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诏狱之祸并非偶然事件激成，它从永历二年（1648年）金堡上疏就隐伏了祸端。金堡字卫公，又宇道隐，浙江仁和人，南京陷落后他跑到浙东追随鲁王，不久发现鲁王并不是可以指望复兴大明的君主，于是又走闽陛见唐王。永历二年，楚粤局势略略稳定，应诏来到桂林。永历是明朝政府的最后一个代表，他不能再缄默不言了，于是上疏痛陈国事，大意是永历政府据一隅而望中兴，非彻底振刷政治不能奏效，朝廷之大弊在于以匪人持政柄，郝永忠应擒拿正法；陈邦傅无寸功位居上公应褫夺其爵；马吉翔有扈从之劳，封侯已足，不可参政。疏上、朝廷哗然，彭、丁、刘、蒙对此大加喝彩，陈、马之流却恨入骨髓。永历三年，孙可望求王封，朱天麟、王化澄等皆欲以孙可望为靠山，总揽朝政，而金堡却力争勿许其请，所以朱、王等也成了他的死敌。永历四年东粤不保，朝廷弃肇庆奔逃梧州，陈、马、朱、王指使谏官吴贞毓等数十人一齐上疏，攻击金堡等把持朝政，谋国无方，以致此败。中国历代奸臣都善于好祸于人，而昏昧之主往往肯听信奸人，于是“五虎”同日被锦衣卫缇骑逮捕入狱，严刑拷打。在王夫之心目中，金堡等人是孤忠济难之士，而今未死于敌却死于奸人诬陷，岂不是天下奇冤！正义感使他忘却了自身的安危，他直奔大学士严起恒的官船长跪恳请这位一时人望所归的阁臣疏救金、彭五君。严起恒果然出面了，他非但没有救得金、堡五人，自己也身陷党祸之中了，给事中雷德复上章劾严起恒犯了误国误君的二十四条“罪状”，严起恒无奈，只好谢罪求去。王夫之联络好友管嗣裘及另外一位叫做董云骧的同僚一起上疏为严起恒诉冤，疏三上，其辞略云：
李泌以可退可进之身，从容以处谗忌之百至，而唐以再造。文天祥以不退不进之身，摇落于王囗、陈宜中之党，而终宋之世，君臣两受其伤。昨科臣雷德复参辅臣严起恒一疏，备极污蔑，众心揣摩在辅臣之心迹，皇上鉴之，二祖列宗在天之灵假之，天下臣民共耳目之，岂俟臣赘？且德复之造端本末，授受机关，亦路人知之，臣又何敢过为吹索？今诚使辅臣以高蹈之鸿迹，矫予雄之鼠吓，举朝内愧、或尚改辕，又未必非皇上激励风轨之大端……（《请允辅臣乞休疏》，见《姜斋逸文》）他们大抵已对永历政权失望了，所以意在恳求恩准严氏引退以全余生。疏上不报，严起恒被继续留用，而金堡等也因高必正（高一功）的努力被释出狱。儒家古训，君臣合义，三谏不从便谏道已穷，君臣义绝，于是王夫之与董云骧挂冠而去。临行，他到金堡卧舟去看望遍体鳞伤的金堡，作诗互勉。夫之诗云：
挑灯说鬼亦无聊，饱食长眠未易消。
云压江心天浑噩，虱居豕背地冤饶。
祸来只有胶投漆，疾在生憎蝶与鲦。
劣得狂明争一笑，虚舟虚谷尽逍遥。
王夫之离开梧州行在时是永历四年七月，算来他在行人司只待了半年。现在在人生的旅途上他走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地步，大明遗臣至此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投降，清人的政策还是比较宽容的，降将降臣大多还能混个一官半职，分享一份小小的富贵；另一条就是高蹈肥囗，落发为僧，佯狂为奴，生活清苦一点，灵魂却干净一些。王夫之决定做隐士了。他当时刚满30岁，在流逝了的岁月中，他心里燃烧着种种的希望，小时候他做过科举入仕、致君尧舜的梦，后来也做过铁马金戈、收复河山的梦，而今是大梦初醒，一切显得是那么空幻虚无，他想起儿时父亲的训海，跌足而叹曰：“呜乎，先君之训，如日在天，使夫之能率若不忘，庚寅之役，当不致与匪人力争，拂衣以适。或得技草凌危，以颈血效嵇侍中溅御衣，何至栖迟歧路，至于今日求一片干净土以死而不得哉？”（《家世节录》）从永历五年（1651年，顺治八年）起，王夫之开始了为时40余年的隐居生活。最初十年间，为了躲避清人的缉拿，他流徙不定，在祁、邵间朋友家中踯躅二三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移居常宁西庄园，由友人王文俨供给饮食，教授乡人《春秋》。顺治十四年（1657年）返回衡阳，由于在张献忠入湘时，他避兵南岳，结识了不少释家弟子，于是长居双髻峰寺院之中，直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才定居在湘西金兰乡茱萸塘，初造小屋，名叫“败叶庐”，次筑“观生居”。越十二年，再徙石船山下，去观生居二里许，因里人旧址筑湘西草堂，并自号“船山”。在这十年流浪生活中，他吃了不少苦，常宁诸生王祥隆有诗描写这时期工夫之的生活状况：“美人坐清湘，闲吟复长啸。十旬五得饥，体癯容愈少。冠盖时叩门，千金不一笑。道逢衣褐游，风雨怜同调……”有一段时间风声吃紧，他不得不变易姓名，混迹于语人之中。
隐士所屏绝的是与政府方面的交往，并不废一般的朋友往来。王夫之是儒学出身的隐士，他的做人没有狂荡不羁，放浪形骸，使人难以接近。在他的亲属中，幸存者唯有长兄介之，介之居于武水之滨石师岭东耐园草屋，夫之常去看他，恒在夜间，由门生异辇而往，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介之以81岁的高龄卒于耐园，夫之亲治丧事。王夫之的友人绝大部分是明朝遗老，其中有崇祯朝曾任江西巡抚、后隐于石门山的郭都贤（益阳人，字天门）；隆武朝担任东阁大学士兼右都御史的熊开元（嘉鱼人，字鱼山）；永历朝曾任翰林院编修官的钱秉镫等，武臣有永历故将新安人黄金台，明亡遁入禅林称广明大师，他曾请王夫之写过小传；章旷部将董启行也由华亭远道而来请他为章公撰写词碑。王夫之有不少友人削发游于方外，永历朝曾以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征召的编修官方以智，舍妻子做浮屠为青原主寺僧，他与王夫之长久保持书信往来，彼此以诗词赠答，但王夫之没有逃禅之意，方以智屡遗书王夫之，康熙八年（1669年）王夫之派弟子唐端笏赍书往青原（吉安庐陵）以母病谢绝。
王夫之教授的学生，有很多是为明朝死难者的遗孤或王氏世谊之后，章有漠（字载谋）是章旷的儿子，蒙之鸿是“五虎”之一蒙正发的儿子，管永叙是平生好友管嗣裘的儿子，罗瑄是邵阳罗从义的儿子，王夫之奉母居邵阳中乡，住在罗从义家；李朴大为李继体的儿子，继体是武夷先生同榜旧友，隆武间夫之父兄同居其家；唐端典、唐端笏是武夷学生、介之好友唐克峻二子，唐克恕则是克峻从弟；王祥隆是王夫之居常宁间寓主王文俨的儿子，这些人大多一生不仕，以诸生老死田园。
王夫之以大明遗老自命，从不与当时仕宦之家联姻。他继配的张氏生了一个女儿，嫁与郡文学李报琼的儿子李向明为妻，陶氏所生长子王放有二女，长孙女配与前明兵部尚书刘尧诲的孙子刘法忠，次孙女配与郡文学熊荣祀的儿子熊时干。
40年来，王夫之常常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衡阳是他的许多友人、同僚战斗过的地方，触物生情便是寻常的事情，他写了很多诗哀悼故人，凭吊先烈。他把故人故事写成片段，集为《病枕忆得》、《南窗漫记》。蒙正发（圣功）在解职后写《三湘从事记》叙隆武冬起义，兵败投何腾蛟、章旷，到何腾蛟败没三四年间战事，请王夫之作序，又触痛了他的精神创伤，他在序言中说：“华亭公以劳夭，义兴公以莞终，余与圣功屡不死，而今又从而言之，……余何忍复读三湘纪事哉？”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农历正月王夫之逝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终年74岁。他去世之前自作墓志铭，担心后人过誉失实，跋曰：“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作，既有铭，不可赘。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记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负其心。”王夫之是学者，不信鬼魂故遗命禁用增道追荐亡灵。只是在墓碑上写道：“明朝遗臣王夫之之墓”，以志他的民族主义精神。
主要著作
自36岁以后，王夫之便避居湘西，“晨夕著书，萧然自得”，潜心从事学术研究，撰写出许多著作，据统计，船山著述流传至今的，还有70余种、401卷、470多万字。其主要著作，有《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周易内传》及《周易内传发例》、《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礼记章句》、《续春秋左氏博议》，以上10余种虽然可以大致归入经学一类，而实际上内容相当广博，在文、史、哲诸方面都颇多发明，还有《周易稗疏》、《书经稗疏》、《诗经稗疏》、《四书笺解》、《说文广义》等；史学一类的，有《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莲峰志》等；哲学类的，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篇》、《思问录外篇》、《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淮南子注》、《相宗络索》、《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俟解》、《搔首问》、《黄书》、《噩梦》等，其中《黄书》《噩梦》两书是船山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文艺理论及文学方面，则有《楚辞通释》、《囗斋文集》、《夕堂永日绪论内篇》、《夕堂水日绪论外篇》、《八代文选评》、《八代诗选评》、《唐诗选评》、《宋诗选评》、》明诗选评》等等。这些著述构成船山先生精深缜密而又博大的学术体系，多方面地发展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
作为清初三大师之一，王夫之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哲学领域。他在哲学上的造诣极为精深绵密，不但能批判地继承前人学说中合理的部分加以发展，并且善于也勇于创新；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极富战斗的批判精神，他对中国两千年来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潮如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佛教哲学等，进行了总结式的清算，以深入批判和揭露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从而建立起他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王夫之的这一体系堪称前无古人，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高峰，在世界唯物主义哲学流派中也居于领先地位。
王夫之毕生服膺的前辈先贤，是宋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关学开山张载。张载字子厚，凤翔眉阝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学者尊为横渠先生，有《正蒙》9卷。王夫之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子正蒙注·序论》）；去世前夕自撰墓铭，还有“希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之句。实际上，王夫之的哲学贡献远远超过张横渠。张载否定魏、晋以来的以无为本或以心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提出以气为本的元气本体论，他认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太虚即气”；而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所以，“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篇》）。王夫之则大大发展了作为万物本原的“气”这一范畴的哲学内涵，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世界统一于物质性的气，气是阴、阳二者的统一体，所谓“阴阳者，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几”，“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并且认为气是一切运动变化的主体，运动变化则是气之本质属性：“太虚者，本动者也”（《周易外传》）；“虚空即气，气则动者也”（《张子正蒙注·参两篇》）。
对于“理”这一范畴，张载未曾深论，而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代表人物如二程，则以理为世界万物的本原，理在气先，“有理则有气”，“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二程粹言》卷1）；朱熹又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文集·答黄道夫书》）。对程、朱的理一元论，王夫之针锋相对地指出：“理、气一也”（《周易外传·系辞下》），理、气为一物；而且，“有气斯有理”（《礼记章句》卷31），“理只在气上见，……凡气皆有理在”（《读四书大全说》卷5，《论语·子罕篇》），“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也”（同上书卷10，《孟子·告子上》），认为气是第一性的，理是第二性的；气决定理，而不是理决定气；气之上绝不存在一个主宰着气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