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祁的《益部方物略记》（1059年）记录一种“添色拒霜花，生彭汉蜀州。花常多叶，始开白色，明日稍红，又明日则若桃花然”。南宋末年吴怿的《种艺必用》说：“邛州有弄色木芙蓉，初日白，明日鹅黄，又明日浅红，又明日深红，比落微紫色。又谓之文官花。”这两则记载都是错误的。唐李嘉祐已经知道：“平明露滴垂红脸，似有朝开暮落悲。”（《秋朝木芙蓉》）木芙蓉跟木槿一样，是朝开暮落的花，不可能一朵花变色达三四天之久。大概与吴怿同时的刘圻父，形容花色为“晓妆如玉暮如霞”。《学圃余疏》说：“三醉者，一日间凡三换色，亦奇。”《群芳谱》说：“醉芙蓉朝白，午红，晚大红者，佳甚。”这些，都是观察正确的。又元蒲道源有《转观芙蓉》一诗说：“未甘白綋居寒素，也着绯衣入品流，”看来也是描写它由白而红，变换颜色。《群芳谱》则称为它转观花。总之，添色拒霜花，弄色木芙蓉，三醉，醉芙蓉，转观芙蓉或转观花，名称虽然不同，却是同一品种。宋祁对添色拒霜花还写了几句《赞》：“自浓而淡，花之常态，今顾反之，亦不之怪。”把它与一般花色的变化作了比较，那倒是有科学意义的。
历史上栽培木芙蓉最盛的地方有四川成都，据说五代后蜀时（十世纪中叶），曾于“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锦城”。（《成都记》）也有人称它为芙蓉城。这虽然出于当时统治者的个人嗜好，也可算是利用隙地，绿化环境的一种措施吧。
木芙蓉最宜于临水栽植，花时水光照映，愈觉鲜艳。如“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唐高巾詹）“溪边野芙蓉，花水相媚好。”（苏轼）“袅袅芙蓉风，池光弄花影”（范成大）等诗句，都描写了它临水的风韵。
柳宗元有诗云：“盈盈湘西岸，秋至风露繁。丽影别寒水，禾农芳委前轩。”（《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湖南有洞庭湖及湘江等河流，水滨岸际，都是适宜于木芙蓉生长的地方。毛主席《答友人》七律结句：“芙蓉国里尽朝晖，”有人就认为这“芙蓉”是指木芙蓉。
郭沫若同志正是主张这一说的。他说：“主席告诉我们：‘芙蓉国’是湖南的异称。”接着引录五代末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诗全文，诗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他说：“这首诗虽然不怎么好，但它却点出了‘芙蓉国’的故实。‘芙蓉’……有人说是指荷花，但在我看来就是木芙蓉。因为谭诗写的是秋天，正是木芙蓉盛开的时节……如果是荷花，在秋季便已经凋败了。”
还有赵朴初同志的解释，则是：“芙蓉即荷花。请想想看，清晨的日光（‘朝晖’）遍照着满地的芙蓉，这该是多么光辉美丽的世界啊！”
以上两说，应以赵说为是。湖南是以出产“湘莲”著名的，虽然也盛产木芙蓉，但遍地荷花，因此而称它为“芙蓉国”，应是更为名副其实。谭用之在“湘上阴云销梦魂”之中，见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这一派萧瑟凄凉的景象，正因为荷花已经凋败枯萎。
如果他是在描写鲜艳盛开的木芙蓉，那末，与“暮雨千家薜荔村”的感情，怎样统一起来呢？毛主席对于谭诗，也是“反其意而用之”，这就从正面反映出芙蓉国里“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光辉美丽的本来面目，抒发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芙蓉国里的“芙蓉”，是“荷花”，而不是“木芙蓉”。
南州六月荔枝丹
幼年时只知道荔枝干，壳和肉都是棕褐色的。上了小学，老师讲授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读到“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时，实在无法理解：荔枝哪里会是红色的，荔枝肉象冰雪那样洁白，不是更可怪吗？向老师提出疑问，老师也没有见过鲜荔枝，无法说明，只好不了了之。假如是现在，老师纵然没有见过，也可以找出科学的资料，给有点钻牛角尖的小学生解释明白吧。
白居易用比喻的语法来描写荔枝的形态，的确也还有不足之处。缯是丝织物，丝织物光亮滑润，荔枝壳却是粗糙的。用果树学的记载术语来说，荔枝壳表面有细小的块状裂片，好象龟甲，壳特称龟裂片。裂片中央有突起部分，有的尖锐如刺，这叫做片峰。裂片大小疏，片峰尖平，都因品种而不同。旧籍记载荔枝，说到有的品种皮粗厚，刺尖；唐代徐夤诗云：“龙绢壳绽红纹粟”，都已观察到这种构造。
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着生在树头，当然看不清它壳面的构造，只有红色映入眼帘，荔枝1，果枝；2，果实的剖面；3，一朵放大的花；4，花的剖面因而说它是“绛囊”
、“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至于整株树以至成片的树林，那就成为“飞焰欲横天”（明郭子章），“红云几万重”（宋邓肃）那样绚丽烂漫的动人景色了。荔枝的成熟期，广东是四月下旬到七月，福建是六月下旬到八月，都以七月为盛期，“南州六月荔枝丹”（即陈辉）正是指的七月。荔枝也有淡红色的，如广东产的三月红和挂绿等。又有黄荔，淡黄色而略带淡红。
荔枝呈心脏形、卵圆形或圆形，通常上大而下稍小。蒂部略凹，周围微突起，称为果肩；有的一边高，一边低。下端叫果顶，浑圆或尖圆。两侧从果顶到蒂部有一条沟，叫做缝合线，显隐随品种而不同。旧记载有细长如指形的龙牙，有圆小如珠的珍珠，这些品种缺少经济价值，不知现在是否还有。
荔枝大小，通常是径三、四厘米，重十余克到二十余克。六十年代，广东调查所得，有鹅蛋荔和丁香大荔，重达四、五十克。还有四川合江产的楠木叶，《四川果树良种图谱》说它重十九点一克左右，《中国果树栽培学》则说大者重六十克，不知哪一本记载正确。
荔枝果实各部分名称1，果梗；2，果蒂；3，果皮；（壳）；4，种子（核）；5，膜；6，假种皮（果肉）；7，果顶所谓“膜如紫绡”，是指壳内的一层通常白色而紧贴壳的内壁的薄膜。说它“如紫绡”，是把壳内壁的花纹误作膜的花纹了。明代徐火勃有一首《咏荔枝膜》诗，描写吃荔枝时把壳和膜丢落地上，好似“盈盈荷瓣风前落，片片桃花雨后娇”，完全是夸张的说法。
荔枝的肉大多数白色半透明，说它“莹白如冰雪”，完全正确。有的则微带黄色。从植物学观点看，它不是果肉、而是种子外面的一层膜发育而成的，果肉、特称假种皮。真正的果肉倒是前面说的连同果壳丢弃的那一层膜。荔枝肉的细胞壁特别薄，所以一般都入口不留渣滓。
味甜微酸，极适宜于生食。有的纯甜，早熟种则酸味较强。也有一些品种，肉的内壁有褐色层，果脐处即接近果蒂处，色更浓而质硬，这一类品种不适于制作罐头荔枝。荔枝晒干或烘干，肉就变成红褐色，完全失去洁白的面貌。宋代用盐梅卤和扶桑花制成红浆，浸渍荔枝，然后晒干，壳仍红色，叫做红盐，现已失传。单纯晒干的叫做白晒，就是现在通行的干制法。还有剥出肉来蜜渍的，现在也没有了。
荔枝不耐贮藏。正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现经研究，在摄氏二十一度的环境里，可贮藏一、二星期。为了丰富人民生活，还应进一步设法延长贮藏期，以利于长途运输。早在一千八百年前，即东汉和帝时，唐羌曾谏阻从南方向洛阳贡献生荔枝和龙眼。唐代杜牧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当时是：“昼夜奔腾，有毒蛇猛兽之害。”
（蔡襄）“颠坑仆谷相枕藉，”“惊人溅血流千载。”（苏轼）都是只供封建统治者个人口腹之好而已。
荔枝的核就是种子，长圆形，表面光滑而色棕褐，少数品种为绿色。优良的荔枝，种子发育不全，形状很小，有似丁香，也叫焦核。沈括《梦溪笔谈》说：“去其宗根（即主根），仍火燔令焦，”“但令旁根得生，其核乃小。”这样解释是不科学的。洪迈《容斋随笔》根据果农的经验，已予以辩正，他说：“《笔谈》谓焦核荔枝令勿生旁枝，其核自小，里人谓不然。”不过沈括说的是根，洪迈却说是枝；沈括说是“但令旁根得生”，洪迈却说“令勿生旁枝”。辩正是对的，但不知怎样会误看了沈括的文字。现在海南岛有无核荔枝，核就更加退化了。
荔枝花期是二月初到四月初，早晚随品种而不同。广东有双季荔枝，一年开花两次。又有四季荔枝，则一年开花四次之多。花形小，绿白色，不耀眼。花分雌雄，仅极少数品种有完全花。明林叔学《荔枝花》诗说：“苞蕊还分雄与雌。”应是从果农那里得来的知识。雌雄花往往不同时开放，宜选择适当的品种混栽在一起，以增加受粉的机会。一个荔枝花序，生花可有一、二千朵，但结实总在百数以下，所以欲有“荔枝十花一子”的谚语。
荔枝花多，花期又长，是一种重要的蜜源植物。明屠本跕有一首诗，叙述煎荔枝的方法，说“旋瀋荔花蜂酿蜜，清香不减蔗浆寒”，大概是关于荔枝蜜最早的记载。
荔枝原产于我国，是我国的特产。海南岛和廉江有野生的荔枝林，可为我国原产的明证。据记载，南越王尉陀曾把荔枝进贡汉高祖，足见当时广东已有荔枝。它的栽培历史，就从那个时期算起，也已在二千年以上。唐代对四川荔枝多有记述。福建荔枝旧无记载，自从蔡襄的《荔枝谱》（1059）成书以后，就最为人所重视。荔枝也产于广西和云南，却很少有人说起。
荔枝谱包括蔡襄这一本在内，现知共有十三种，而以记载福建产的为最多，除了一种失传外，尚存八种。有关广东产的，二种已失传，仅存一种。还有清初陈一谱，则对川、粤、闽三省所产都有记载。蔡谱不仅是荔枝谱，也是我国和世界果树志中，著作年代最早的一部。内容包括荔枝的史实、产地、生态、功用、加工、运销等，并记载了荔枝的三十二个品种。其中陈紫一种，现名莆田荔枝，仍然广为栽培。宋公荔枝现名宋家香，有老树一株，尚生活在莆田宋氏祠堂里，依然每年开花结实。
荔枝是亚热带果树，性喜温暖，遇到微霜，就会受害。所以成都、福州都是它生长的北限。
汉武帝曾筑扶荔官，把荔枝移植到长安，没有栽活，迁怒于养护的人，竟然残酷地对他们施以极刑。宋徽宗赵佶时，福建“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开封），移植宣和殿”。（《三山志》）赵佶写诗吹嘘说：“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枝丹。”实际总是当年成熟一次而已。明代文徵明有《新荔篇》诗，说常熟顾氏种活了几株，“仙人本是海山姿，从此江乡亦萌蘖。”但究竟活了多少年，并无下文。现在，作为科学研究，如能使荔枝北移，或可一试。
我国幅员广阔，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特产。适应风土，因地制宜，努力发展传统的生产，是切合实际的做法。明邓原岳《荔枝曲》云：“一百铜钱分一担，”如此廉价，总是多种丰产之故，岂不甚好（如果是商人对果农剥削压价之故，当然应作别论）。苏轼有“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枇杷）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一诗，久为人所传诵。但“日啖三百颗”，究竟能有几人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荔枝生产，应该能够改变过去那种只能供少数人享受的状况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