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从 1966年 5月开始到 1976年 10月结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57年以后，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在理论和实践上犯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昀后概括成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毛泽东的这些错误论断，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的这些错误论点导致了理论上、政策上和方法上的重大错误，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被林彪、江青一伙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利用，造成了全国性的大动乱，给党和国家工作，社会正常的秩序造成了巨大破坏，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损失。
1965年 11月 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由江青、张春桥密谋，毛泽东批准发表的文章，把一般文艺作品中的某些情节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进行猛烈的攻击。随后发展成了整个文学界、文艺界、学术界等领域的批判运动。 1966年 2月，江青和林彪勾结，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绩。会议形成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后转发全党，这是林彪、江青相互利用和相互勾结的开始。
1966年 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认为已有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艺界，要对他们进行揭露、清理和批判。会上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批评，成立了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组成的“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的一些领导人。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的名次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提到了第三位。
中央两次会议以后，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和其他青年，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并四处串联揪斗“黑帮”、“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8月中旬至 11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造成了全国的大动乱。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到处串连，乱揪乱斗，大批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和爱国人士遭到残酷迫害。大量的名胜古迹、文物字画被砸毁焚烧，历史文化遗产横遭洗劫。
10月初，中央宣布取消了原来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一时“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甚嚣尘上，各级党政机关遭到更大规模的冲击。同时在林彪、江青等人干预下，中央下发了军队院校、工交系统和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就造成了全国性大动乱。
1967年初，“文革”进入了“全面夺权”的阶段。 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煽动群众，夺取了上海市委的领导权，被称之为“一月风暴”。此后，夺权之风迅速蔓延全国。各派群众组织为了夺权互不相让，争夺激烈。在江青“文攻武卫”的煽动下，夺权的各派之间酿成了武斗，全国陷入了“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大动乱之中。
面对全国大动乱局势和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与林彪、江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67年 2月中旬的两次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痛斥了林彪、江青的罪恶阴谋。但是他们的正义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遭到了错误的批判。“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大动乱再度升级，大批的老同志、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惨遭迫害，酿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1968年 10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昀大冤案。以后，刘少奇受尽了折磨，于 1969年 11月 12日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1969年 4月 1日至 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开幕式，林彪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九大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把林彪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九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排除在外，林彪、江青的骨干和亲信占了很大比例。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相继被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反革命宗派集团。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的反革命野心急剧膨胀，不满足已经获取的权力，同时又担心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越过自己，于是便阴谋“抢班夺权”。1970年 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陈伯达一伙不顾毛泽东的一再反对，发动突然袭击，大肆鼓吹“天才论”，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妄图让林彪先取得国家主席职务，再伺机篡夺党的昀高权力。毛泽东及时识破了林彪、陈伯达的阴谋，坚决不设国家主席，还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穿了“天才论”的骗局，对陈伯达进行了批判，会后，在全国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
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破产后，决定“铤而走险”，加紧策划和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1970年 10月，其子林立果秘密建立代号为“联合舰队”的反革命武装组织，作为政变的骨干力量。 1971年 3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五七一工程计划》。“五七一”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这年 8月，毛泽东南下巡视，在和南方各省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多次批评林彪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作所为，指出“这件事还没有完”，还要继续“解决”。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通过其亲信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惊恐万状，决定提前发动武装政变。派人到上海刺杀毛泽东，然后在北京发动政变，篡党夺权。但是毛泽东对此已有觉察，途中改变行程，提前离开上海，回到北京。 9月 12日，林彪得知毛泽东提前离沪返京，又密谋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但私调飞机一事被周恩来得知，要求追查。林彪南逃阴谋未能得逞。 9月 13日凌晨，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等强行乘飞机出逃叛国，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这就是“九一三”事件。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对“左”的错误进行了一些局部纠正。政治上，为一些遭受迫害的领导同志平反或恢复了名誉，尤其是 1973年 3月恢复了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周恩来还在一些全国性重要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在经济上，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和“左”倾错误而被搞乱了的经济政策开始得到纠正。工农业生产有所好转。在外交上，经过努力，1971年 10月，第 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1972年 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9月，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
但是，周恩来上述的积极努力被江青一伙诬蔑为“右倾回潮”，毛泽东也错误地认为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右，这样周恩来等纠“左”的努力被打断了。 1973年 8月 24至 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虽然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但继续肯定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大会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中，虽然包括了一些久经考验、在“文革”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但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王洪文、康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成了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成了政治局委员。这样，王、张、江、姚在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了加强。
江青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 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影射攻击周恩来，把矛头指向老一辈革命家，使刚刚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了破坏。
“四人帮”还妄图利用十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四届人大，组织他们自己的“内锁”，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和抵制。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等人的帮派体系和个人野心。在 1975年 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江青集团的夺权阴谋彻底破产。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治疗，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和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多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江青一伙不甘心“组锁”的失败，利用“反经验主义”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各方面整顿工作的深入发展，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时，毛泽东也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于是，又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 1月 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采用各种方式开展悼念活动，但“四人帮”却以种种借口对悼念活动加以限制和破坏，并继续对周恩来进行攻击。4月 4日，首都各界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抗议“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全国各大城市也举行了类似活动。“四人帮”隐瞒了事实真相，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此作了错误的判断。把此活动错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 5日晚，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遭到了残酷镇压，这就是“天安门事件”。4月 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范围内的悼念周恩来及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实质上是广大群众拥护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年 9月 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集团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临终遗嘱，攻击华国锋等人是“修正主义头子”，并指使上海的亲信加紧装备民兵组织。在此紧急关头，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于 10月 6日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严重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它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三、“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历史教训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的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与法制被肆意践踏，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十年中国民收入损失约 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使我国丧失了一个实现经济腾飞的历史机遇，拉大了和发达国家的距离。“文化大革命”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使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及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造成了人民思想的极度混乱。
“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除了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外，“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还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比较清楚，而更多的问题尚在探索中，在中国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又没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探索，这就难免发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失误。
第二，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战争年代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之中，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的研究。从领导思想上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经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很有“理论根据”。这就使我们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当成了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第三，动荡的国际环境以及不能正确地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增加了对阶级斗争问题的困惑。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我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之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成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内许多同志很容易接受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进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第四，中国经历了很漫长的封建社会，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昀坚决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这种历史原因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生起来。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党中央处于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使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在过分的赞扬声中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体领导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的逐渐形成，党中央也有一定的责任。到“文革”前夕，可以说党中央再也没有力量对毛泽东进行任何约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推波助澜，进行反革命破坏，别有用心地搞造“神”运动，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这样就使我党难以制止这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
“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全局性错误，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第一，无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全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精力搞好社会主义建设，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实践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也就不能再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而应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第三，必须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重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领袖人物和他们的威信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产生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
第四，必须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要切实保证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