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打算把《修道院庄园》作为我向大家叙述的有关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那些出生入死的故事的最后一篇。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倒不是因为我手头缺乏素材，也不是因为怕引起读者对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怪僻的性格和独特的破案方法感到厌倦。我手头还有成千上万个案子根本没有向大家提及过。
我这样做真正的原因是福尔摩斯极不愿意让我继续发表他的经历。当他还在从事这一行时，记录他成功的事迹对他多多少少是有实际价值的，但是自从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伦敦，去苏塞克斯丘陵地区做研究和养蜂，他已经非常讨厌再抛头露面。他不容置辩地要求我在这一点上坚决按他的意思行事。我告诉他，我曾向读者许过愿，时机成熟时一定把《第二块血迹》发表，并且向他指出，他那些漫长的经历以他所处理过的最重要的国际性案件结束，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最后终于得到了他的同意，可以小心谨慎地将这个事件公布于众了。如果我在讲述的过程中有些细节显得不十分明确，我想大家一定能理解我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
某年秋天一个星期二的早晨（请原谅我不能透露确切的年份），我们在贝克街的小小陋室来了两位名扬欧洲的客人。其中一位鼻梁高高耸起，双眼犀利，脸色严峻，神态威严，正是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着名的贝林格勋爵。
另一位皮肤黝黑，轮廓分明，举止文雅，年纪不到中年，但看样子阅历很广。
他就是着名的特里芬尼·霍普——负责欧洲事务的大臣，英国最有前途的政治家。他们并排坐在堆满文件的长沙发上。从他们憔悴、焦急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们来访一定有极为重要的事情。首相那青筋凸起的瘦手紧紧握着雨伞的象牙伞柄，憔悴、严肃的脸忧郁地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那位欧洲事务大臣不安地时而扯着胡须，时而玩弄着表链坠。
“福尔摩斯先生，我今天早晨八点钟发现东西不见后，立刻向首相作了汇报。在他的建议下，我们一起来找您。”
“您通知警察了吗？”
“没有，”首相以大家熟悉的迅速而果断的神情说，“我们没有这样做，而且也不可能这样做。通知警察就意味着这件事迟早会公之于众，而这正是我们竭力要避免的。”
“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份文件非常重要，一旦公之于众，很容易、或者说很可能引起欧洲事态的复杂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关系到战争与和平。除非能极其秘密地追查到文件，否则查不查也就无所谓，因为盗这份文件的人，其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它的内容。”
“我明白了。特里芬尼·霍普先生，请您准确地告诉我文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丢失的。”
“福尔摩斯先生，这只要几句话就能讲清。这份文件是封信，一位外国君主寄来的信。我们是六天前收到的。这封信非常重要，我不敢放在保险柜里，而是每天晚上把它带到白厅住宅区我的家中，锁在我卧室的文件盒里。
文件昨天晚上还在那里。我完全可以肯定这一点，因为我换衣服吃晚饭时，打开过文件盒，看见文件在里面。可今天早晨文件不见了。文件盒一晚上都放在我卧室梳妆台的镜子旁。我睡觉很警醒，我妻子也一样。我们俩都敢肯定，晚上绝对没有人进入房间。但是文件不见了。”
“您是几点钟用晚餐的？”
“七点半。”
“您几点钟就寝？”
“我妻子出去看戏，我一直在等她。我们十一点半才回卧室。”
“那么，文件盒四个小时没有人看守。”
“除了我自己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早晨可以进屋外，其它时间任何人都不许进去。这两个仆人跟随我们多年了，完全可靠。再说，他俩谁也不知道文件盒里有比一般公文更重要的东西。”
“有谁知道这封信呢？”
“家里没有人知道。”
“您夫人一定知道吧？”
“不，先生。我是直到今天早晨文件丢失后才告诉她的。”首相赞许地点点头。
他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责任心很强。我相信，这样一份重要的文件对你来说一定重于家庭中最亲密的个人情感。”
欧洲事务大臣点点头。
“先生，谢谢您的夸奖。在今天早晨之前，我对我夫人只字未提这封信。”
“她能猜得出来吗？”
“不能，福尔摩斯先生，她不可能猜出来。谁也猜不出来。”
“您以前丢失过文件吗？”
“没有。”
“英国有谁知道这封信？”
“内阁的每位大臣昨天都被告知有这封信，而且除了每次内阁会议前强调保密外，首相大人昨天还庄重地提醒了大家。天哪，谁想到几个小时内我自己却把它给弄丢了！”他双手揪着头发，英俊的脸庞因极度的焦虑而变了形。我们在这一刹那间看到了这个人的本性：容易冲动，待人热情，非常敏感。接着，他的脸上又恢复了那种贵族的神情，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温和起来。
“除了内阁大臣外，知道有这封信的还有两三个官员。福尔摩斯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英国再没有别人知道这封信了。”
“那么国外呢？”
“我确信，除了写信人外，国外没有任何人见过这封信。我完全相信，他没有通过他的大臣们，也就是说他没有通过正常外交渠道。”
福尔摩斯想了一会儿。
“先生，我必须知道这封信的详情，以及为什么丢失后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两位政治家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首相的浓眉皱成了一团。
“福尔摩斯先生，信封是淡蓝色的，又长又薄，上面有红色的火漆，盖着一只蹲伏的狮子。信封上的笔迹大而醒目，收信人是……”
福尔摩斯说：“对不起，先生，尽管这些细节很有意义，也很重要，我所关心的是事情的本质。信的内容是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密，我恐怕无法告诉您，而且我认为也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您运用您所具有的能力，找到我所描述的这只信封和里面的信，您就不枉做大英帝国的臣民，而且还能得到我们权力范围内的任何报偿。”
福尔摩斯微笑着站起来。
他说：“你们两位是英国最忙的人，我这小小的侦探也有很多事情。我非常抱歉，在这件事情上我无能为力，再谈下去只是浪费时间。”
首相立刻站了起来，一双深陷的眼睛里射出了让全体内阁大臣们望而生畏的怒火。他说：“先生，没人敢这样对我说话，”但他控制住自己的怒火，重新坐了下来。有一两分钟，我们都默默地坐着。然后，这位老政治家耸了耸肩膀。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得接受您的条件。您是对的，我们要是不完全信任您，请您出力是不大合理。”
那位年轻政治家说：“我同意您的看法。”
“那么我就告诉您。我完全相信您和您同事华生医生的为人。我也要唤起你们的爱国心，因为这件事情一旦暴露出来，将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
“您完全可以相信我们。”
“这封信是一位外国君主写的，他对我国最近一些殖民地的发展感到极为愤慨。信是他匆匆忙忙写成的，完全代表他个人的意见。我们的调查表明，他的大臣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而且，这封信也写得很不合体统，某些句子过于偏激，一旦透露出去肯定会在英国煽起最危险的情绪。这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我敢说这封信如果发表，一星期内英国准会卷进一场大战中。”
福尔摩斯在一张纸上写了个名字，递给首相。
“正是他。而现在莫名其妙地丢失的正是这封信，正是这封会消耗掉几亿英镑和几十万条生命的信件。”
“你们把这情况通知写信人没有？”
“通知了，我们给他发了一份密码电报。”
“也许他希望发表这封信。”
“不会，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早已感到他在这件事情上太急躁、太不慎重。
这封信如果发表出去，对他本人和他的国家带来的打击比对英国的打击更大。”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封信发表出来对谁有利呢？为什么有人要偷盗这封信并且要发表它呢？”
“福尔摩斯先生，您这就把我带到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了。但是，您只要想一想欧洲的局势，就不难看出偷信人的动机。整个欧洲就像一座武装军营，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军事联盟，大不列颠保持中立。如果大不列颠和其中一个联盟交战，那么不管另一个联盟是否参战，它将取得极大的优势。您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么想得到并发表这封信的，一定是这位君主的敌人，为的是破坏他的国家和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
“是的。”
“如果这封信落到一个敌人的手中，他会把它交给谁呢？”
“他可以把信交给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位大臣。也许现在这封信正在火车上飞速地赶往那里。”
特里芬尼·霍普先生垂下头去，痛苦地呻吟了一声。首相宽厚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我的好朋友，这真是太不幸了。谁也不能怪你。一切防范措施你都采取了。福尔摩斯先生，您现在一切都知道了。您认为该怎么办？”
福尔摩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先生，您认为要是找不到这封信，就会发生战争吗？”
“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先生，为战争作准备吧。”
“福尔摩斯先生，这样说太严重了。”
“先生，请考虑一下这些事实。信不可能是在晚上十一点半之后被偷走的，因为从晚上十一点半到发现信件丢失，霍普先生和他夫人一直在房间里。
那么信是昨晚七点三十分与十一点半之间被偷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在七点半左右，因为偷信的人显然知道信在那里，自然要尽快把它弄到手。先生们，如果这么重要的一封信当时就被偷走了，现在会在哪里呢？谁也不会把它留在手里，而是要飞快地把它送给需要这封信的人。我们现在要找到它或者查出它的踪迹，能有多大的把握呢？我们已经鞭长莫及了。”
首相从长沙发上站了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您说的完全合乎逻辑。我感到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无能为力了。”
“我们纯粹假设一下，如果拿走这封信的是女仆或者是男仆……”
“他们都是老佣人，而且忠实可靠。”
“我记得您说过，您的卧室在三楼，没有门通向外面，有人要是从屋里进去不会不被人看见。那么，拿信的人一定是您家里的人。这个人拿到信后会交给谁呢？交给一个国际间谍或秘密特务，而这些人我是熟悉的。有三个人是这一行的头子。我首先去查一查，看他们是否都在。如果其中一位不在，特别是从昨晚起不在，我们也许能查出这份文件的去向。”
那位欧洲事务大臣说：“他为什么会不在呢？他完全可以把信交给某国驻伦敦的大使馆。”
“我想不会。这些间谍都是单干，与大使馆的关系往往比较紧张。”
首相赞同地点点头。
“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您说的有道理。他会亲手把这么宝贵的东西交给他的总部。他认为您的行动计划很好。霍普，我们不能因为这不幸的事件而忽略其它事务。如果今天有什么新进展，我们会告诉您的；您调查有结果也请一定告诉我们。”
两位政治家向我们点头告别，然后神色庄严地离开了。
我们的两位贵客走了之后，福尔摩斯点燃烟斗，默默地坐了一会儿，陷入了沉思。我打开晨报，津津有味地读着前一天夜里在伦敦发生的一起耸人听闻的凶杀案。我朋友突然喊了一声，站起身来，把烟斗放到壁炉架上。
他说：“是啊，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这个案子非常棘手，但还不能说没有希望。即使是现在，如果我们能查出是谁拿了这封信，很有可能这封信还在他手里。对于这些家伙来说，无非是个钱的问题，而我现在有大英帝国的财政部作我的后盾。这封信如果出售，我就把它买下来，哪怕是让每个纳税人多交一个便士也在所不惜。但也有可能这个家伙会留着这封信，看看这一方能出什么价，然后再到另一方试试运气。敢冒险玩这种游戏的只有三个人——奥伯斯坦，拉·罗瑟尔，爱德瓦多·卢卡斯。我要一个一个地去查一查他们。”
我扫了一眼手中的晨报。
“你说的是住在戈德芬大街的爱德瓦多·卢卡斯吗？”
“是的。”
“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他昨晚在家被人杀了。”
在我们一起经历过的各种冒险中，我朋友常常让我吃惊，所以我看到这次让他大吃一惊真是非常高兴。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然后从我手里一把把报纸夺了过去。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我看的正是下面这一段：
西敏寺的谋杀案
昨晚在戈德芬大街十六号发生了一起神秘的谋杀案。案发地点是一排十八世纪的幽静的老式住宅，位于泰晤士河与西敏寺之间，几乎被议会大厦高大的塔影所笼罩。爱德瓦多·卢卡斯先生住在这座小巧别致的楼房里已有多年。卢卡斯先生在社交界很有点名气，因为他为人和善，而且还享有英国最佳业余男高音歌手的声誉。卢卡斯先生三十四岁，未婚，家中只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管家普林格太太和一位男仆米顿。普林格太太睡在顶楼，很早就入睡了。男仆昨晚不在家，去罕姆尔斯密看望一位朋友。晚上十点之后，屋里只有卢卡斯先生一人。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待查明，但是十一点三刻，巴瑞特警官巡逻经过戈德芬大街时，看到十六号的门半开着。他敲了敲门，没有人答应。他看到客厅里有灯光，就走进过道接着敲了敲客厅的门，但仍然没有人答应。于是他推开客厅的门，走了进去。客厅里一片混乱，家具全部被推倒在屋子的一边，一把椅子倒在屋子的正中央。椅子旁边躺着不幸的屋主人，手里还紧紧握着椅子腿。他被人用刀子捅了心脏，大概立刻就死了。用于行凶的刀子是把弯曲的印度匕首，从挂在墙上用作装饰的东方武器中拔出来的。杀人的动机似乎不是抢劫，因为屋里的贵重物品并没有被拿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