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面对着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同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斗争，从沿海到边疆都燃起了反侵略的战火。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的战争暴行，激起了东南沿海人民的强烈义愤。在广州，1841年 5月 29日，盘踞四方炮台的英军到三元里抢劫行凶，当地民众奋起反抗，英军逃窜后，村民们在三元古庙集会，以庙中黑底白边的三星旗为“令旗”，联络附近 103乡义勇共同抗英。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地主士绅加入到斗争行列中，成为组织者和领导者。 30日，三元里数千群众向四方炮台挺进，诱敌至牛栏岗，将英军包围，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期间，广东人民发表了《广东阖省人致英猷公函》，斥责英国侵略罪行。广东人民自制水雷，抛掷火药罐，袭击英舰；焚烧十三洋行；成立团练局，组织义勇；发动港澳罢工罢市，以各种方式同侵略者作斗争，直至英法联军退出广州城。这些斗争显示了蕴藏在民众中的爱国精神和反侵略气概。
在福建，1841年 8月厦门失陷后，当地人民组织了长枪队和短刀队，运用熟悉地理环境的有利条件，袭击英军。在浙江， 1841年 10月定海、镇海、宁波被占后，当地人民组织了“黑水党”，“四散隐伏，两月之中，擒斩数百，英人大恐”。
在抗击西方侵略者的斗争中，清军许多爱国将士英勇不屈，顽强抵抗。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驻守虎门炮台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英勇抗击侵略军，直至与将士 400余人壮烈殉国。英军攻打厦门时，驻守厦门的总兵江继芸力战阵亡。定海再陷时，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三总兵率 5000守军浴血奋战，壮烈牺牲。战争期间，英军多次侵扰台湾，台湾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率军民抵抗，打得英舰“桅折索断”。吴淞守将江南提督陈化成，年近七旬，亲自督战，身上七处负伤，仍率百人苦战，英勇阵亡。驻守镇江的副都统海龄，率 4000余名满、汉、蒙族将士殊死战斗，直至镇江失守。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民众的反侵略斗争持续不断。“社学”成为发动、组织、领导民众进行斗争的重要组织。社学又称书院、义学。始于元代，形成于明初，延续至清朝。昀初它是“学人课艺之所”，清中叶以后逐渐变为地主士绅办“团练”、“御盗贼”的团体；鸦片战争后又成为群众性反侵略自卫组织。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附近各乡社学彼此联络，决心团结御侮，强调“同患相扶，协力共救”。广州附近的升平、东平、南平、隆平等社学昀为著名。社学的基本群众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店员、爱国士绅。这支群众性的抗英武装，由 1842年的几万人，发展到 1849年的十几万人。他们先后进行了 1842年 12月火烧洋馆、 1844年 5月反对英国强租广州河南地区、 1846年冲击知府衙门、 1849年反英军入城等斗争。当时任英国驻香港总督兼驻中国公使的文翰也不得不承认：“我绝对认为附近民众和团勇会坚决抵抗我们入城，结果使我们非用极大的武力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的抵抗力量比 1841年第一次抵抗时要强很多。 ”
二、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18世纪 70年代，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把中国周围的邻国逐个掠夺为殖民地或保护国之后，便虎视眈眈地向中国边疆地区大举推进，使中国出现了极端严重的边疆危机。各族人民为保卫祖国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在边疆地区，当我国大片领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被沙俄强行割占后，居住在东北广大地区的汉、满、达斡尔、赫哲等族人民拒绝向俄军交粮，他们组织抗俄民团，发动抗俄起义。边疆的各族人民烧毁沙俄在塔城建立的市场、贸栈，并对俄国哨所发动攻击，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抗击沙俄的侵略。
l867年，美国派军舰两艘进攻台湾，遭到台湾高山族人民迎头痛击，使美国第一次武装侵略台湾失败。 1874年，日本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侵扰台湾，受到牡丹社高山族和汉族人民的顽强阻击。在坚守石门要隘的战斗中，高山族首领阿碌及部众 30余人壮烈牺牲。
1865年，早就觊觎中国新疆的浩罕国统治者派遣阿古柏率领大军，侵入南疆。 1867年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伪政权，自立为汗。到 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
此时沙俄出于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卑劣目的，以帮助清政府“防乱”和“安定边境秩序”为借口，于 1871年 6～7月间，悍然出兵强占中国的伊犁地区，英国则于 l874年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承认阿古柏政权。
新疆各族人民在同祖国内地暂时隔绝的困难条件下，英勇反抗阿古柏的残暴统治和俄国侵略者。培兰奇人（维吾尔族的一支）在克特缅山区峡谷与俄军短兵相接，500人壮烈牺牲。 4000名塔兰奇人在阿利图姆附近筑垒抗敌。在长岔河子堡垒，在绥定，各族军民都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伊犁人民坚持战斗 10昼夜，宁死不屈。1871年冬，沙俄侵略军偷袭乌鲁木齐。新疆各族人民在玛纳斯以西 80里的石河子设伏截击，一举杀死敌军数十名，缴获驼马 3千多匹，残敌狼狈逃窜。在俄军占领地民侵略者采取胁迫“归顺”和劝降等卑鄙手段，诱使我国各族人民投俄。但是，伊犁地区、库尔喀喇乌苏所属西湖地区，喀拉沙尔、晶河等地的居民都拒不投降。直至 1876年 3月，清政府的讨伐军三路进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清军节节取胜，仅半年多的时间，就收复了北疆大部分领土。
后经过清政府和沙俄反复交涉，于 1881年 2月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虽然收回伊犁等九城，但沙俄却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中国领土。新疆各族人民强烈反对《中俄伊犁条约》，尤其是被割让地区的各族人民眷恋祖国，纷纷抗议这个不平等条约。1883年，霍尔果斯河西岸的索伦营右翼回旗，人民强烈要求收回其地，被沙俄强迫“借让”达十年之久的塔尔巴哈台巴尔鲁克山区的哈萨克族牧民，誓死不当沙皇的顺民。伊犁北部虽被沙俄割占，但该地人民不断地返回祖国，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了新疆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的坚定立场和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精神。
19世纪 80年代，随着边疆危机的加剧，中国西南边疆和东南沿海又燃起了中法战争的烽火。在中法战争中，广大爱国官兵义愤填膺，奋起还击。旗舰扬武号在驾驶官詹天佑和管带张成带领下，准确袭击法军旗舰伏尔泰号，击毙 6名法军。后来，当扬武号不幸被法军鱼雷艇击中下沉时，詹天佑等爱国官兵还鼓起余勇，镇定如常地从水中救起多人。这种“临大敌而毫不畏惧”的行动，连当时上海英商所办的《字林西报》也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福建水师的振威号在两艘法舰的夹击下被打穿船体后，舰上官兵置生死于不顾，仍然顽强发炮挫伤敌舰，直到被敌舰鱼雷击沉前的刹那间，还发射出昀后一发炮弹，重伤敌舰长和两名士兵。另一军舰福星号，在开战后立即全速冲向法国军舰，直至火药仓中弹爆炸，全船官兵壮烈牺牲。飞云号、福胜号军舰，也都临危不惧，奋战不已，直至船沉，表现了为民族利益献身的崇高气节。
法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法斗争的怒潮。广东、福建、浙江、云南、贵州等地群众，纷纷起来同法国侵略者作斗争。在香港，船坞工人拒绝修理法国军舰，码头工人誓死不为法国轮船装卸。英国殖民当局出兵镇压时，各界爱国同胞展开罢工、罢市斗争，反对法国利用香港进行侵略战争。旅居美国、日本、新加坡、古巴等地的华侨，也纷纷捐款支援祖国的抗法斗争。
1885年 2月，法国增兵越南，进攻谅山，直扑中、越边境。 3月 23日，边境重镇镇南关陷落。法军在关前立柱，写下“广西门户已不复存在”的狂言。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激起中国军民更加激烈的反抗。镇南关周围的民众，也在关前立柱，针锋相对地写上：“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在人民群众反侵略热潮的推动和激励下，清军广大爱国官兵挑起民族保卫战争的重任。老将冯子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主帅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将士们奋不顾身，拼命杀敌，遏制了敌军的疯狂攻势。
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中，除少数败类外，北洋舰队大部分
官兵都坚守岗位，奋勇抗敌。提督丁汝昌在开战时即负伤，仍忍痛督战；旗舰定远号官兵一面扑灭军舰中炮引起的烈火，一面操纵重炮轰击敌舰。致远号被敌舰击中后，全体官兵仍继续浴血奋战。当弹药用尽时，管带邓世昌下令致远号全速直冲日舰吉野号，决心撞沉敌舰。不幸途中被鱼雷命中而沉没，官兵 250多人壮烈殉难。经远号中炮起火，管带林永升和全舰官兵仍坚持战斗，直至牺牲。镇远号全体官兵在管带林泰曾率领下，奋力冲击，以重炮击中敌旗舰松岛号，致其弹药库起火爆炸，死伤 100多人。来远号中炮起火后，仍配合左翼诸舰向日舰赤城号突进， 4次击中该舰，毙其舰长以下多人。在这场 5个多小时的海战中，邓世昌等广大爱国官兵，临危不惧，勇猛抗敌，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
中日战争经过 8个月的战争，日军虽在战场上取得多次胜利，但侵略军所到之处，中、朝两国人民拿起所能得到的武器，展开英勇卓绝的斗争。
在朝鲜，以全奉准为首的一批学者，重振农民军以配合清军抗日。1894年秋，忠州、清风附近的农民军总数超过 2万人。这一年冬天农民军在公州附近与日军血战。1895年反日的义兵运动又在各地兴起，不断地消耗日军的力量。
在中国，日本侵略者攻城掠地、烧杀淫掠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辽东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恨。广大农民、猎户、矿工和爱国士绅，纷纷拿起武器，组织民团，打击日本侵略者。在辽阳、风城、摩天岭附近，各村堡习练征战。蚰岩的桂花岭，连村，自练乡团，抗击日军。在辽阳、风城及其邻近数县，估计有武装群众 30万人。宽甸、长甸的群众陆续组织了 10个民团，展开武装斗争。1895年 2月，各路武装民众汇集成军，进攻宽甸守敌，经过激烈战斗，歼敌近百人，收复县城。接着，他们又乘胜包围并击溃长甸守敌，于 3月 1日收复长甸县城。日本侵略军陷入民众斗争的包围之中。
1895年 4月，《马关条约》签订和割让台湾给日本的消息传出，全国立即掀起了反对割地赔款，要求继续抗战的浪潮。反对割台的斗争在台湾省更为激烈持久。还在割台之议刚开始时，台湾百姓就纷纷投军，立志抗敌，保卫家乡，要求投军杀敌者每日有成千数百，台湾同胞发誓：“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从台南到台北，抗日的武装义军遍布各地，他们与驻守台湾的清军刘永福部，是为时近 5个月的反割台斗争的两支主力。台湾军民反抗日本侵占台湾的战斗，从 1895年 5～10月，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抗击了 5万多侵略军，历经大小百余次战。日本侵台的主力近卫师团，有将近一半被消灭在台湾，被打死打伤近 6千人。日军占领台湾后，台湾同胞采取各种方式，与日本侵略者斗争了五十年。
三、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
19世纪末当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时，中国人民挺身而出，肩负起反帝的伟大使命，掀起一次席卷大半个中国、震惊资本主义世界的义和团运动。这是一场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爱国反帝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产物，是反洋教斗争的总爆发。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 19世纪末，人数已达 3300多人。在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下，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堂、网罗教徒、收集情报、干涉诉讼、挑拨民族关系，进行文化侵略，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密切配合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恨和反抗。从 1861年贵州驱逐外国传教士开始，全国发生了多起反抗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义和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兴起的。
义和团是以义和拳为主发展起来的。山东西北与直隶交界一带，一直存在着白莲教、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受其影响，义和拳也具有“画符吞朱”、“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等神秘主义活动方式。1898年 10月，因与法国教会势力争夺庙产的矛盾，赵三多和阎书勤领导山东、直隶交界地区“冠县十八村”拳众起义，竖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他们进攻教堂，杀逐洋人，提出了“抵制洋人洋教”、“驱逐洋寇”的口号，同时主张“均粮济贫”、“打富济贫”。1899年 4月，义和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山东境内，朱红灯、心诚和尚在平原、禹城一带聚众习拳，饥民为借粮与教民地主发生冲突，平原知县派兵前去抓人，朱红灯率队击退官军，并攻打恩县教堂。不久，山东义和团遭到袁世凯的镇压。 1900年 1月，义和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直隶境内。直隶是西方教会在华传教的重点，全省城镇有大小教堂 2千余所。反抗教会欺压的斗争在直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到半年时间，义和团势力已扩展到直隶全省，曹福田部团众达数千人，张德成部团众达 2万余人。义和团焚毁攻打教堂，处死外国传教士，拆毁铁路，抵抗清军镇压，在直隶一带形成燎原之势。到 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北京的手工业者、贫民和部分清军积极加入义和团，团民很快达到 10万余人。天津团民此时也达 3万多人。
义和团声势的迅速壮大，使中外反动势力惶恐不安。在帝国主义要求尽快“剿灭”义和团的压力下，直隶总督裕禄率军前往镇压，被义和团击退。 5月 27日，义和团乘胜攻占北京南面的重镇涿州，并在城门上树起“兴清灭洋”的旗帜。权衡利弊，慈禧太后决定对义和团的“剿灭”改为“招抚”，默许大批义和团进北京。于是，聚集在京都的义和团趁势涌入北京。到 6月下旬，北京城内义和团众超过 10万人。与此同时，天津附近的义和团也大批进入城内，人数不下 3万人，天津城内神坛林立，日夜铸刀，焚毁教堂，抗击外国侵略者。
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积极开展反帝斗争的同时，在长城内外，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也有义和团的活动。 1900年下半年，义和团斗争又扩展到两广、西北和西南的边远地区。义和团的反帝斗争风暴席卷全国。
随着义和团势力在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帝国主义看到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便策划以保护使馆为名，直接出兵干涉。 1900年 6月，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入侵。义和团用原始的武器与近代化的帝国主义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然而，义和团没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已成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这一事实，从而模糊了自己的阶级界限，以致在反帝斗争中，放松了对清朝统治者的警惕，识不破清政府施展的阴谋手段，上当受骗，昀后被清政府恶毒出卖。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农民革命运动被血腥地绞杀了。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第一，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义和团高举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战旗，用大刀长矛同使用新式武器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
第二，义和团运动冲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削弱了它的统治力量，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了条件。
第三，义和团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义和团运动后的景廷宾起义，举起了“扫清除洋”的大旗，这说明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提高，并预示着中国革命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义和团运动得不到先进阶级的领导，因此，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了笼统排外、蒙昧迷信的缺点。
义和团运动证明：中国贫苦农民不仅是反封建的主力军，也是反帝斗争的主力军。它的悲惨结局说明：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单纯的农民自发斗争，不可能昀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