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费了炎武毕生心血的《日知录》更是他学术思想及成果的精华。炎武一生学行,可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八个字来概括。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三)可知炎武是把治学与做人看作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炎武一生之立身大节已概如前述,此处不再赘言;在治学这方面,则坚决反对当时那种“束书不观”而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主张多学而识、明道救世,探求有益于民生国命的实学。《日知录》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结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而作者最用意处即在第十三卷之论“风俗”部分。
炎武详细考索了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情况,认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指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文集》四,《与人书九》),而整齐风俗、拨乱涤污的关键,即在于“土大夫”是否有廉耻;并举出一-魏晋人之清谈亡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士大夫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而空谈心性,从而致使风俗大坏,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进一步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由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时,顾炎武还认为,除了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顿风俗、挽救时弊之外,“清议”即社会舆论的力量也很重要。他说:“古之哲王……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这些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着眼于风俗人心;同时,由于炎武重视实用而不尚空谈,所以“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其大端则在郡县分权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认为,要富国裕民,首先在于信任地方官吏,并赋予其实权,《日知录》卷9《守令》条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因此,郡县守令应该拥有“辟官莅政理财治军”的权力,则“国可富,民可裕,兵农各得其业”,达到天下大治。炎武另撰有《郡县论》9篇,对这一点加以系统而具体的论述。概括言之,他提出:“方今郡县之弊已极……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而此种局面的形成,正在于皇权的独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因此,“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有鉴于此,炎武亟求变更,大声疾呼:“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顾炎武还主张均田减租,开矿兴利,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
大体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制于郡县之中”为宗旨的,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则古称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为书生之见,但“主分权、重自治”的主张依然闪耀着进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经学上,顾炎武旗帜鲜明地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三,《与施愚山书》),并猛烈抨击明末王学末流那种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练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的鄙陋风习,主张务本研经,理学须由经学中提炼而得;主张以讲求经学的理学取代不讲经而附会禅的理学。而经学即理学,即“圣人之道”,“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而无益者不谈。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与炎武一贯提倡的“明道救世”、“整顿风俗”、“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依然血脉贯通。
顾炎武提出“信古而阙疑”的治经原则,他认为“《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日知录》二,《丰熙伪尚书》条)因此,炎武的经学研究不依傍、不盲从,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体现了他求实的治学风格。
炎武之学术,实渊源于朱熹。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篇》指出:“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沿其学者……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
在历史舆地之学方面,顾炎武同样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炎武治史,其志仍在经世致用,曾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在金石考古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炎武卓有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这两部著作。这两部长编性质的书虽然主要出于钞录,但有断制,极富价值,不仅为清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开启了先路,也是后人研究地理沿革、古代经济特别是明代经济史的不可缺少的必读书。生当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不仅是旧学术传统的破坏者,更是新风气的开创者。他的严谨朴实的学风、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换而不舍的学术实践、调查研究归纳取证的治学方法,诸多学术门径的开拓,与其“行己有耻”的耿介而傲岸的人格交互生辉,既取得了宏富的学术成就,又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后人尊奉顾炎武为汉学之“不桃之祖”,虽然未获炎武之心,但炎武实足以当之,他不愧为清初学术界之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师。
归有光
归有光(1506年~1571年),明代散文家,字熙甫,号项脊生。昆山(今属江苏)人。9岁能属文,后以同邑人魏校为师,通经史,善故。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人。其后二十余年,八次会试不第。嘉靖二十一年移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讲学,生徒常达数十百人,被称为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始中进士,授长兴知县。因采用古教化法治民,听讼时引妇女儿童围观,用吴语断案。以抗拒上司命令,被迫离职,转为顺德府通判,管理马政。后为南京太仆寺丞,参与撰修《世宗实录》,以劳瘁致疾,卒于南京。
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七子、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扫除台阁体的文风有一定作用。但至嘉靖年间,已流为盲目尊古倾向。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起而抵制,提倡唐宋古文,被称为唐宋派,其魁首实为归有光。时王世贞为文坛宗师,声势煊赫,归有光贬斥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抵排前人”,“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项思尧文集序》)。在诗论上,他也批判复古倾向说:“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反之,他认为那种“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盖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者”(《沈次谷先生诗序》)。他的基本观点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文章虽好,但唐宋间名文未尝不佳,前、后七子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则泥古成风,走入歧途。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属文时应“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之工为文章。然“观美矜炫于世而已”。当时,王世贞听到他批评自己“妄庸”后说:“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但到了晚年,王世贞也感到自己雕饰过甚,不及归有光恬适自然。在《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还有人把归有光与欧阳修比较,推崇他为明代第一散文家。直到清代。方苞、姚鼐等人,也对归有光交口称赞。归有光反对拟古,多从形式着眼,并未达到内容上的真正革新。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主,十之八九为经解、题跋、议论、赠序、寿序、墓志、碑铭、祭文、行状以及制义之作,其中有些作品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有些作品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但也有不少作品内容空洞,思想陈腐。在若干记叙、抒情散文中,能做到“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其艺术特色是:即事抒情,真切感人。如代表作《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人亡物在、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回忆者人各一事,均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注重细节,刻绘生动。如《项脊轩志》写景,发扬了唐宋文的优良传统,确非前后七子所及。篇幅短小,言简意赅。他的散文名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记》、《女二二圹志》等,均未超过千字。《寒花葬志》为悼念夭殇小婢而作,全文共112字,但以两个细节勾勒婢女形象,写出庭闱人情,极为凝炼。④结构精巧,波折多变。如《宝界山居记》由太湖风景写到宝界山居,又对比唐代王维之辋川别墅,并对王维发了议论。《菊窗记》,从洪氏之居的地势、风景写到古人仲长统与陶渊明,夹叙夹议,跌宕多姿。
归氏散文多写身边琐事,未能充分反映明代社会矛盾。但他在《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蠲贷呈子》等文中,刻画了倭寇人侵后昆山一带“屋庐皆已焚毁,□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刳,村落之间哭声相闻”的惨状。在《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文中,揭露了恶霸横行、吏治腐败的现实。在《送恤刑会审狱囚文册揭贴》、《九县告示》、《乞休申文》等文中,表达了自己为民请命的心怀。在《可茶小传》、《鹿野翁传》等传记文里,勾勒了一些普通人物的形象。在《己未会试杂记》、《壬戌纪行》等纪行文中,记载了当时一些民情世态,这些作品,也还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归有光死后,其子子宁曾辑其部分遗文,刻于昆山,词句多有改窜,其孙昌世与钱谦益遍搜遗文,细加校勘,编为文集40卷,未能全刻。清康熙年间,曾孙归庄又增益部分遗文,经董正位等人襄助刻成《震川先生全集》,正集30卷、别集10卷,共40卷。内收各种体裁之散文774篇、诗歌113首。今通行本为四部丛刊本《震川先生集》共40卷,系据明常熟刊本影印。
夏完淳
夏完淳(1631年~1647年),南明诗人、抗清将领。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或灵胥)。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父夏允□为江南名士,与陈子龙等创立□社。在明末主持清议,纠弹时政,同张溥等人的复社同气相求,极得人望。夏完淳幼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他聪明早熟,天资极高。5岁读经史,7岁能作文;8岁时随父赴北京,受到前辈文人的赏识。后随父赴福建长乐,12岁时返乡,拜其父之友陈子龙为师,与杜登春等有志少年组织西南得朋会,成为□社后继。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江南一带抗清义师蜂起,他随父夏允□、师陈子龙起兵抗清。约在投军前夕,与钱秦篆结婚。清军陷松江后,其父投水殉难。夏完淳誓志报国,顺治三年春,与师陈子龙、岳父钱□重组义军,上书南明鲁王,鲁王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太湖吴□的军事参谋。吴军不久溃败,完淳只身流离到湘鄂一带,后返家。顺治四年(1647年)夏,在故乡被捕,解往南京。洪承畴亲自审问,他拒绝诱降,英勇就义,死时年仅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