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时代喜爱一片小竹林，竹林背后，一株枇杷树生在两家邻居围墙构成的角落里，四周遮阴，长得干长而枯枝满树。但是霜雪来临的季节，还是点缀着洁白的花朵，幽幽地散发芳香。端阳节前，也有几颗金黄的果实，在疏疏的竹影中闪耀光彩。这时要烦请邻人爬上树去，采摘下来。颗数少，分而食之，却更觉甜润有味。
同时，市上也有从杭州塘栖来的枇杷，只要几个铜板，就可以向那水果摊的老人买得一大把，个儿比从竹林里采来的大，当然滋味也更好。
进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年，学校获得一大片园地，计划种植果树，于是桃树、李树之外，第一次见到从塘栖来的枇杷树苗，那是丈把高，枝叶茂盛的小树，并不象竹林里那株瘦骨嶙峋。离校以后，曾在一个地方，短时期管理过一个小小的标本植物园，也种了几枝枇杷树，因为地湿土粘，生长得并不茂盛。这两处都没有等到它们开花结果就离开了，以后便很少见到枇杷树。但是每逢吃到枇杷的时候，总还是记忆起这些枇杷树来。
枇杷是我国原产的亚热带果树，湖北宜昌的山间，现在还有野生的植株。晋郭义恭《广志》说：“枇杷出南安、犍为、宜都。”宜都就是宜昌。又如宋祁的《枇杷》诗说：“有果产西蜀，作花凌早寒，”特指产地是四川。现在的栽培区域，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而以湖南沅江，江苏洞庭山，浙江塘栖和福建莆田等地，比较著名。白居易诗云：“淮山侧畔楚江阴，五月枇杷正满林，”也指长江流域的一部分。
枇杷树高可达十米，枝桠开民展，树冠圆整；嫩枝密生淡褐色茸毛。叶片质厚而常绿，长椭圆形，状似琵枇杷1，花枝；2，果枝；3，花（剖面）；4，子房横断面；5，种子琶，枇杷之名，即由此而来。叶片表面暗绿色，幼嫩时有毛，背而侧始终密生毛茸。花集生枝梢，成圆锥花序，花梗和萼也都有毛。花瓣五片，白色。
枇杷是蔷薇科植物，果实的构造却与桃李等不同，而近似于苹果。肉质部分由花托和萼发育而成，在植物形态学上，称为伪果或梨果。种子近于球形至三角形，赤褐色，通常二、三粒。
枇杷一般依照果皮和果肉颜色深浅不同，分为红沙、白沙两大类。红沙果皮橙黄色，所以古人把枇杷比喻作“金丸”。如宋祁诗：“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陆游诗：“难学权门堆火齐，且从公子拾金丸”等是。白沙果皮浅黄色。《广志》说：
枇杷易种。叶微似栗，冬花春实，子簇结有毛，四月熟。大者如鸡子，小者如龙眼；白者上，黄者次之；无核者名蕉子。出广州。
可见三世纪时，枇杷已有大如鸡子的优良品种，而且也已分为红沙、白沙二类。至于无核品种，陆游也有诗云：“无核枇杷接亦生。”现在不知是否还有。
现在栽培的红沙品种，比较著名的有沅江的牛奶枇杷，鲜橙色，小形，重半两左右。洞庭山的鸡蛋红，大的重达四十五克；红沙牛奶，重三十七克左右。这两种都用实生繁殖。塘栖的大红袍，重达六十多克，肉多味甜。莆田的大钟，果形比大红袍稍大，纵径六厘米余，横径四厘米以上；解放钟，果形最大，重达一百六十克，但肉质较粗。
白沙品种较少，有洞庭山的照种，小形，重三十克左右，肉质细腻，多汁味甜；青种，果形比前种枇杷四种1，大钟；2，乌躬白；3，照种；4，青种稍大，质优而丰产，栽培较多。塘栖的软条白沙，大小与前种相似，肉质细腻，酸甜适度，风味极佳；硬条白沙，以肉质较前种稍硬而得名。莆田的白梨，重四十六克左右，味美，但易裂果，不耐贮运；乌躬白，重达八十六克左右，味佳，不裂果。
枇杷的名称，首先见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大概魏晋之间成书的《西京杂记》，也记载上林苑有“枇杷十株”。这样可以断言，二千余年前，渭水流域已经栽培枇杷，至于南方，当然很早以前就已开始栽培。梁陶弘景，以枇杷叶可治气喘，把它收入《名医别录》，说“味苦，平，无毒。主卒宛不止，下气”。唐司空曙有《卫明府寄枇杷叶》诗说：“倾筐呈绿叶，重叠色何鲜，……仙方当见重，消疾未应便。”虽然疗效如何，有所怀疑，但视作仙方，整筐远寄，足见异常重视了。宋掌禹锡《图经本草》又指出“其木白皮，止吐逆不食”。
现在用果肉熬成枇杷膏，也供止咳之用。
枇杷以供鲜食为主，肉质脆软，多汁爽口，酸甜适度，别具风味。成熟期仅次于樱桃和青梅，比其他各种水果都早，在市场供应上，有特殊价值。
唐宋之问诗：“冬花采卢桔，夏果摘杨梅，”卢桔就指枇杷。苏轼常用这个名称，如“魏花非老伴，卢桔是乡人”。（《真觉院赏枇杷》）“叶似杨梅蒸雾雨，花如卢桔傲风霜。”（《次韵刘焘抚句蜜渍荔枝》）等是。又如“浮罗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食荔枝》）更是传诵的名句。但卢桔是一种记载不详，无法确指的果树，把它作为枇杷的异称，并无事实根据。所以当时苏轼的一些朋友，也并不同意他这样命名，因而和他争论过，见于释惠洪的《冷斋夜话》：
东坡诗曰：“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桔微黄尚带酸。”张嘉甫曰：“卢桔何种果类？”答曰：
“枇杷是矣。”又问：“何以验之？”答曰：“事见相如赋。”嘉甫曰：“‘卢桔夏熟，黄甘橙楱，枇杷這柿，楟柰厚朴。’卢桔果枇杷，则赋不应四句重用。应劭注曰：‘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桔，常夏熟。”’不据依之，何也？”东坡笑曰：“意不欲耳。”
看来苏轼是理屈的。他未能正面解答这个问题，而出以玩笑的口吻，结束了这场争论。千载之下，倒令人浮现出他那潇洒自如，豁达大度的风韵，足资想念。枇杷是名果，与这位著名诗人有过这样一段顺因缘，也可算是一件胜事。
含笑说含笑
说起含笑，就会记忆起北宋丁谓那两句传诵的诗：“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
邓润甫诗也说：：“自有嫣然态，风前欲笑人。”还有苏轼的诗：“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更是寓有深意，耐人寻味。
但是，既名含笑，应是只表示内心的喜悦，不会是取笑他人。含笑的神态，仿佛是一个腼腆含羞，怕见生人的小孩。因此，形容它为：“半开微吐长怀宝，欲说还休竟俯眉。”（杨万里《含笑花》）“笑靥含羞藏叶底，为谁娇？”（宋无名氏《杨柳枝》）倒是更为恰当。
这样腼腆的笑容是天真的、可爱的。欣赏含笑，将会使我们同样含笑，我们就以含笑的心情来谈谈含笑是怎样一种花卉吧。
丁谓（962—1033）的诗，是关于含笑最早的记载。稍后于丁谓的蔡襄（1012—1067），有《寄南海李龙图求素馨含笑花》一诗，说是：
二草曾观岭外图，开时尝与暑风俱。使群已自怜清福，分得新条过海无？
蔡襄这首诗假如是在福建写的，那末当时含笑还只产于广东，连福建这样温暖的地区，也还没有栽培。
李纲（1083—1140）有一篇《含笑花赋》，是为了当时含笑移植到杭州，作为宫庭玩赏而写的。这篇赋留下含笑北移的史迹，也反映了宋高宗赵构贪图享受，生活腐化的一个侧面。
现在，绿化美化大地，改善环境，增进健康，已成为人民共同的需要。不论含笑，还是其他各种花木，都不再是宫庭禁物，而是人人都应爱护的园艺佳卉了。
含笑的可爱，还在于它芬芳馨香，幽幽袭人。“一粲不曾容易发，清香何以偏人间？”（杨万里《含笑花二首》）“予山居无事，每晚凉坐山亭中，忽闻香风一阵，满室郁然，知是含笑开矣。”（陈善《扪虱新话》）这跟走进山林，尚不知兰花所在，一缕幽香，早扑鼻而来，正复相同。
过去认为含笑有大小两种，又有白花、紫花之分。清李调元《南越笔记》（约1777）说：“古诗云，‘大笑何如小笑香，紫花那似白花妆？’”两句诗把四种含笑全都说到了。杨万里诗也说：“秋来二笑再芬芳，紫笑何如白笑强？”陆游有《闻傅氏庄紫笑花开急棹小舟观之》一诗：
日长无奈清愁处，醉里来寻紫笑香。漫道闲人无一事，逢春也作蜜蜂忙。
大概当时浙江还少有紫笑，所以他竟要蜜蜂似地赶忙去观赏。但陆游不是陈善，自称闲人，却是反话。陆游晚年虽然长期闲居山阴故乡，但他是“心在天山，身老沦洲”。“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临终还念念不忘“但悲不见九州同”。陆游是爱国诗人，为国家大事而“作蜜蜂忙”，才是他的心愿。
现在通常栽培的含笑，是一种常绿灌木，高可二、三米，盆栽的则较小。叶片椭圆形，表面光亮，可长十厘米。花单生于叶腋，花瓣六片，长椭圆形，黄绿色，有的边缘匀染紫色或红色；花径二、三厘米，不全开，因而称为含笑。原产我国南部，粤北尚有野生。看来所谓小含笑，白含笑，紫含笑，实际上都是这一种。
含笑花的香味近似香蕉，旧时称它为瓜香，如宋徐致中诗说：“瓜香浓欲烂，莲艹含碧初匀。”又许仲启诗：“一点瓜香破醉眠，误他诗客枉流涎，”更深刻描写了对于这种香味的感受。
大含笑是常绿乔木，高可达十二叶片椭圆矩形，顶端尖，不象小含笑那样圆钝，长可达十七厘米。花单生，花瓣九片，三轮排列，卵圆形至倒卵形，白色；花径十二厘米，极芳香。也产于广东，栽培较少。
清檀萃的《滇海虞衡志》（1779）说：“含笑花土名羊皮袋，花如山栀子，开时满树，香满一院，耐二月之久。”山中野生的常被樵采，致成灌木状。栽培的可以长大成拱。这是云南产的大含笑，与广东产的不是同种。
含笑和它的同类植物，都是名卉，又都是重要的香料植物，可以窨茶，又可以提取香精。在这百花齐放的时代，它们将会得到普遍的栽植和爱护。
牡丹
牡丹在植物学上是毛莨科植物。毛莨科大部是草本或木质的蔓生植物，惟独牡丹是小小的灌木。牡丹跟芍药可说是亲兄弟，花和叶的形态都很相象，所以古时又叫牡丹做木芍药。
牡丹的茎一般高六、七尺，在南方栽培的，高可达一丈。叶片是不规则的二回或三回羽状复叶，长达七、八寸。叶面鲜绿色，叶背有白粉，嫩时一般带红色。花单生于枝顶。萼片五瓣，绿色。花瓣原本也是五片，经过栽培，一部分雄蕊转变成花瓣，就成了重瓣花。瓣数较少的，古时称为多叶；瓣数很多的，古时称为千叶；有的花心突起，称为楼子。花后结生蓇葖，内含数个肉质的大形种子。
牡丹原产甘肃、陕西等省，现在秦岭里面还有出产，正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里所说的：“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
牡丹最初以药用植物记载于《本草经》，到唐代才成为一种重要的花卉。《本草经》虽然托名于神农，大概是汉魏之间张机、华陀等人记录而成的，所以关于牡丹的最早记载是在公元三、四世纪时代。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说：“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所无也。”但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说：“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又谢康乐说：“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这样似乎南北朝时代牡丹就已成为观赏植物了。
达尔文在《动植物在家养状况下的变异》一书中说：“牡丹在中国已经栽培了一千四百年。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推到一千四百年前，那就是公元五世纪，即南北朝初年，大概他也以谢康乐的记载为准则的。
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三首著名的《清平调》所歌咏的，是红、紫、浅红和白，四枝不同颜色的牡丹。可见当时已经过相当时期的栽培，所以颜色方面会在原有的红色以外，出现了三种的变异。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艹渠净少情。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白居易《买花》）从以上这些诗篇里，可以看出唐代帝都长安栽培牡丹的盛况。
唐代的牡丹还没有说到黄色和重瓣，也没有各个品种的名称。到了宋代，牡丹的集中栽培又转移到了洛阳，花的形色也有了很大的变异。欧阳修著《洛阳牡丹记》，记载了二十四个品种，有黄、红、紫、白各种颜色。例如：
姚黄，是一种千叶黄花，姚姓人家栽培所成，到那时还不满十年，极为稀少，每年不过几朵花。
牛家黄，也是一种千叶黄花，牛姓人家栽培所成，比姚黄稍小一些。
魏花，是一种千叶肉红色花，五代时砍柴的人从寿安山中掘来卖给宰相魏仁溥家。魏家衰落后移栽各处，一朵花的花瓣有七百片之多。
左花，是一种千叶紫花，也叫做平头紫，因为它的花瓣是一样平的。
欧阳修从这几种花出现的先后，给我们指出了花色变异和重瓣花出现的历史。他是这样说的：
初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
欧阳修之后，有周师厚著《洛阳花木记》一书，列举牡丹的名色达一百零九种。又著《洛阳牡丹记》（现在仅题鄞江周氏撰），记载了四十六个品种，对于每一种花的形态，描写得更为仔细。例如指出姚黄的特点是“色极鲜洁，精采射人”。魏花的特点是“面大如盘，中堆积碎叶，突起，圆整如复钟状”。
北宋亡后，四川天彭（彭县）成为栽培牡丹的中心区域。陆游有《天彭牡丹谱》，记载了天彭特有的红花二十一种，紫花五种，黄花四种，白花三种，还有一特殊的碧花，叫做欧碧，一共三十四种。据说全部近一百种，这三十四种是最著名的。当时“彭人谓花之多叶者京花，单叶者川花”，说明四川最初栽培的，还是不甚美丽的单瓣品种。
明代薛凤翔著《亳州牡丹表》，列举了神品四十种，名品八十二种，灵品四种，逸品二十六种，能品四十种，具品七十五种，共计二百六十七种的名称。又著《亳州牡丹史》，描述了一百五十余个品种的形态和习性，特别指明花芽（称为胎）的形态和颜色。这时有了绿色的“绿花”和近于黑色的“黑剪绒”等品种，色彩比宋代更多了。
后来王象晋著《群芳谱》，采录并选录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和薛凤翔《亳州牡丹史》的品种名，共计一百八十五种。假使把所有的品种名称全部汇集起来，应有四、五百种之多。达尔文说我国的牡丹有二、三百个品种，不知他是根据什么记载的。
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记载一种“金玉交辉”，说是“曹州所出，为第一品”。又有“忍济红”和“平实红”两种，也产于曹州。这可见现在牡丹的主要产地菏泽，在明代就已开始栽培。菏泽栽培牡丹，跟别处栽培各种农作物一样普遍，运销各地，远达广州。广州因为天气过暖，本地栽植的牡丹不容易开花。每年都从北方运去，新春时节就可供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