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因为不是参谋团成员，没有参加7点钟的会议。对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也没有多想。他总觉得前委已经有了结论，肯定是走吉安这条大道，首先解决朱培德部，以壮声威。他虽然担任了第三师师长，但仍时常出入军部，似乎仍在做着贺龙的“政治顾问”。他到部队转了一圈，回来恰好遇上参谋团散会，他拦住贺龙、刘伯承、陈公培他们几个人，问问会议决定。这一问，把他吓了一跳，几个人都告诉他：要走抚州、瑞金、寻乌这条小路。
“这不是胡闹吗，浩浩荡荡几万人马，放着大路不走，去走小路，要是遇上敌人围攻，逃都逃不出来。这在孙子兵法上也讲不通啊！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周逸群有些激动。他先盯着贺龙，因为对走哪条道他们曾经议论过，但这会儿贺龙低眉不语，似有难言之隐；周逸群又转向刘伯承。他知道刘伯承对军事在行，又是参谋长，他很想知道刘伯承为何也赞成走小路。
刘伯承是个极讲实际的人，尤其对军事上的事总是反反复复，想到十分通时才肯付诸行动。对会上的决定他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但碍于面子，他没有坚持。现在经周逸群一说，他倒觉得事情严重起来，他一拉贺龙：“逸群讲得有道理啊，我看给叶挺打个电话，叫他来，咱们再商量一下。”
贺龙同意。
电话打到叶挺那里，副官说叶挺不在，召集军官开会去了。
周逸群急了：“他这是去向部队传达了吧？咱们干脆去找他吧！”
刘伯承和贺龙都认为不妥，并各自找了个座位坐下，静静地等候。
终于等到叶挺赶来，时间已是后半夜1点多。同样疲惫、来来去去的叶挺不太高兴，进屋后将帽子摔到桌子上，问道：“不是已经开过参谋团会议了吗，半夜三更的又开什么会？”
刘伯承将刚才谈论的问题简单说了一遍，叶挺脸上更是不悦：“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有什么必要议来议去！”
贺龙打了个哈欠，说道：“我年岁大点，比不得你们，一天一夜没睡，精神来不及，我要去睡觉了。”
周逸群不想让贺龙退场。他知道，周恩来曾对党内的同志特意交代，对待非党的贺龙同志要尊重，不要使他有想法，党内同志、包括叶挺也都对这一点谨记在心，一般不与贺龙发生争吵。周逸群也知道自己不是军事内行，无论资历与影响都不能与叶挺相比，他估计他的意见很难说服叶挺，就想借贺龙在场之便，改变原来走小路的决定。贺龙这一退场，周逸群急切地喊住他：“总指挥，刚坚持到叶军长到了，你又要离开，这还怎么议呀？”
看来贺龙主意已定，他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回头说道：“你们商量吧。怎样决定都行，我一定执行。”
周逸群只得将自己的意见和理由都对叶挺说了。叶挺边说边摇头，已经有些不耐烦：“我已经向我的军官们宣布了，不能再变了。”
见周逸群不言语，叶挺的语调也缓和下来：“逸群哪，你要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如果光是咱们的老部队，我马上打个招呼，改起来不难。你要知道，不是蔡廷锴的第十师也归我管了吗，对他不好反悔。又是初次指挥他的部队，如果让他觉得我们老是朝令夕改，以后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刘伯承说：“今天太晚了，大家回去躺在床上想想，白天再议吧。”
各人回各人屋。
周逸群还是坐不住，又找到谭平山的房间。谭平山早已睡下，被周逸群叫起。谭平山听明白周逸群的意思，吧嗒着嘴说：“你说走小路给养困难，这倒是。昨天晚上我也是主张到赣州再回向东江的，不过他们说的也有理。逸群，我倒不明白你，走小路还是走大路，反正大方向都是广东，有什么必要讨论来讨论去呢。你要觉得有道理，明天我召集个会，你再说说吧。都快天亮了，你别像个夜游神，自己不睡，也不让别人睡……”谭平山又“倒”下了。
周逸群回屋，反而愈加清醒，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谭平山果然召集了个会，让周逸群说说他的意见。周恩来、刘伯承、贺龙等都听着，有时还不自觉地点点头。这种气氛鼓励了周逸群，将走大路的好处和政治影响愈加发挥：“只要我们这支队伍在南下的大道上一走，不出几天，沿途的热血男儿定会来奔，队伍走一天扩大一天，影响远播一程……”
叶挺不喜欢“耍嘴皮子”，他眼睛一瞪：“你早又不说，已经决定了的事，你偏又来饶舌，你不怕动摇军心吗？”
此时此刻，大约没有比“动摇军心”这个字眼更可怕的了。
这句话太重了。
周逸群心里不服，但咽下了下面的话，不再说什么了。
周恩来、刘伯承、贺龙本有支持周逸群的，到了此时，也都不好再说什么：他们可能有与谭平山相同的想法，走哪条路就那么重要吗？！
起义后的忙乱，天气的炎热，心情的急躁，都让起义领袖们坐不住：重要的是行动。
江西省委也接到通知，并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叶、贺部队即将南下，进取广东。军队南下之后，就要放弃南昌。各机关立即将工作人员遣还原籍，机关文件全部焚毁，必要保存的可由各机关妥为保管。各机关的财务也要及时处理，要求在一两天之内办好结束工作，随时准备离开南昌。省委决定，除少数同志随军南下外，大多数同志应在部队撤退后，迅速离开南昌，返回原籍工作。至于今后的工作安排，要待回到本地后听候省委的通知。此外，省委将留下极少数同志在南昌从事秘密工作。
省农协秘书丘倜从省委开完会回来，立即造好了疏散人员名册，前往省党部找到组织部长罗石冰，他负责发放机关人员的遣散费。罗石冰在名册上签了字，丘倜就到总务处领取了一大捆钞票，回到农协后交秘书处分发。同时把各种档案集中起来烧毁，连家具都让大家搬走。省农协还库存了大约15万元的现金，还有两件“宝”，就是邵式平在贵溪没收来的，张天师的七星宝剑和一颗汉玉“张道陵印”，全部交给了省委秘书冯任，因为他是留在南昌做地下工作的。
就在这一天，丘倜得到省委负责人的通知，要他去向一位负责同志汇报江西农运情况。他带着省委的介绍信，前往三道桥附近的省立第一中学分部。警卫人员将他带到二楼东端的一间教室里。他一进门，就看见椅子上端坐着一位蓄着很长胡须的同志，仔细一看，啊，这不是周恩来吗？丘倜曾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当时周恩来正好是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所以认识。
周恩来几乎记得所有同他打过交道的人的名字，尤其是像丘倜这样特别的名字。他笑着招呼丘倜坐下，问起江西农运情况，有哪些县份的农运比较发展，群众基础如何。周恩来特别问到从临川到宁都一线的情况，问得很细，直到广东各县的农运情况，还有当地反动武装情况，封建势力情况，风俗习惯等等。他一边问，一边往小本子上记着。看来，他是在着手调查行军路线上的有关情况。
末了，丘倜有些疑惑地问：“为什么要这么快撤离南昌呢，我们能够站住脚啊。”
丘倜对南昌周围的敌情比较了解。
从全国局势来讲，自然是敌强我弱，但在南昌这个局部来讲，南昌周围的敌情并不十分严重。因为蒋介石东控沪宁，唐生智西踞武汉，北洋军阀还在大河以北。蒋介石尚未复职，汪精卫军事无能，掌握兵权的各种势力为了夺权霸势，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还没有形成对南昌起义部队的拉网之势。
可以说，最先受到起义震动的是在庐山的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等人。从8月1日到8月3日的这三天内，武汉的反动势力最为惊恐，枪声在南昌一响，他们就大批逮捕共产党员，破坏共产党机关，取缔自由罢工，警告人力车夫；并发出各种“进剿”、“缉拿”的电令，但在军事上却难有作为。首先是汪精卫没有兵权。拥兵自重的是唐生智。但他只想抽调湘鄂边界的驻军，协同其他各军“围剿南昌之敌”，同时他仍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布了一个“讨蒋讨共通电”，看来是要两箭齐发，其实是引而不发。再说朱培德，更是老奸巨猾。他握有重兵，并声称“早就知道共产党在四军、十一军、二十军中想作乱，所以把三军、九军的两师放在吉安”，“但他此次因为不能由南昌方面去，所以改道到汉口转赴吉安督师”。可是，远在吉安的两个师，对400里外的南昌两万之众究竟能构成多大的威胁呢？实际上，朱培德也是摆摆样子，仍是按兵不动，他自己直到8月5日仍滞留在武汉，哪里有“急赴前线”的迹象？而吉安的两个师属王均，王均名义上是朱培德的部下，其实并不听指挥，两人矛盾很深。王均久欲取而代之，但实力又较朱弱，处处受朱之钳制，王遂借南京政府为靠山，正在寻找机会，一步一步移向蒋介石。朱培德暗中打着算盘，王均真想出兵，拼光了他也不在乎。而王均岂肯上当？
总之，在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前，没有发现敌军大的动作。
要说“动”者倒有一人，就是反共老手夏斗寅。他任新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他的部队是8月3日动员，由武穴、蕲春、黄梅等地出发，进迫九江。他打着“进剿共军”的旗号，暗中却把矛头对准张发奎，占领他的地盘。有了这种打算，他自然不会全力以赴去“剿共”。
真正直接构成对南昌威胁的，仅有四支部队：
一是张发奎余部，尚有第四军的十二师、二十一师，第十一军的二十六师等三个师；二是汪精卫于3日令派的所谓“九江之金军”；三是吉安之王军；四是抚州之杨部。
张发奎是不肯与起义军硬拼的，这在他与郭沫若的交谈中已有“约法四章”，事后证明确也如此。“九江之金军”，军长金汉鼎与朱德关系甚密，虽然朱德动员他参加起义而没有响应，但仍不至于出卖朋友。王均按兵不动，抚州的杨如轩对朱德的先遣队“安全礼让”……看来四面之敌并未对南昌构成灭顶之灾。
那么起义军为何要匆匆撤出南昌呢？
除了党中央早先的决定，起义后立即开赴广东，以便得到外援；我们还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说明撤离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倒是尾随起义军苦苦赶队的陈毅，对此做过一些中肯的分析。他说：起义是胜利了，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呢？经吉安、赣州直下广州是一条路，折回武汉转道湖南，发动两湖地区的革命群众，也是一条路，这两条路都有可能，但都有困难。向武汉、向长沙，虽有革命群众的基础，但张唐的力量很大，如果蒋、汪合作，形成夹击的形势，就不好搞。下赣州到广州，恰巧是朱培德的退路，堵在路上也不好通过。结果选了一条偏僻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至潮汕。即经瑞金、会昌至汕头，当时主要是企图占领汕头海口，以取得国际的接济。
这一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因为着眼点不在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而在单纯的军事进攻。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革命已走上新的阶段，北伐的道路是不通了。这主要是由于没有经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没有独立的政治分析的结果。
陈毅没有说的还有一点：南昌周遭之敌没有动作，而起义军进发之地的广东地界，反动军队倒真的动了。
8月9日由香港发出的电讯称：李济深向总部领费五万元，成立讨共军第八路总指挥部，荐黄绍为副指挥，连日由韶开赣军队甚多，将由钱大钧率领入赣，解决赣事……
比这更糟糕的是，敌方已完全掌握了起义军的动向。8月5日，张发奎就给武汉国民政府打电报，称：
一、本军二十四师张参谋处长由南昌逃回，据称叛军计划，5号由南昌开拔完毕，向抚州逃窜，限16日到寻邬集中，向潮梅入寇，进取广州等语，请即电转李任潮（即李济深）黄绍，严密防堵。二、职部积极进剿，本日先头部队已抵涂家埠，沿途无火车，只有步行，速向南昌追剿。三、本日特将所有空船，一律饬回武汉，以便输运。四、东日（即1日）已令戒严司令金涛九（即金汉鼎）同志，即将九江市党部、县党部、总工会等机关，一律封闭，捕拿逆伙，以清乱源。五、职为视察明了见，决于鱼日（即6日）偕同黄（琪翔）军长同赴德安，处置一切，知关廑注，谋以奉闻。
黄琪翔也于同日向武汉政府发了表态电：
贺叶叛变，职部奉令追剿，已饬星夜分途出发。现先头部队将抵南昌，职拟于鱼日进驻涂家埠指挥，务令跟踪追击，不使逃窜。
张、黄明知起义军5日全部撤离，他们反而6日进驻指挥所，不能不说是有意回避；然而，既然知道了起义军的行踪，他们也不能不做出点追击的声势，并顺势将责任推给李济深、黄绍。于是，前途变得凶险莫测，仿佛真有一把利剑高悬在南下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