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完淳短暂的一生中，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他15岁前的早期作品，受拟古主义影响，内容比较单薄。如《青楼篇》、《杨柳怨》等诗，描写“醒来锦袖飘歌院，醉后红牙唱酒楼”的游冶生活，反映了他作为贵公子的思想局限。但在明亡之后，他投身抗清义军，所作诗文迥然一变。表现为：不再以拟古为主旨，而是直面人生，正视现实。如《军中有作》、《军宴》、《江城》、《避地》、《即事》、《翠华篇》等诗，小令《狱中草》，套数《自叙》、以及赓续其父所写的《续幸存录》等等，记述了江南亡国之变和自己抗清斗争的史实。叙事抒情，都有生活实感。②展示了高昂的抗战激情和坚定的民族气节。他投笔从戎之后，“风骈霜胝，提襟短衣，备人世之艰辛，极忠臣之冤酷”，以血泪写了《大哀赋》，抨击了明朝廷弊政，剖析了亡国原因，描写了“竿木群兴，风云毕会；兴六月之师，振九天之锐”的战争经历，表达了“乾坤重照，日月双悬”的复国志向，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同样的思想内涵，也见于《易水歌》、《博浪沙歌》、《南越行送人入闽》、《题曹溪草堂壁》、《霸图》等大量诗中；而在他被捕后写的《南冠草》中，有了更大的发扬。如其中《别云间》写道：“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寄内》：“九原应待汝，珍重腹中身”等句，都充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壮志豪情。他虽备尝艰辛，终遭失败，但作品中流露出昂扬的乐观精神。如《哀燕京》诗写道：“风云江上钟山气，夜看牛斗伫中兴。”《土室馀论》文中也说：“呜呼，家仇未报，匡功未成。赍志重泉，流恨千古。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魄。”充满了光复故土的必胜信念。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形成朴直爽朗、慷慨悲壮的创作风格，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如他悼念老师陈子龙的诗《细林野哭》：“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真挚的战斗情谊，极为感人。正如陈均在《夏节愍全集序》中所评：“故其忠肝义胆，发为文章，无非点点碧血所化。”
夏完淳的作品先曾编为《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续幸存录》等。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吴省兰合编为《夏内史集》，颇有遗漏。嘉庆十二年（1807年），王昶、庄师洛编刻为较完整的《夏节愍全集》，14卷。
徐光启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号元扈，谥文定，上海徐家汇（今属上海市）人，他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第一个把欧洲先进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天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可谓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徐光启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测量、农业和水利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在天文历法上，徐光启介绍了古代托勒玫旧地心说和以当代第谷的新地心说为代表的欧洲天文知识，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为中国天文界引进了星等的概念；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在计算方法上，徐光启引进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崇祯历书》的编纂对于我国古代历法的改革是一次飞跃性的突破，它奠定了我国近三百年历法的基础。徐光启的编历工作为中国天文学由古代向现代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基础。
勤学少年
徐光启出身在一个由经营商业转归为经营农业的家庭。明中叶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商品经济得到较明显的发展。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个人和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升降起伏。变化比较大。徐光启的家，从其曾祖父时起，在六七十年间。曾有三次较大的起伏。而徐光启则刚好是诞生在家道第三次中落后的谷底，家境不能算好。但这个家庭对农业和手工业、商业的生产活动是熟悉的。徐光启的父亲弃商归农，为人“博识强记，于阴阳、医术、星相、占候、二氏之书，多所通综，每为人陈说讲解，亦娓娓终日”。而徐光启的母亲“性勤事，早暮纺绩，寒暑不辍”。“每语丧乱事（指使寇入侵），极详委，当日吏将所措置，以何故成败，应当若何，多中机要”（见徐光启所写“先考事略”，“先妣事略”）。如此的家庭和父母，对徐光启后来钻研科学技术、重农兵、尚实践、毕生唯勤唯俭、安贫若素等等都有良好的影响。
青少年时代的徐光启，聪敏好学，活泼矫健，当时人们说他“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喜欢雪天登城，在龙华寺读书时喜登塔顶，“与鹊争处，俯而喜”。万历九年（1581年）中秀才，“便以天下为己任。为文钩深抉奇，意义自畅”，他曾说道“文宜得气之先，造理之极，方足炳辉千古”。这是由神童到才子的形象。
万历九年中秀才后，因家境关系，徐光启开始在家乡教书。加之连年自然灾害，他参加举人考试又屡试不中，这期间，他备受辛苦。大约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光启受聘去韶州任教，二年后又转移至浔州。徐光启在韶州见到了传教土郭居静。这是徐光启与传教土的第一次接触。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已落选，但却被主考官焦竑（1540年～1620年）于落第卷中检出并拔置为第一名。现在看来，徐、焦二人都主张文章学问应该“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或许在经世致用思想上的一致，徐光启才被焦竑赏识并被拔置第一的。但不久焦竑被劾丢官，转年徐光启参加会试也未能考中进土。他便又回到家乡课馆教书，同时涉猎古今，尤其注意当代问题。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徐光启生活的晚明时期，正值西方耶酥会土纷纷来华之机，经过长期试探，传教土们认为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可以达到更好地传播宗教的效果。徐光启也认为传教土所传播的学问“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而余乃亟传其小者”（刻《几何原本》序）。徐光启还认为“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泰西水法》序）。徐光启是明末参加天主教的重要人物之一，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起了较大的作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启迎来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这一年春帏，他考中进土，开始步入仕途。徐光启20岁时中秀才，36岁中举入，考中进土时已是43岁，为科举功名共用去了23年时间。徐光启在未中进士之前，曾长期辗转苦读，在破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深知流行于明中叶以后的陆王心学，主张禅静顿悟、反对经世致用，实为误国害民。有人记述徐光启当时的变化说：“（他）尝学声律、工楷隶，及是悉弃去，（专）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还有人记述说“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天人指趣。”（邹漪《启祯野乘·徐文定传》、张溥为徐光启《农政全书》所写序言）徐光启思想上的如此转变，使他的后半生走上了积极主张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道路。徐光启是明末清初学术界、思想界兴起的实学思潮中的一位有力的鼓吹者、推动者。
徐光启考中进士后即被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馆学习，在馆所撰课艺，如《拟上安边御敌疏》、《拟缓举三殿及朝门工程疏》、《处置宗禄边饷议》、《漕河议》等，表现了徐光启忧国忧民的思虑和渊博的治国安邦的谋略，大都是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与那些空泛不实、纸上谈兵的时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不久丧父，返乡守制。
前此在万历三十四年秋，徐光启即与传教士利玛窦（M．Ricci）合作翻译西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初版于l607年），还译了《测量法义》。这是西方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的开始。利玛窦是明末来华传教士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在因父丧回上海守制三年期间，徐光启又对上述两部译作进行了修改。守制期间，他还进行了农事试验，为救灾救荒，他引种并推广了甘薯，撰写了《甘薯疏》。
徐光启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守制期满，回京复职，此后除几次临时性差事之外，一直担任较为闲散的翰林院检讨。和当时一般文人官吏热衷于笔墨应酬不同，徐光启则是用较多的时间进行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科学技术研究，从事了不少这方面的翻译和写作。在写给亲戚的信中徐光启自述道：“昨岁偶以多言之故，谬用历法见推……惟欲遂以此毕力，并应酬文墨一切迸除矣。何者？今世作文集至千百万言者非乏，而为我所为者无一有。历虽无切于用，未必更无用于今之诗文也。况弟辈所为之历算之学，渐次推广，更有百千有用之学出焉。如今岁偶尔讲求数种用水之法，试一为之，颇觉于民事为便……弟年来百端俱废者，大半为此事所夺。”（《徐光启集·致老亲家书》）其中的“用水之法”，指的是万历四十年（1612年）与传教土熊三拔（S．deUrsis）合译的《泰西水法》，书中介绍了西洋的水利工程作法和各种水利机械。在此期间，徐光启还与传教土合作再次校订了《几何原本》并出版了第二版。同时他还为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此书介绍了西方的笔算数学）、熊三拔编著的介绍天文仪器的《简平仪说》等书写了序言。这些序言表达了徐光启对传人的西方科技知识的看法。向传教土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徐光启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也进行了协助，帮他们刊刻宗教书籍，对传教土的活动也有所庇护。徐光启的这许多行为，多被朝臣误解，加上与其他官员的一些意见不合，因此他辞去工作，在天津购置土地，种植水稻、花卉、药材等。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l3年～1618年）间，他在天津从事农事试验，其余时间则多是往来于京津之间。这期间，徐光启写成“粪壅规则”（施肥方法），并写成他后来的农学方面巨著《农政全书》的编写提纲。
成绩贡献
徐光启的科学成就可以分为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军事等方面：天文历法徐光启在天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主持历法的修订和《崇祯历书》的编译。编制历法，在中国古代乃是关系到“授民以时”的大事，为历代王朝所重视。由于中国古代数学历来重视实际计算并以此见长，历来重视和历法编制之间的关系，因此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古代历法准确的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明末，却明显地呈现出落后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西欧的天文学此时有了飞速的进步，另方面则是明王朝长期执行不准私习天文，严禁民间研制历法政策的结果。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国初学天文有历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指的就是此事。
明代施行的《大统历》，实际上就是元代《授时历》的继续，日久天长，已严重不准。据《明史·历志》记载，自成化年间开始（1481年）陆续有人建议修改历法，但建议者不是被治罪便是以“古法未可轻变”，“祖制不可改”为由遭到拒绝。万历三十八年（16l0年）十一月日食，司天监再次预报错误，朝廷决定由徐光启与传教土等共同译西法。供邢云路修改历法时参考，但不久又不了了之。直至崇祯二年五月朔日食，徐光启以西法推算最为精密，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改历工作终于走上正轨，但此时距明朝亡已为时不远，改历工作在明代实际并未完成。中国的天文历法，由先进演变为落后，明王朝实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当时协助徐光启进行修改历法的中国人有李之藻、李天经等，外国传教士有龙华民（N．Longobardi）、庞迪峨（D．Pantoja）、熊三拔（S．deUrsis）、阳玛诺（E．Diaz）、艾儒略（J．A1eni）、邓玉函（J．Terrenze）、汤若望（J．A．S.vonBell）等。
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和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疏奏之中。《崇祯历书》的编译，自崇祯四年（1631年）起直至十一年（1638年），始克完成。全书46种，l37卷，是分五次进呈的。前三次乃是徐光启亲自进呈（23种，75卷），后二次都是徐光启死后由李天经进呈的。其中第四次还是徐光启亲手订正（13种，30卷），第五次则是徐氏“手订及半”最后由李天经完成的（10种，32卷）。
徐光启“释义演文，讲究润色，校勘试验”。负责《崇祯历书》全书的总编工作。此外还亲自参加了其中《测天约说》、《大测》、《日缠历指》、《测量全义》、《日缠表》等书的具体编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