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作《史记》，在《封禅书》里叙述汉武帝敬奉神仙、鬼灶、方士的事情很详备，所以王允斥责它是谤书。本朝真宗景德、祥符年间，王文穆公（钦若）、陈文忠公（尧叟）、陈文嘻公（鼓年）、丁晋公（谓）诸人，假造天书符瑞，作为讨取皇帝欢喜、巩固地位的手段。等到真宗逝世，王沂公（曾）害怕遭到后人批评讽刺，因而要求把天书藏在真宗棺内，以消灭证据。而真宗实录的编纂，是王钦若监修的，其中记载尊奉宫庙及祥云芝鹤之类，只怕不够详细，于是成为信史的污点，这与太史公司马迁的谤书用意不同而结果却完全相同啊！
王文正公
【原文】
祥符以后，凡天书礼文、宫观典册、祭祀巡幸、祥瑞颂声之事，王文正公旦实为参政宰相，无一不预。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于清议，而固恋患失，不能决去。及其临终，乃欲削发僧服以敛，何所补哉？魏野赠诗所谓“西祀东封今已了，好来相伴赤松游”，可谓君子爱人以德，其箴戒之意深矣。欧阳公神道碑，悉隐而不书，盖不可书也。虽持身公清，无一可议，然特张禹、孔光、胡广之流云。
【译文】
宋真宗大中祥符以后，诸如天书礼文、宫观的典册、祭祀天地、巡幸各地、吉祥瑞符、歌功颂德等事情，文正公王旦身为宰相，都参预其事。王旦做官自侍部到太保，他自知自己做的某些事情为人所厌恶，名声不太好，但却患得患失，不能断然辞职而去。到他临终前，才想剃发为僧并要求在自己死后身穿僧服入殓，这于事何补呢？隐士魏野曾有诗赠王旦说：“西祀东封今已了，好来相伴赤松游。”真可谓是君子爱人以德，其中所含的鉴戒之意也是很深远的。欧阳修先生在为王旦作神道碑文时，上述之事一点也没有写，大概是认为不能写。王旦虽然公正清廉，后人也不能议其是非，但他也只不过是像汉代的张禹、孔光、胡广之类的人罢了。
晋文公
【原文】
晋公子重耳自狄适它国凡七，卫成公、曹共公、郑文公皆不礼焉，齐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赠以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纳之，卒以得国。卫、曹、郑皆同姓，齐、宋、秦、楚皆异姓，非所谓“岂无他人，不如同姓”也。晋文公卒未葬，秦师伐郑灭滑，无预晋事，晋先轸以为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背秦大惠，使襄公墨衰绖而伐之。虽幸胜于殽，终启焚舟之战，两国交兵，不复修睦者数百年。先轸是年死于狄，至孙縠而诛灭，天也。
【译文】
春秋时，晋国的公子重耳因国内动乱自狄（今甘肃临洮）逃跑，历经七个国家，卫成公、曹共公、郑文公对他都不以礼相待。齐桓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宋襄公赠给他马匹，楚成王设宴招待他，秦国穆公接纳他，最后重耳终于在秦军的帮助下回国做了国君，这就是晋文公。卫国、曹国、郑国的国君与重耳都是同姓，齐国、宋国、秦国、楚国的国君并非重耳的同姓。同姓之国对他都不以礼相待，异姓国却能做到这一点，可见“异姓不如同姓”的说法是错误的。晋文公死后还没有埋葬，秦国军队就征伐郑国，回军途中顺便灭掉了滑国。这本来与晋国无关，晋国大臣先轸却认为秦国竟然在晋国大丧之际，不派人来吊唁，反而讨伐其同姓国，因此背弃了秦国以前的恩惠，让晋襄公身着孝服讨伐秦国。此战，晋国虽然侥幸在殽山打败秦军，但从此以后两国关系恶化，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这种状况持续了数百年。这一年，先轸在与狄人交战中阵亡，到他的孙子縠时，全家都被诛灭，这真是天意啊！
南夷服诸葛
【原文】
蜀刘禅时，南中诸郡叛，诸葛亮征之，孟获为夷汉所服，七战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蜀志》所载，止于一时之事。国朝淳化中，李顺乱蜀，招安使雷有终遣嘉州士人辛怡显使于南诏，至姚州，其节度使赵公美以书来迎，云：“当境有沪水，昔诸葛武侯戒曰：‘非贡献征讨，不得辄渡此水。若必欲过，须致祭，然后登舟。’今遣本部军将赍金龙二条、金钱二千文，并设酒脯，请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虽千年如初。呜呼，可谓贤矣！事见怡显所作《云南录》。
【译文】
三国蜀汉后主刘禅时，南中地区各郡反叛，丞相诸葛亮率军征讨，反叛首领，为当地夷人汉人所佩服的孟获，与诸葛亮打了七仗，被擒七次，最后心悦诚服地说：“先生真是天赋之威，南中之人再也不敢反叛朝廷了。”《三国志·蜀志》中所记载的，只是蜀汉时期的事。我大宋朝太宗淳化年间，李顺在蜀地反叛朝廷，招安使雷有终派遣嘉州（今四川乐山一带）士人辛怡显出使到南诏（今云南大理一带），到了姚州（今云南大姚），当地节度使赵公美捧着国书出城迎接，他对辛怡显说：“去南诏的路上有条河叫沪水，蜀汉时武乡侯诸葛亮先生告诫说：‘如果不是进贡或征讨，就不能渡过这条河；假若一定要过，就必须祭祀，然后才可以登舟过河。’现在，我已派本部将士带金龙二条、金钱二千文并摆上酒肉，请求先祭祀之后再渡河。”由此可见，南夷对诸葛亮心悦诚服，即使是千年之后也仍然和当初一样。唉，诸葛亮真可以称得上英明啊！此事见于辛怡显所作的《云南录》中。
二疏赞
【原文】
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无差忒，乃可传信后世。东坡先生作《二疏图赞》云：“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时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后二年盖宽饶诛，又三年韩延寿诛，又三年杨惲诛。方二疏去时，三人皆亡恙。盖先生文如倾河，不复效常人寻阅质究也。
【译文】
作议论性的文章，必须考证所引事实没有差错之后，才可以使之流传于后世。苏东坡先生所作的《二疏图赞》中说：“西汉孝宣帝中兴汉朝，以法治国驭人。先后杀掉了盖宽饶、韩延寿和杨恽，这三位都是忠臣。疏广、疏受二先生很哀怜他们，以致为此而振袂脱屣。假使他们知道自己是区区小臣，他们就不会盛气凌人。”东坡先生的立意就是如此超绝卓异。但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考察，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疏广、疏受二人已经去职，此后两年盖宽饶被杀，又过了三年，韩延寿被杀，又过了三年杨恽被杀。当疏广、疏受二人免职时，盖、韩、杨三人都还安然无恙。这大概是因为东坡先生文思敏捷，不再像常人那样注重考究事实而造成的错误。
李宓伐南诏
【原文】
唐天宝中，南诏叛，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之，丧士卒六万人。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时募兵击南诏，人莫肯应募，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所在哭声振野。至十三载，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往击南诏，南诏诱之深入，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兵讨之。此《通鉴》所纪。《旧唐书》云：“李宓率兵击蛮于西洱河粮尽军旋，马足陷桥，为閤罗凤所擒。”《新唐书》亦云：“宓败死于西洱河。”
予案高适集中有《李宓南征蛮》诗一篇，序云：“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丞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往复数万里，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予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其略曰：“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县军垂欲穷。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收兵列亭候，拓地弥西东。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其所称述如此，虽诗人之言未必皆实，然当时之人所赋，其事不应虚言，则宓盖归至长安，未尝败死，其年又非十三载也。味诗中掘鼠餐僮之语，则知粮尽危急，师非胜归明甚。
【译文】
唐玄宗天宝年间，南诏（今云南大理一带）反叛，剑南（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征讨，结果损失士卒达六万人之多。丞相杨国忠隐瞒战败之事，仍然给他记上战功。当时，又招募士兵攻打南诏，但人们都不愿应募，杨国忠就派御史到各道去抓人，抓到后就给他们带上枷锁送到军中，被抓的人心中积满愁怨，所到之处哭声遍野。到了天宝十三年（754年），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前去攻打南诏。南诏人诱敌深人，然后高垒不战，李宓久攻不下，军粮皆尽，士兵因得瘟疫和饿死者达十分之七八，李宓无奈只得率兵返回。南诏人引兵追击，李宓被擒获，全军覆没。杨国忠隐瞒其败迹，声称取胜，传来捷报，然后征发更多的军队征讨南诏。这是《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旧唐书》中说：“李宓率军在西洱河攻击南诏人，在粮尽军回时，马足陷于桥上，被南诏首领閤罗凤擒获。”《新唐书》中也说：“李宓战败死于西洱河。”
我考证，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在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文集中有一篇《李宓南征蛮诗》，序中说：“天宝十一年，皇帝下诏讨伐南诏，丞相杨国忠主持此事，就上奏皇帝说前云南太守李宓渡海绕道交趾（今越南河内）攻击南诏，来往数万里。十二年四月，李宓回到长安。人们也因此而知道朝廷所派之人很有才干，而李宓也确实效忠朝廷。我作为李宓的旧友，因而写下了这首诗。”他的诗是这样写的：“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县军垂欲穷。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收兵列亭候，拓地弥西东。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他是这样称赞李宓的，即使诗人的话不一定完全可信，但作为当时人所作的诗，这件事也不会是虚构的故事。既然这样，那么李宓大概还活着回到了长安，并没有战败而死，其年代也不是天宝十三年。品味高适诗中所说的掘鼠餐憧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当时军粮已尽，形势危急，显然李宓并非战胜而归。
浮梁陶器
【原文】
彭器资尚书文集有《送许屯田诗》，曰：“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因官射利疾，众喜君独不。父老争叹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来作知县不买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饶州不买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载许君之名。
【译文】
彭器资尚书文集中有一首诗叫《送许屯田诗》，写道：“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因官射利疾，众喜君独不。父老争叹息，此事古未有。”注释说：“浮梁（今江西景德镇）的父老乡亲都说，来浮梁作知县的人，只有许君一人不买瓷器；来饶州（今江西波阳）作知州的人中，只有现在的少卿程嗣宗一人不买瓷器。”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许君的名字记载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