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王夫之大约也不乏普通儿童的调皮淘气。晚年回首往事，他说那时常犯“口过”，“早岁披猖”，惹得父亲不高兴，常常十天半月不再理他，直到他内心自觉认错，涕泣求改时才给以教训，气极了有时也会“夏楚（戒尺）无虚旬，面命无虚日”。不过父亲不爱翻旧账，一经说过，终生不提往事。他不总是向孩子板起面孔，有时把他们兄弟召集在一起，一面饮酒，一面劝导他们做人要谦逊和气，远利蹈义，说至动情处，间或还掉下眼泪。他允许孩子们有正当的游戏，让他们摆棋对奕，但从不许学博囗（又名六博、格五）击球和游侠生事。回忆往事是令人恰悦的，尤其是孩提时代的事情，即便在当时是教人头痛、伤心的事情，回味起来也会滋味无穷。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王夫之不仅在经、史、文学方面打下很深厚的基础，而且在人格形成方面接受了感染。他少年时攻读的书籍多数是儒家经典，家庭成员笃行礼教，所以忠孝二字在他思想上是牢不可破的观念。古来把忠孝与爱国看做是同一个思想体系，他后来以一介书生，招募义兵，抗击清人，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王夫之父子也许受名教影响太深了，正像我们一开始所开列的儒者的品格一样，他们不把入仕做官看做是谋取货财的手段，而把它看做行道济世的资籍，君臣合义，合则尽力事之，不合则毅然去之，这叫做“易禄而难畜”，他们有明确的是非界线，同志合道、忠良正直则引为知己，奸诈邪恶则嫉之如仇，所以他父亲不惜离乡背井在京城蹉跎10年，不肯纳贿取辱，王夫之日后追随永历流亡政府，奸邪当道，便很快引退。至于学问之道，这个家庭教给他的最重要的东西恐怕就是独立思考和求实精神。
志图匡复
崇祯已卯（1639年），王夫之20岁在乡学读书时，他与同乡人文之勇（字小勇）、郭凤跹（字季林）、管嗣裘（字冶仲）等人效仿东林、复社，成立了一个旨在抨击时弊，评论朝政，议论改革的团体，叫做“匡社”，这几个人都是武夷先生及门弟子，自幼意气相投。次年（庚辰，1640年）东林著名党人高攀龙的侄子高世泰（字汇旃）督学湖广，此人少时侍从父讲席，晚年以东林先绪为己任，于梁溪（江苏无锡）创办过丽泽堂，与祁州（河北安国）的习包有南梁北祁之称。他本人崇尚理学，督学湖广时曾在衡州立朱熹、张载祠堂，令学子向学礼拜，这样的人掌管湖广的学政，诸生很容易习染东林党人激浊扬清的风气。王夫之参加匡社说明他当时已经留心现实的政治生活，他的长兄有一次提醒他说：“此汉季处士召祸之象也，文章道丧，不十年而见矣。”然而高世泰却在评价夫之制艺文章时大加赞赏，称之为：“忠肝义胆，情见乎词。”匡社是南岳一隅几个关心时政的青年闹起来的，它没有在全国发生多少影响，如果要说它对后来的事情还有一点影响，那就是永历元年清兵入衡阳，诸生举义帜，而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就是匡社的发起人。
明朝的科举，每逢子、午、卯、西之年秋八月，各省照例要举行乡试，崇祯壬午（1642年），王氏三子都准备赴武昌应试，结果，次子参之因父母春秋已高，留在家中服侍双亲没有成行，介之、夫之三场试毕，同榜中举。那一年衡阳共有7人中举，王氏独居其二，其余5人李国相、管嗣裘、邹统鲁、郭凤蹑、包世美，除了武夷门人，便是夫之兄弟的好友。不过这时候明朝的江山已经危在旦夕，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越剿越盛，横行大江南北，督抚州县无能御之；崛起山海关外的清人屡犯边关，守军节节败退；而贵戚官僚却仍在覆巢之下争权夺势，贪污盗窃，一些政治敏感性较强的士大夫已经察觉了亡国的兆头，内心充满了忧惧不安。武昌乡试华亭人沔阳知州章旷担任分考，考试结束后接见了王夫之这位年轻的考生，谈话中意味深长地将夫之引为知己，互相勉励；五年后，降将孔有德率清兵进入两湖，这位在国难深重之际才被永历皇帝推上阁臣高位的官吏率孤立无援之师日夜转战于荆楚各地，其间王夫之与他不断书信往来，献计献策，然而明亡已成定局，他们努力的结果除了以身殉国便别无选择。另一位分考官是长沙推官晋江人蔡道宪，出场后与夫之也谈到国势不支，相互砥砺的话，第二年就死于张献忠入湘之役了。
人如果真能事事前知，便不会有生活下去的勇气，因此无论以后如何，目下还是该怎样做便怎样做。这年冬天王夫之与兄介之到南昌上计，作北上人监的准备，不料次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由南京沿江而上攻占武昌，杀死楚王，长沙大震，当时长沙还有一部分兵力，湖广巡抚王聚奎率一部驻袁州，承天巡抚王扬基所部千余人驻岳州，长沙推官蔡道宪募练乡勇5000余人，他们先守岳州，但二王畏敌如虎，八月，张献忠兵至岳州，很快就攻陷城池，他们只好退守长沙。坚守三日，王聚奎为了保全实力，以出战为名，抽身先逃了。不久城破，张献忠进占长沙。长沙既下，又分兵经略衡、永，王氏兄弟闻讯，哪里还有进取功名的心思，于是倍道兼程赶回衡阳。衡州失陷后，稍有资财的人都逃到山中避兵去了，王氏三兄弟也簇拥着70多岁的父母逃到南岳莲花峰下。张献忠在长沙拆桂王府起造宫殿，选拔官吏，王氏兄弟既然是新中的举人，正好是起义军物色的人才，但是受过长期儒家思想熏陶的儒生都把起义军视为贼寇，不肯替他们服务，王夫之与仲兄参之都曾被义军巡逻兵强迫去做官，但他们誓死不从，要不是义军很快退却，几乎首领不能保全。
张献忠撤离湖南入蜀，次年三月从北方传来消息，李自成攻陷北都，崇祯皇帝自杀，明朝灭亡了。紧接着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把李自成逐出北京，清人福临登级做了皇帝。多亏中国幅员广大，清人一时不能全部占领，于是南京的守臣马士英伙同东林党死敌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号弘光。这时候社会的混乱已经难以言喻，偏安的南明政府并没有因为北都陷落、皇帝殉国整肃纪纲，守土抗敌，却继续相互倾轧，陷害忠良；有些梦想富贵的人假冒皇妃、皇储纷纷来到南京，弄得舆论大哗，流言四播，城内常常有士大夫甚至乞丐，娼妓投河自杀、悬梁自尽，或纵火自焚；强暴之徒趁势杀人越货，穿窬入室。历史上南渡的政权如晋、宋等好歹还对峙割据了一二百年，而弘光在数月之间就土崩瓦解了，朝中大吏平时荷恩最深，食禄最多的，清人大兵一到，卖国邀宠，唯恐不及。看了这部百丑图，让人感到人类的廉耻道德陷入了绝境之中。恰恰相反，那些屡遭贬黜，备受冷落的士大夫却往往能够不惜身家性命，召募义兵，为民族坚守每一寸土地。
南京的宏光政权崩溃以后，湖广的明军归福建继立的隆武政府节制，当时何腾蛟守长沙，培胤锡守武昌，章旷为湖南监军屯兵湘阴。堵胤锡由湖南学政拔为督抚，各部军帅不肯听命，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遇难后，余部高一功、李过降明，改称“忠贞营”，堵胤锡打算以忠贞营作为主力，但忠贞营新附，若即若离，不肯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何、堵二帅由于幕府搬弄是非，彼此猜忌，不能合作，关心国事的人无不为之忧心。隆武间也是王夫之忧患生涯的开始，他的仲兄参之于甲申之变的次年因病早夭，死年在30岁左右。长兄介之奉父母避居在友人李继体的宅上，衣食完全仰给于李氏的接济。隆武二年（丙戌，1646年），夫之原配陶孺人弃世，长子王囗尚在怀抱之中，然而这些并未影响他对国事的关切，这一年他曾几次到湘阴去见壬午中举时结识的章旷，为他筹划兵食，并力请章旷出面调和南北二帅，以防演变。但是当时局势已不是任何个人可以挽回的了，福建隆武政权很快瓦解了，于是瞿式耜拥立桂王又在端州（广东肇庆）建立南明最后一个朝廷，建号永历。永历元年（1647年）孔有德兵至长沙，何腾蛟退驻衡阳，旋退永州。章旷悲愤绝食死于永安，楚省成为永历政府与清兵交战的前沿阵地。
这年十一月，王夫之的父亲于兵荒马乱中忧愤成疾病逝。这时堵胤锡正在筹划收复湖南的事情，王夫之与童年挚友管嗣裘等决定募集义师与官兵协同作战，收复家乡失地。对于这些亡国亡家的封建士大夫来说，死亡的恐惧已经变得非常淡漠，他们似乎觉得与那个发发可危的旧王朝一起从历史上消逝反而是一种荣誉，是一种幸福，它可以使自己生命的意义增加光彩。许多人抱定了生是大明人、死是大明鬼的信念悲歌而死，史可法在扬州失陷后自赴敌营，就声称今特来就死，唯恐死不明白耳。王夫之没有留下这等豪迈的遗言，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心境是相同的。经过几个月的奔波，他们终于招集起一支义军，永历二年（1648年）秋在衡阳起义了。这支义军的领导是一伙缺乏行伍生活经验的书生，战士是一些未经训练的农民，缺乏给养，孤立无援，失败是从它开始组织的那天起就决定了的，他们苦撑不数月，初冬时节就被清军打败了。如果说在起义以前王夫之还可以在南岳丛山中苟且偷生，那么现在的他已是清人通缉的罪犯了。他从败军中逃得性命，不得不偕同管嗣裘南奔直粤到自身难保的永历皇帝那里暂且避难。不过这次起义也使他小有名声，堵胤锡在湖南上书永历帝荐他做南明的官员，因为父亲弃世尚未行大样之祭（死后十二个月），上疏辞掉了。
汉族的士大夫在这种关键时刻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英勇无畏，大约因为以下几个原因：这部分人大多持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就是古圣贤那句名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明朝政府哪怕腐败透顶，它毕竟是汉人的政权，清朝政府再好，也是异邦的朝廷。崇祯皇帝宵衣旰食，以身死国，当此之际在他们心里反而激起了为君父报仇雪恨的情绪；清兵攻克扬州，纵兵屠杀，使扬州城遭受一场骇人听闻的劫难，变成人间地狱，十日之内，死难的人数仅焚尸簿上就达80万之众，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尚不在其数。这场野蛮屠杀使汉人将生死置之度外，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奋起反抗；清人的囗发令也使中国士人无法忍受，他们历来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行父母之遗体，不敢不慎，倘若囗去头发，将置父母于何地？据说清人本没有按照自己的模样去改造汉人面貌的意图，有个山东的穷士鬼迷心窍为清人献上此策邀功请赏，于是才引起汉族士人的坚决抵抗，王夫之和他的好多朋友举兵抗清，失败后隐遁山林都与囗发令有很大关系。
评价历史人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腐败的朱明王朝已经剩下岭南一隅残山剩水，在这个时候纠合千百名乡勇与数十万大军抗衡也许是不够明智的，但是我们如果把明朝的士大夫分为三类，以洪承畴、吴三桂为第一类，以马士英、阮大铖为第二类，以王夫之为第三类举行一次公民道德投票，那么可以相信，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人还会把选票投向王夫之这种人，屈节投降与知时识务，捐躯匡国与拥君自重之间的界线还是划然分明的。
沉沦南明
举义第二年，王夫之在永历流亡政府与家乡衡阳之间奔波大半年，永历四年初春他被瞿式耜推荐做了行人司行人。
永历小朝廷虽然还是汉族士大夫一点侥幸的希望，其时实在已不象一个政府的样子了。楚省有三四十万军队，各部都保存实力，相互观望，没有能够统一指挥和调配军队的统帅；大批官僚麇集岭南弹丸之地，没有居住的地方，家眷僮仆不得不泊居在船上。他们还没有接受腐败亡国的教训，往日没有机会体验过封爵滋味的藩将，趁国势之危要挟天子，各地请封的公文经常呈了上来，一班文臣们总要援引故事计较半天，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驻军贵州，自认为奇货可居，竟然提出请封秦王。宰辅宦官如王化澄、王坤之流以拥戴之功，窃据要津，收购纳赂，排挤贤良，有实力的镇将都想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中，天子行辕在数年内搬迁五六处，广州失陷，迁往桂林；王坤、马吉翔为了摆脱瞿式耜的羁绊，蛊惑皇帝又迁武冈；楚师演于长沙，迁于柳象；李成栋在广州“反正”，贿通王化澄，又迁回肇庆；湖南失守，逼于兵锋，迁往梧州……凡此种种都使王夫之感到非常失望。
永历朝廷当然也有一些嫉恶如仇直言敢谏的人，最出名的有金堡、袁彭年、丁时魁、金都御史刘湘客、户科给事中蒙正发，时人有“五虎”之称。这年四月，“五虎”因得罪奸臣，朝廷大兴诏狱，王夫之为了搭救五虎，力伸正义，几陷于不测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