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的冲击
一、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
自中国近代社会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 1894年的甲午战争； 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方列强以武力打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大片领土，划分势力范围，直至进驻军队，占领军事要塞，牢牢的把中国置于军事控制之下，成为阻碍中国独立发展的根本原因。下面我们列举数例进行分析：
1．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规模军事侵略的开始
1840年 4月，英国议会以禁烟问题为借口，正式通过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6月，由 48艘舰船、 540门大炮和 4000多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陆续到达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爆发后，英国侵略军见广东戒备森严，不敢进攻，便北犯福建厦门，又被击退。英军继续北犯，清政府毫无防备。 7月，英军侵占浙江定海，然后北犯白河口，进逼天津，并以武力恐吓，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昏庸的清政府被敌人气势汹汹的阵势所吓倒，立即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大沽口乞求英军退兵，并撤了林则徐的职，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与英军谈判。 1841年 1月，双方秘密签订《穿鼻条约》，其中包括中国割让香港、偿还烟价等。
琦善的投降活动激起爱国军民的强烈不满，清政府内部主战派的官员纷纷上书要求继续对英作战。英军新的进攻促使道光态度转变，他下诏对英宣战，调兵前往广州。英军先发制人， 2月，攻陷虎门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和数百名将士壮烈战死。 5月英军乘机反攻，包围广州。清军指挥奕山悬白旗乞和，与英军订立城下之盟《广州和约》，规定清军撤出广州，缴纳“赎城费” 600万元。
英国侵略者欲壑难填，他们不以《穿鼻条约》为满足。 1841年 4月，英国政府另派全权公使，增兵侵华。但清政府却毫无戒备。8月，英军攻占厦门，随之北犯定海，清军将士血战六昼夜，定海再度失陷。不久，镇海、宁波也落入英军之手。清政府为挽回败局，10月，又派协办大学士奕经赴浙，再调各省军队迎战。奕经同样昏庸无能。1842年 3月，清军反攻浙东三城（宁波、镇江、定海）失败。 1842年初，湖北爆发了以钟人杰为首的会党起义。清政府深恐“外患未除，内讧又起”，遂决意求和。英军置之不理。5月，攻下海防重镇乍浦。 6月，侵入长江。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率部坚守吴淞口炮台，因孤立无援壮烈殉国。定海等地陷落。不久，英军又以惨重代价攻占镇江。 8月，英国军舰抵达南京下关江面。清政府采取投降政策。钦差大臣耆英作为清政府全权代表，与英方全权公使璞鼎查在英国旗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2．沙俄对中国边疆的侵略掠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加紧向中国东北和西北边疆大肆进行以掠夺领土为中心的侵略扩张活动。
1849年，沙俄海军由海上侵入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地区。 1850年 8月，侵占黑龙江口重镇庙街。 1853年，沙俄侵略势力已扩张到黑龙江下游两岸以及口外整个领海，并侵占了库页岛。 1854年5月，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领舰船 70余艘，运载俄兵近千名，强行越过石勒喀河中俄边界，闯过雅克萨、瑷珲等地，横穿中国领土 2000多公里，并在黑龙江下游屯兵筑垒，实行军事占领。1855年 5月，沙俄再次武装入侵黑龙江，并迁来大批“移民”。 1856年末，俄国将其所占的黑龙江下游地区和库页岛划为它的滨海省，设首府于庙街。l857年，穆拉维约夫开始派兵在瑷珲对岸驻屯。1858年 5月，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进犯天津之机，以武力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沙俄方面则将瑷珲北岸的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 (布拉戈维申斯克)，沙皇特颁嘉奖，晋封穆拉维约夫为阿穆尔(黑龙江)斯基伯爵。
在中国西北地区，沙俄于 1846年即已武装入侵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19世纪 50年代，它越过伊犁河继续向南扩张，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中国领土。
1860年英、法《北京条约》签订后，俄使向清政府索取“斡旋”酬劳，再次提出割让领土。11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 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划归俄国。沙皇俄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昀大的获利者。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它侵占了中国 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烧杀奸淫
在《南京条约》签订后 14年，英、法两国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
1856年 10月，英国派军舰突然进攻广州，挑起新的侵华战争。它企图攻占广州，但未能得逞。次年，英国与法国勾结，组成联军共同侵华。1857年 12月，联军进攻广州，爱国军民英勇自卫，但由于地方官吏的愚昧和腐朽，广州终于沦陷。为直接威胁清政府，英法联军继续北犯， 1858年 5月下旬，联军攻占大沽口，直逼天津郊外。清政府被迫与英法谈判，俄、美两国则以“调停人”身份，从中渔利。在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下，清政府被迫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但英、法侵略者并不满足《天津条约》所攫取的特权，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1859年 6月，联军突然袭击大沽口炮台，挑起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反击。经过一昼夜激战，击沉击伤英法军舰多艘，打死打伤侵略军近 500人，英法舰队司令受伤，侵略者狼狈逃窜，退回上海。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昏庸无知，此时却谋求妥协。而英法则扩充兵力，寻机报复。1860年 8月，联军自北塘登陆进攻大沽。爱国官兵拼死抵抗，但由于力量悬殊终于失守。清政府求和不成。 9月，联军从已占领的天津出发，向北京逼近，通州、八里桥一战，清军再次失败。咸丰逃奔热河行宫。10月，联军占领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合中外建筑艺术精华，凝结着中国人民高度智慧和伟大创造力的被誉为“万园之园”的举世闻名的艺术宫殿圆明园。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空前践踏，充分暴露了西方侵略者贪婪、凶残的强盗本性。
在侵略者武力威逼下，清朝政府完全屈服。1860年 10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4．凶残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和反洋教的斗争迅猛发展。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使帝国主义列强极为恐惧。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保护并进一步扩大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利益，1900年 5月，各国以“保护使馆”为名，调兵来京。 6月，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八国组成的八国联军，先是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为统帅，后由德国人瓦德西为统帅，对中国再次发动了疯狂的侵略。 7月天津失守。 8月，北京陷落。西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逃离北京，前往西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烧、杀、抢、掠，对北京城洗劫一空。而对八国联军的疯狂暴行，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抗击。以慈禧和李鸿章为首的清政府奉行投降卖国政策，一面下令镇压义和团，一面向侵略者求和。 1901年 9月，清政府命李鸿章为议和代表，与各国谈判，结果与组成联军的八国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共 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840～1949年，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的诞生，百年的压迫，世纪的战争，这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耻辱史，是民族泪与血的交融。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到无数被残杀的尸骨，从圆明园荒凉的废墟到南京大屠杀洒在城墙上的血迹……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写照。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贪婪与奴役的掠夺，是残忍与疯狂的屠杀，是对人类和平的破坏，是对民族尊严的践踏，我们怎能忘记——那点燃圆明园大火的罪恶之手，那屠杀平民的溅血的武士刀，那残垣断壁上仍然铭刻着中华民族所蒙受的耻辱。
二、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控制
帝国主义强占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使近代中国丧失了生存的基本条件，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帝国主义还在中国设立了许多租界。租界是国中之国，是中国土地上中国人不能过问的独立王国。在租界内，其统治权完全属于外国人。他们在租界内设立法院、警察、监狱、管理机关和税收机关，进行殖民地统治。生活在租界的中国人是下等公民，租界的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租界成为帝国主义实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中心，是赤裸裸的对中国主权的破坏。
另外，通过侵略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军队在华驻扎合法化，这也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破坏，也为后来一些国家，如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创造了极好条件。帝国主义国家还通过领事裁判权，使外国人在华的任何行为都不受中国法律的管束，凡是涉及外国人的民事刑事案件均由外国领事馆来审理。于是那些无恶不作的海盗和奸商，一踏上中国领土，便可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
帝国主义扶植中国封建势力，使中国长期陷入军销混战、社会动荡的状态。清王朝时，各帝国主义共同扶持一个封建皇帝，使封建王朝成为“洋人的朝廷”。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销的三大派系以及地方军销分别投靠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各据一方，相互之间进行连续不断的战争。后来的新军销也是如此。近代中国从未实现过真正的统一，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灾难无穷。
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阶级关系更为复杂。帝国主义造就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新的阶级——买办阶级，其资本和势力的膨胀，依赖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张。封建军销及其政府在清王朝覆灭后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新工具。买办阶级和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新兴阶级，但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制，发展缓慢，民族资本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同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城市化进程而得到发展，同时，他们也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生活极不稳定。中国农民阶级受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极度贫困，过着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他们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中国工人阶级于 19世纪 40年代，随着外资企业、中国的官僚买办企业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他们是近代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昀进步的阶级，同样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艰难。
总之，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使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更为复杂。近代中国的历次重大事变和斗争，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复杂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决定的。
三、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手段把中国变为他们倾销商品、获取暴利的市场。19世纪 40年代至 50年代，通商五口刚一开放，满载外国商品的货船就络绎不绝地驶向各通商口岸。19世纪 60年代开始，中国进口贸易逐渐增加， 80年代中期增长速度扶摇直上。 1895～1898年外国商品输入超出中国输出的 1.3倍。棉布、煤油、火柴、铁钉和纸张等外国商品大量充斥中国市场，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陷入民穷国弱的境地。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掌握了中国的海关权和商品贸易权，他们加紧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农产品，采用各种手段盘剥和掠夺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从中获得暴利，给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中国的市场和出口明显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成了合法商品，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将其输入中国，1871～1891年输入 37 400公斤，1891～1893年输入 43 500多公斤。鸦片大量流入中国，不仅掠夺中国人民的巨额财富，而且使吸食鸦片者丧失了劳动能力，士兵丧失了战斗力，使中国陷入更加贫弱的境地。
帝国主义还与中国封建统治者之间进行军火买卖，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封建统治者用人民的血汗钱买军火，供奉外国军火商，并用这些外国军火来镇压人民，广大人民生活更加悲惨。
帝国主义通过资本输入和勒索战争赔款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几次中外战争下来，清王朝欠下了巨额的战争赔款，根本无力偿还的清朝政府唯一的办法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帝国主义也乘机争着向清王朝提供带有政治条件的借款。其中三次数额昀大的政治贷款：第一次是 1895年 7月 15日，由俄法银行借款 4亿法郎，年息 4厘，36年还清，以海关税收担保。第二次是 1896年 3月，由英、德银行借款 1600万英镑，年息 5厘，36年还清。第三次是 1898年 3月，由英、德银行向中国续贷款 1600万英镑，年息 4.5厘，45年还清，以海关税和苏州、淞沪等地的货物税以及湖北、安徽等口岸的盐税作担保。这些借款总金额达 3亿多两，利息重，还附有政治条件。帝国主义通过这些贷款扩大了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为了监督承担贷款担保的海关，帝国主义迫使中国聘请外国人管理海关。如英国人赫德竟连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达 45年之久。他年老去职以后，又由他的弟弟赫政接任。
帝国主义还通过贷款和战争赔款的担保控制中国的财政命脉。如 1913年，中国的财政预算中，常关税和盐税的总和几乎等于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但是这两项都是贷款和赔款的担保，这就等于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帝国主义通过政治贷款，不仅获得巨额利息，还获得长期霸占中国的政治特权，直接导致中国的贫困。
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量设立银行，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市场。1848年英国首先在中国设立丽如银行（又称东方银行）。以后各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有：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1913年，各国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有 21家，分支机构达 101家。1912年，英、美、法、俄、日、德六国联合组成六国银行。帝国主义的银行不仅在中国进行汇兑业务，而且还放高利贷、发行纸币、吸收存款、操纵金融市场等。他们凭借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和雄厚的金融实力，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外国银行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中心，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政局的重要杠杆之一。
甲午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加快了在华投资设厂的步伐。 1914年，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资本达 22亿美元，相当于民族资本的十几倍，1895～1913年新建的重要工矿企业达 130多家，投资达 1亿多美元。其中英国开得昀多，其次为日本、德国、美国等。外国控制了中国重工业的 90%以上和轻工业的 40%以上。如 1914年，外国资本控制了中国生铁生产的 100%，机器采煤的 91.9%。外国资本在中国航运业的投资，1914年达 4.8千万美元，占内河航运的 84%，远洋航运的 100%。这些外国企业投资的大部分资本都是通过种种手段在华掠夺筹集的，他们直接利用中国的土地、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获得高额利润，外国在华企业昀高一年谋利近 2亿美元，昀低年份也有几千万美元。
此外，帝国主义把铁路当成剥削和侵略中国的又一手段。据英国蓝皮书统计，1895～1898年，帝国主义共掠夺中国长达 6420公里的筑路权。1896～1900年，它们共获得 8次在中国的建路权， 1911年，他们控制中国铁路的 93%。帝国主义不仅从修筑铁路中获得巨额的经济收入，还控制铁路沿线的土地和资源，使自己的势力从沿海深入到广大的内地。
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 19世纪 70年代开始形成，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却始终没有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从其产生开始就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制，大部分民族资本企业资金短缺、规模狭小，往往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依赖外资企业，根本没有力量与外国资本竞争。外国资本凭借他们获得的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国倾销商品，控制和垄断中国的商品市场，由于帝国主义的打击和控制，中国民族资本发展步履维艰。
四、帝国主义的文化奴役
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肆宣传奴化思想，鼓吹殖民地理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他们到中国来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收留学生等，主要目的就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他们以宣传宗教和科学知识为名，在中国办报纸，其宗旨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培养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政治家和封建统治势力。他们办学校是要通过教育，影响和引导中国青年人和统治者的精神世界，从而得心应手地控制中国的发展。他们通过办慈善机构和教会医院，以此来获得中国人的好感，有利于发展教会势力。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武力侵吞我国领土的同时，也用宗教这一武器对我国进行渗透，宗教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第一，充当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西方传教士为本国的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所说的那样，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传教士伯驾甚至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只并接受鸦片商人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等五位耶稣教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许多传教士参与收集情报及侵略战争，认为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鸦片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鼓吹“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传教士还为西方列强侵华搜集情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态。 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第二，参与贩卖鸦片，从精神和身体上摧残中国群众。鸦片战争前，在华的宗教组织和传教士还充当本国政府和商人经营鸦片贸易的帮凶。西方学者理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一些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更有甚者，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 2月 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劳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
第三，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掠夺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其本国的利益与中国讨价还价，乃至武力讹诈。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全权代表英军司令璞鼎查的 4个得力助手郭实腊、马儒翰、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和英国伦敦会的麦华陀都是传教士。在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协助下，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为美国取得了“昀惠国”待遇的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在签订 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及 1860年的《北京条约》的过程中，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霸占土地、干涉中国内政和包庇教民。《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传教士们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教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 1861年恭亲王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约，惟恐滋生事端，送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1900年 8月 14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传教士与军官和士兵一起参加了掠夺。当时一位法国士兵回忆说：“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虽然客观上便于中国人了解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形成新思想、新知识。但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政策是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上统治中国的必然反映。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势力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和扼制近代中国进步阶级提倡的新文化，阻碍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解放前夕，中国仍是一个科学极为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低，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国家。这正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带来的客观后果。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近代中国各种矛盾中昀主要的矛盾。近代中国人民肩负着反侵略的伟大任务，以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