就已经开创了以封建科举制度为标志的教育先河。这种制度对各国的录用考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初，我国科举制度废止之时正是西方教育测量运动兴起的时候，于是西方教育测量理论很快就传进来，中国的学者结合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也开始做了一些研究和实践。可是遗憾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教育评价研究也遭到了中断，泰勒（W·R·Tyler）的“八年研究”也未能及时的介绍到中国来。解放后，也由于诸多的原因，教育评价研究也未能得到重视。直到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由于教育实践的需要，教育评价研究和实践才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一、古代中国的教育评价（606～1905）
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孕育了丰富的教育思想。现在很多的优秀现代教育思想，都可以在古代找到最初的萌芽，教育评价思想也不例外。早在战国时代的《礼记·学记》中便出现了对学生管理和考核的规定和要求。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置“进士科”开始来的科举取士、分科选拔、逐级考试，就在考生来源、考试科目与方法、录用程序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这被看成是有系统的教育评价活动的萌芽。
科举制在我国古代产生，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真正意义上开创了人才测评选拔的新纪元，在教育评价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科举制度源于中国的西汉察举，形成于隋唐，经宋、元、明时代的演化，至清代在方法上已完备。但是，科举制发展到末期变成了内容陈腐、成为权贵干预和沦为统治者营私结党的工具，在内容、体制等各个方面都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就这样，作为封建王朝选士制度的科举，在清朝即将灭亡的前夕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制的产生是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教育发展的必然产物。科举制的问世是中国和人类教育领域乃至在政治文化的领域的一件大事，它开创了人才教育的评价和选拔的新纪元，并以强大的生命力和作用力对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它对今天的教育评价仍有积极意义的借鉴作用，这是现代（西方）教育评价本土化生长的体现。中国古代教育评价的现代借鉴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评价是追求教育公平的主要手段
隋王朝统一中国后，立即从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以巩固其政权，吏制自然为第一。文帝为了抑制门阀势力，在583年废除了九品中正制，结束了门阀士族独霸仕途的局面。606年开设了进士科为新的常科科目，正式开辟了庶民跻身政界的渠道，科举制度始见雏形。由于隋末连年战争，使得唐初人才十分匮乏，政府机构“官不充员”，于是统治者急于搜罗人才，因此621年唐高祖下诏书，恢复了以往的明经、秀才、俊士和进士等科的考试，第二年又诏令士人可以“自举”，国家实行设科公开招考。
从此，科举制度作为一种评价性选拔人才制度，生机勃勃地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确立了中国古代教育评价的基本形式。科举制采取“怀谍自进”的形式，允许自由报名参加，在选拔时则必须经过国家统一考试，根据考试成绩高低决定取舍，任何人不得例外，从而对世卿世禄、依门第举官进行了否定。这样，一方面把仕途大门向不同阶层的人开放，通过考试评价手段对人才加以选拔，“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竞争的公平性。虽然在封建社会不是做得很彻底全面，但这在当时却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若干年后传入西方时，仍不乏其先进性，并对西方贵族政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自由报考公平竞争的科举制度，是倡导的人才评价选用的公平性、开放性和民主性精神，正是社会进步的方向，也是社会发展追求的主流目标。
（二）教育评价的管理和方法追求科学化
古代中国科举制以其严格的管理和先进的方法，在教育评价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唐科举制中就设有常科和特科考试，以常科为主，常科考试一般分两步进行。一是预选性的考试，称“解送试”。二是报考者通过预选后就可参加第二步的全国性正式考试，即省试。解送试分别在学校和地方进行。应举的士子参加地方举行的解送试需先到所在县报名，填写履历和家状，然后参加高级行政区划单位州（府）试。州（府）试一般在秋季进行，各科及第者由刺史或府尹审批写完举状后，解送中央尚书省礼部参加省试。由州（府）举送应试的士子称为“乡贡”。解送试的生员的途径就是直接来自学校。
省试是全国性最高级考试，由国家最高行政官署——尚书省所下设的吏部后改为礼部主持，省试由此得名。主持省试的官员通常称为“知贡举”。知贡举官受崇高的礼遇，但是如有作弊的行为，则要受到严厉的惩处。那时也规定了亲属陪试的回避制度，当主试官的亲属参加科考时，实行“别头”，即另派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对其亲属的考试，并由吏部侍郎审定。省试一般都在京师长安举行。作为常科考试的补充还有按照皇帝特诏举行的特科，即制举考试。制举及第，可以不经过吏部试直接叙任，由中书门下直接放官。在科举考试中，无论是常科还是制举，考场管理都是非常严格的。考场围墙遍插荆棘，外面还有巡逻军士。考生必须经过逐个点名，核对举状书无误后，并检查未挟带书籍小抄等方可入场。一旦入场，便不得随便出去。每场考试一天，考生入场就要带足食物和餐具，有些科目考生还要自备蜡烛，供夜试时候使用。另外，唐代科举还创立了糊名之法，武后当政之初，曾令吏部铨选时将参考者的姓名掩盖起来判卷，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评分信度，杜绝不实舞弊的现象发现。虽然此法在唐代未成定制，但却为后世的糊名密封制开创了先河，而且至今仍在采用。可见，科举考试在唐代就已经有了非常严格的组织系统和管理制度。
唐代科举考试方法主要有帖经、问义（墨义、口义）、策问、诗赋四种形式。这些方法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并且它以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现今的不少方法也是出于此。帖经——将所考经书的某页，遮掩两端仅露出一行，再用纸帖盖此行的三五字，让考生填写这几个字。此法就是为今天的填空题的前身；问义——这是一种对经义的简单问答，就是相当于现今的简答题，主要是检查考生背诵经书的情况；策问——这是一种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论证发挥的问题。其上承汉代策问贤良等方法，后继现时的论述题、详答发挥题；诗赋——诗赋出自进士科的杂文考试。唐科举所用诗体是一种律诗。题目由知贡举官拟定，律诗要求五言六韵十二句。用韵由知贡举官限定，有时也可以考生自定的情况。诗赋取士为唐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其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教育评价方式的多样化
唐代常科考试科目繁多，不下十余种，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中选择某科报考。这些科目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隋、汉，但是有的也是唐代才开始设置的；有的科目举行了一段时间就取消了，有的却一直延续下来，直至科举终结。下面介绍几种主要的考试科目：进士科——进士科是唐代科举考试中最主要的科目，始于隋代，隋炀帝大业二年才开始设置进士科，唐承隋制。唐代进士科的考试项目、内容及标准，前后都有一定变化和发展。开始只有试策和帖经，其分量和标准在《陔除丛考》中都有所反映：“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于681年增加杂文，以后虽小有出入，但基本上确定为三场考试定取舍的格局，即帖经、杂文及试策；明经科——在唐代，明经科是进士科之外的一个重要科目，承汉察举而来。考试内容为儒家经学。经学有大经、中经、小经之分。其中大经为《礼记》和《左传》，中经为《毛诗》《周礼》《仪礼》，小经为《周易》《尚书》《公羊传》和《谷梁传》。以上合称“九经”；童子科——沿袭汉察举，唐代在科举中复设童子科，并有所发展。在考试方法、内容、要求等方面更为明细具体。初始规定十岁以下，后改为十一二岁以下方能报考。在儿童的早期教育与评价及超常儿童的培养与选拔等问题上，有如此完善的方法和制度，这在当时世界教育评价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唐代的童子科被延续下来，并发挥了一定作用。除以上考试科目，唐代科举还有考方略策的秀才科，考书法的明字科，考法律的明法科，考算术的明算科，以及俊士、史科、医科、开元礼、武科、道举等等。
（四）教育评价与学校教育活动配套衔接
当时国家选拔人才，采取公开招考的方法，以学问和才识论高下，特别是规定学校毕业生就可以直接举送参加国家考试，这对学校教育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在教学内容上按照科举考试科目进行设置课程，而且在学校教育评价的方法上，也仿照科举的做法，注重帖经、问义、策论等各个方面的训练。这就使得教育评价方法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得到广泛的应用并进行研究。在安史之乱国子监遭受严重打击后，唐代学校教育就开始下降。但唐代开创的科举与学校紧密结合的做法为后来二者完全合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近代中国的教育评价（1905～1949）
古代中国所萌发的教育评价思想的嫩芽，因种种原因并未能在20世纪伴随着西方教育测量和评价运动而成长发展起来。当1905年中国废止承袭1300年的封建科举制度时，正值西方教育测量运动方兴未艾时，在内与外、主动与被动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西方教育测量的理论很快传入了中国，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中国的教育测量运动。纵观近代中国的教育评价活动，可分作四个时期考查。
（一）清末民初的教育评价活动是中西思想的碰撞
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改良主义思潮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出现了百日维新改革。清政府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1901年开始实行新政。其中，教育方面也做出了某些适当的改革，实行“新教育”，建立新的学制，设立新学堂，加速了科举制的衰亡，同时也促使了新的测评制度的出台。
《奏订学堂章程》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学制为初、中、高三段并七级，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都做出了详细而具体规定，对一些专业领域提出了具体而专业素养要求，如规定初等小学的培养目标为“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强调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以此为依据对学生进行测评。同时对学校的测评考试及评定标准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学堂考试分不定期的临时考试及学期、年终、毕业、升学等五种考试形式。这样，在本世纪初，与封建科举制并存又出现了新教育下的教育测评制度。为了加强对教育的管理和督察，清末建立了督导制度，并设立相应机构。1905年清政府在下令停止科举的同时，成立了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行政机关。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也对清末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伟大的“五四”运动，使国民思想空前解放，这时西方教育思想大量地涌入。中国早期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也翻译了一些引进国外的测验量表。1922年费培杰首先将比纳的1911年智力测验量表译成中文，1924年陆志伟又发表了修订的斯坦福——比纳量表等，自编各种测验也不久相继出现。1918年俞子夷编制的《小学毛笔书法量表》问世，在教育测验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等；建立研究组织，开设测量课程。1931年成立了测量学会，开展测验理论研究，全国各大学教育系和中等师范学校普遍开设了教育测量学的课程；理论研究取得了进展。测量学会成立后，关于测量的理论研究得到了加强，发表了一些有关理论探讨的文章，1932年《测验》杂志创刊，一批有关测量的著作也相继问世。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放区的教育评价活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教育工作，而且及时地制定了教育纲领，从社会教育、政治教育和学校教育三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作为发展教育的方向和评价教育的准则。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纲领集中反映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中。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纲领在日后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又明确指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于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教育及后来的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工作指出了方向和评价要求。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揭示了文化教育和政治、经济的关系，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十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教育纲领得以确立，评价教育的准则得到了进一步明确。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典范。依据党的教育纲领，抗大确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在教育测评方面，积极改革考试方法，开展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测评活动。首先，转变测评思想，把考试作为推动学习、检查教学和学员学习情况的一种手段。同时在考试方法上进行改革，其具体做法为：①改革书面考试。考前教员先拟发题目，指定参考书，学员据此做好准备，在小组讨论会上充分发表意见，相互学习，相互启发补充遗漏，在此基础上学员进一步收集资料，结合讨论所获得的新体会、新收获，按照自己新的见解写出答案。阅卷则采用同学间互阅的方式，学员们交换试卷，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判。②加强了实际斗争中的考试。抗大在考试方式上不仅采取书面考试方法，而且还十分注重在实际斗争中考查学员的水平。为此，抗大组织学员参加各种现实斗争，通过实地斗争进行测评。评价方法的创新，有效地克服了锦标主义、分数主义、及格主义，有效地促进了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国民党政府的毕业会考制度实践了教育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