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西医一样是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而在中医历史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中医学上的史诗。而在人类历史，则将人类对自然医药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1518年1593年。李时珍家世代从医，祖父是乡村赤脚医生。他的父亲李闻，则是当地名医。由于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所以经常受到官绅的欺侮。所以，他的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将来一举成名，衣锦还乡。李时珍幼年时期体弱多病，但性格刚直，对八股文难以接受。从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考举人，都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进仕的打算，专攻医术。李月池默许了李时珍的转变，并开始精心培养他。
仅仅几年，李时珍就成就一番名望。大约在他三十八岁那年，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被推荐进入京城任太医院判。但只任职一年，李便辞职回乡。
在这十几年中，李时珍翻阅了许多前人编写的医书，经过临床实践后发现古代记载草药的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一些毒性药品，竟被写成可以“久服延年”，所以隐患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写一部本草医书。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为了尽可能使书能够囊括所有草药，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之便，向本地的豪门大户借阅。到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他博览的范围更广了。他曾自言“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
李时珍不但读了上万卷医书，而且涉猎到历史、地理以及文学名著，敦煌的经史巨作等。他在阅读古代伟大诗人的时候，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在这些诗句中他学到了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很多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错误。比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对于这两样东西的区别，历代药物学家的解释五花八门，争吵不止。李时珍根据屈原《离骚》中“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的诗句，指出屈原把“凫”与“鹜”放在一起举例，就证明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他又根据屈原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凫”是野生鸭子，“鹜”是家养鸭子，药性不同。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时候，最复杂的事情是药名混乱，在书中往往很难弄清药物的形状生长的具体情况。过去的本草书，虽然反复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只是在纸上猜度，导致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百出。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认为它是一种小草，像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的马志则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这些难题该如何去解决呢？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虽然很重要，但是“行万里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于是李时珍与徒弟庞宪、儿子建元一起，穿上草鞋，背起药筐，深入荒野丛林，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湖北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苏、江西、安徽很多地方。李时珍每去一个地方，就虚心求教当地人士，他们中有药师，农夫，渔夫，樵夫，猎人。
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蕲蛇，也就是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蛇制成的药有医治惊搐、风痹、癣癞等功用。
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非常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到蕲蛇的捕捉与制作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对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区别也非常清楚：“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
李时珍早就开始研究蕲蛇，但最初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有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正的蕲蛇。为了弄清楚真正蕲蛇的样子，他请教了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如果被咬伤，要马上进行截肢，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加之治疗有特效作用，所以非常贵重。当地官员为了向皇帝进贡，就经常威逼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而在蕲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为了亲眼观察蕲蛇，于是他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这个山洞的周围怪石狰狞，灌木丛生。石南藤缠满了灌木丛。而蕲蛇的一个食物的主要来源就是石南藤的花叶，所以这一带可以找到它。李时珍将危险置之度外，四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仔细观察了捕蛇、制蛇的整个过程。
当然因为有这样细致的实地调查，才能对各种药物要最真实的描述。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
李时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地调查，澄清了许多药物学上的疑难问题，于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全书大约有190万字，五十二卷，记载的药物有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记载药物处方一万多个，并附有图书一千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特别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了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