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东陈染
何：我陆续看见一些采访和评论，有小报把你也归入“美女作家”一路，甚至还有意将你提拔、升格为是此类作家的领先之人。但过去很认真地读过你的一些小说，不管我是否赞同你小说中描述的某种生命状态或说体验，但起码我还能从你的写作中作出这样的判断：你根本不是那种光拍柔光写真照片和写吸毒和乱性的“脸蛋派”作家；你似乎一直都在循着自己的独特方式延续着自己的思考，有时甚至思考得很痛苦；那么我例很想明白，引起你痛苦思索的根源是什么？
陈：把我归入“美女作家”，就你所看到或听到的，肯定只是有些媒体不负责任。恐怕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评论家会这样评论我。所谓“美女作家”这个提法是9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而我是一个从80年代写起来的作家，即使从有先有后算起，我也跟“美女作家”根本搭不上边儿。另外，我觉得“美女作家”这个提法本身就很含糊也很草率；你说“美女作家”到底是指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作家？还是专写“美女”和以展示自己身体为表现手法的女作家？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准确固定的划分标准？如果问我自己的意见胃无论怎样去界定和划分，我都跟这种“时髦”称号靠不上边。
如果要具体追问我思考和痛苦的根源，那可能和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系。我一直都是个心思比较重的人，这种情况对于生活本身可能并不一定、有什么好，因为在生活中要是谁心重到了太过分的程度，那就大累了，整天却跟自己也跟别人磨不开，这样的人其实也挺麻烦‘的。但我把“心思重”放在写作上就很有利，这样更能够从生活浮动的表层深入下去，开掘一些内核的东西。这大概可以算是我写作的一个特点？不知道，说不清。
何：你是不是从小就比较敏感？
陈：对。是比较敏感、多虑，年轻时还容易多愁善感，那时可以算是比较另类吧。可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很多事在生活里固然可以放得下，但进入写作就是要跟许多事情过不去。我个人写作的原始动力就是来自于和现实发生非常激烈地碰撞，这种不妥协常常会激发出我内心的另一种感受和剌激。这种感受在我20多岁时尤其尖锐，那时我把生活等同于文学，同时也把文学给生活化了。现在，我在生活中想通了好多事，很多以前认为根本过不去的事儿，现在在现实中我完全可以让它过得去。但写作时或完全冷静坐下来认真去想，实际上好多事情还是没过去呀！有时甚至反而还会钻得更深一点。把二者分开，我想这对自己来讲可能就是一种成熟也是一个飞跃。有一些读者给我来信，说我现在不像过去那么有锋芒了，叛逆、反叛的劲儿也不像以前那么强烈，变得“中庸”了。我有我自己成长的道理。所以也不想跟这样的读者太矫情。无论谁，他自己乐意都可以跟生活过不去。但谁也不能要求另一个三四十岁的人还跟生活过不去。
何：每天，你用来想和写的时间各占多少？你会不会常常因为思索太深而让自己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情绪中？
陈：我现在非常明确，生活是生活，文学是文学，我一定要把这两个面儿分开，不能因为想和写，就弄得自己成天心力交瘁、心思沉重，那么不开朗，那么不快乐。我还是渴望自己能够很平静，很正常地过平常日子。
何：去年见你出了两本新书《不可言说》和《声声断断》，眼下，你有没有什么新的写作打算？
陈：还是打算写长篇。以前，每天从早上起来，收拾洗漱完毕，差不多就开始进入状态，写差不多一上午，下午如果有力气就再接着干一会儿，这是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也有状态很一般或不好的时候，那我就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戋翻翻闲书什么的。我不能像持职止的那种作家，每天8小时都处于文学状态，我不想那么强迫自己。
何：每个作家对自己的写作，都有独属自己的一套的标准和要求，而且都各有各的道理；这就是说靠什么路子去写，都有可能写出很好的、和别人不一样的作品；那你现在能简单说说完全独属于你的大概的文字范囷和写作的路子吗？
陈：我觉得这还是和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比如说我不是一个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长大，也不是那种整年整月都在社会上闯荡江湖的作家。我自己的写作强项还是跟我的个性有关：深入个体生命，比较沉思的那种。而且我特别看重语言，我觉得语言是文学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要素，语言本身就能带给人或特别热烈、特别冰冷或特别微妙的视觉沖击效果。有了这些基本形式之后，再用文字展示自己的思索，再融进一些淡淡的故事，这就构成了我的整个写作。当然我也在不断变化。
何：你过去的代表作一直被看成是《私人生活》；那么非常私人而内心化的写作，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个人总的写作方向？你认为写小说存在公共标准吗？
陈：我从小骨子里的叛逆意识就比较强。尽管当时不很如意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都造成了我比较懦弱的个性，但在内心深处还是保持了很强的自尊和反骨。这种反叛心理很早以前就反映在我的写作当中，但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有意识地去写的，我写东西，就想专注在每一个具体的生命。有人动不动就写“人民”；人民？哪一个具体的人是“人民”？人民其实是一个很含糊的群体概念。所以，我从一开始写就注重每一个个体，而从来没用心去关注过那些特别宏大又不知所云的概念。我觉得每一个个体的人和物，才是最具体的，最有生命力的。
何：你认为写小说存在某种公共标准吗？
陈：我觉得所谓公共的小说标准既不存在，也不需要。每个人认准的东西，按自己想的去写就行了，但决不可以强加给别人。比如有人写小说可能就是为获一个什么奖项，还有人写小说就是为能马上拿出去改造社会，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追求，这些都不妨碍各自的写作，没关系。作为我自己耒讲，我就凭我的良知、兴趣、能力，去写我自己喜欢写的。至于我的作品，它们也许都不能获奖，或是不被广泛接受也不被广泛阅读，那都没关系，我自己愿意这么写，我这么写很快乐。除了这些，如果还是有人喜欢我写的小说，当然也让我很高兴。不是我一上来就非要强调说，我的作品就不是写给大众而非要写给小众阅读的；谁要老是这么标榜，说明心里很胆怯也很虚伪。但即使如此，我首先还是愿意尊重自己的感觉。
何：从80年代末，当时的文学和作家红得一塌糊涂，可到了现在文学和作家的地位又一落千丈；不知你亲身经历过这几年的文学的起落，对文学和作家出现了这么大的落差，怎么看？而在这个落差的过程之中，你个人都有什么感受？
陈：我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了。80年代中期，那时候文学的地位多夸张呀！出来一个作家马上全国人民就都知道，所以，那时候小说和作家都特别容易产生轰动效应，甚至谁是个文学青年都成了能让自己格外清高的资本，都挺怎么着似的。可现在这个年代，大众的注意力这么分散，兴趣也不那么单一了，所以文学已经被大众搁在一边儿了^我觉得这也非常正常。整个社会越发展就越多元，各行其乐，用不着人人都非对文学顶礼膜拜。在这十年之间，我觉得自己还行，还能让一些读者记着，这就相当不错了。也许再过几十年，根本没人再会理睬了，那也很正常。
何：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家，你在不在乎市场，如果你现在的书卖不好，你会感到失落吗？
陈：我当然很愿意我的书卖得好，能多挣版税呀（笑）！但如果完全就是为了钱，而让我以彻底放弃自己写作的内心感觉作为代价的话，那我还是宁愿坚守一点。在坚守的同时，我相信还是有一些人跟我的心路是相通的，即使范围再小，也还是会有一定市场的。我并不认为坚持自己或必须迎合读者，就能导致和市场的决然对立或者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