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拨乱反正的繁重任务。当时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并做了一定的工作，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没有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
1977年 2月，华国锋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昀重要的成果，反映出他对导致“文革”的“左”倾错误还缺乏认识，因而 1977年 8月举行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 1978年 2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完成制定新时期正确路线方针的任务，没有纠正“文革”的“左”的理论、政策和口号。华国锋还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抵制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和平反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维护个人崇拜，在经济建设中重蹈“左”倾冒进的覆辙，坚持“左”的指导思想。
昀先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小平。他在正式恢复工作前，于 1977年 4月写给中央一封信，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5月，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 1977年 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中共十一大后，老一辈革命家聂荣臻、陈云、徐向前和谭震林等人相继发表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陈云指出，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这些正确的思想原则的提出，成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促进思想解放的先导。
1978年 5月，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接着，《光明日报》又公开发表了该文，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谁”。因为，尽管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但他们套在人们精神上的枷锁还没有完全打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必须勇敢地冲破各种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
文章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但却遭到华国锋等人的责难和反对，他们指责该文在理论上“荒谬”，思想上“反动”，政治上“砍旗”、“丢刀子”，犯了“方向性”错误，极力压制和阻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照抄照搬马列和毛泽东的话，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他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 9月，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引导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有助于提高广大干部群众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冲破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现代迷信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把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它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总结历史经验，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工作重点的转移
1978年 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突破了华国锋原定的只讨论经济问题的议程，使全会成为全局性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成为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点。
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僵化、说话办事看风头、看风向和一切照抄照搬的不正常现象，全会把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放在首位。指出思想路线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号召全党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决定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这就从根本上恢复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三中全会的重大功绩之一。
全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口号，作出从 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全会不仅全面恢复了八大的路线，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重大发展，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昀根本的拨乱反正。
全会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方针，提出，必须改变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大力加强科学教育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高速稳定地向前发展。全会强调全党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为此，必须首先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切实保证他们的民主权利，并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
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鉴于过去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全会强调在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用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坚决保证公民的权利。强调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纪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原则。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某些历史问题，为“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这次全会后，虽然华国锋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他已不可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一大批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干部进入到中央领导层。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以来实现的第二次伟大转折，它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徘徊的局面，从而根本上结束了被“左”倾路线长期干扰的历史，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转变，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事业，在经过二十多年曲折之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中国出现了以改革、开放、搞活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
三、拨乱反正的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有步骤地、全面地在各条战线开展拨乱反正，调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和搞乱的各种关系，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
在经济方面，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稳步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1979年 4月，中共中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求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农、轻、重之间，消费与积累之间以及原料、燃料与生产建设之间的各种比例关系，并集中精力，首先把农业搞上去。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新的指导思想要求，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兼顾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在群众关心的分配问题上，大力宣传和贯彻按劳分配制度。经过几年的调整，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到1982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7.5%，轻工业每年增长 11.8%，城乡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改革开放开始起步。
这条改革道路是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从干部队伍“四化”到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从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到“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 1980年 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推行生产责任制的积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得到广泛推行，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国家还从价格、税收、农副产品收购及农业投资等方面调整政策，保护和发展农业。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了新的探索。从 1978～1980年，国家进行了企业扩权、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部分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广开就业门路等方面的试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第一阶段，即以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工作。这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初步形成。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还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国家领导体制的思想。1980年 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原则方法和实施步骤等问题。这个讲话是中共中央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随后开始的干部制度改革提出了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方针。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方针，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1979年 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1980年 8月，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为经济特区，以此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以吸引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
我国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不断总结经验、勇于探索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丰富的经验和远见卓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政治方面，中共中央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各方面政策。 1980年 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为刘少奇平反，恢复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誉，还为其他遭受冤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为各族各界的领导人、统战对象、知识分子平反，为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 1957年错划为右派的人平反，为 1959年被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到 1982年底，总共平反冤假错案 90多万件，300多万人，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 50多万人予以改正；为 70多万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摘掉了长期受管制的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此外，民族、宗教、侨胞、统一战线和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政策陆续得到恢复和调整。这些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的安定团结。
在组织方面，中共中央进一步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使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同时进行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十一届五中全会主要解决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问题，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恢复和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恢复和加强了公、检、法的工作。
这一时期，中央还提出了“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新构想，缓和了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巩固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在教育、文化、科学、国防和外交等各条战线上都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取得了显著效果，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秩序呈现出新气象，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了良好的准备工作。
四、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三中全会以后，也出现了值得警惕的极“左”思潮，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政策不满与抵触；同时，右的倾向乘机蔓延，一些人片面夸大党的错误，企图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提出“反饥饿”、“要人权”的口号，煽动一部分人闹事，党内和理论界也有一些人企图以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为由来否定毛泽东思想。
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 3月，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现在一方面有人坚持“左”倾错误，怀疑甚至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方面又有极少数人在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因此他提出，必须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要想在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左”的和右的倾向，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路线上来，党必须指导人民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所走过的道路，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消除党和群众中出现的思想混乱，就不能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从 1979年 12月起，中共中央在邓小平主持下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经过反复讨论，认真听取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决议》于 1981年 9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决议》指出，建国以来的历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总结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的深刻教训，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明确指出，尽管毛泽东同志犯过错误，尤其是晚年犯过长时间的全局性错误，但他一生的功绩远远大于过失。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今后仍将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且不断以新内容、新原理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决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是昀根本的拨乱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