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侵略斗争的一再受挫，使中国的仁人志士痛心疾首，他们在痛苦的摸索中日益认识到斗争失利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为了挽救中国的命运，地主阶级改革派首先从封建蒙昧主义中觉醒过来，主张面对现实，了解西方，改革弊政，强国御侮。之后一部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睁眼看世界”的主张转向呼唤“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主张革除中国社会种种弊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变革思潮迅速兴起，反映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睁眼看世界”的开明主张
1．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和社会改革思想
龚自珍，浙江仁和（杭州）人，生于乾隆 57年即 1792年，卒于鸦片战争第二年即 1841年，他的一生与中国封建社会趋于衰落的昀后半个世纪相始终。龚自珍思想的昀大特色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批判，进而提出“更法”、“改制”的主张，这对当时和后来都有一定的影响。
（1）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
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反映在许多方面。他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揭露和批判了清朝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端，触及到当时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
首先，深刻揭露了清朝封建统治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和必将走向崩溃的历史趋势。龚自珍对他所处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种种弊病进行无情的鞭笞和深刻揭露。他认为当时君非明君，臣非良臣，士风日下，人才凋零，鸦片泛滥，白银外流，土地集中，贫富对立，士农工商，不能各安其业，流民纷起，整个社会处在“四海变秋色”的衰败之中，清政府不仅已经由盛转衰，而且必将由衰到乱，由乱到变，清王朝的政局已经岌岌可危快要崩溃。
其次，龚自珍愤慨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统治集团寡廉鲜耻、碌碌无为而又贪婪、腐朽的丑恶面目。他指出：“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祟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 ”深刻地刻画了封建官僚追名逐利，投机钻营，阿谀献媚，不顾廉耻的丑恶嘴脸。这些人贪图享乐，一味榨取民脂民膏，中饱私囊。这些吸吮人民膏血的封建官吏平时以“苛安其位”为荣，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则“莫知大义”，一旦国家有事，边疆有急时，就会像斑鸠、燕子一样纷纷飞去，各自东西。
再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的论资排辈用人制度。龚自珍认为以做官时日长短作为升迁依据的“停年之格”，堵塞了大批有志之士为国报效的道路。他说：仕人从做官之日起，要经过三十或三十五年才能当上一品大臣，“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变得以驯而到”，等到熬过了三十多年而官至宰辅时，“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干起事来不仅力不从心，而且又深感禄位来之不易，“仕久而恋其籍”，为了保官，对国事政务顾虑重重，畏首畏尾，深怕丢官。这样老朽、昏庸无能的官僚当政，势必造成政治上的种种腐败现象和用人不合理的局面。
昀后，龚自珍还痛切地揭露和批判了清代的汉学和宋学，以及腐败的科举制度扼杀人才的罪恶。他尖锐地抨击脱离实际、埋头于故纸堆中搞繁琐考试的汉学，以及侈谈心性之理、修齐治平的宋学。龚自珍是清代“经世致用”之学的倡导者之一，主张面对现实，通经致用。他认为清朝腐朽的科举制度，严重地摧残人才，造成国家“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闲无才将，痒序无才士”这样严重的困难局面。
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是对封建清王朝陈旧而日渐衰亡的统治秩序的叛逆，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2）龚自珍的社会改革主张
龚自珍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清朝封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但同时又主张实行社会变革，力图挽救濒临崩溃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
首先，龚自珍努力探索了封建社会产生严重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经济上财富不均，政治上君主权力太重是封建社会产生动乱的根本原因。
围绕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他提出了社会改革的方案，政治上“变通”以资格取官的科举制度，改变皇帝一人专制，主张君臣共主，共治天下，加重内外大臣的职权等。他满心希望这样就能使清王朝腐朽的官僚集团改变面貌，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幻想。在经济上，龚自珍在当时“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奢”的严重社会危机下，为防止贫富“小不相齐”发展为“大不相齐”而至“丧天下”，发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尚也”的呼声。他比洪秀全更早地接触土地平均占有问题，不过他说的“平均”，不是指消除贫富的差别，实现对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是指不同的等级，对社会财富的占有要有相对稳定的差别，不能聚敛无度，导致贫富悬殊，因此龚自珍经济改革的基本精神，是在原先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即在维护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保持贫富比较平均的状态。他把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解决当时的流民问题上，其解决流民问题的具体经济改革方案是：依据封建宗法组织授田，即按血缘关系，将社会分成“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封建等级，“大宗”授田百亩，役使闲民五人为之耕种，“小宗”、“群宗”授田二十五亩，各役使闲民一人为之耕种。龚自珍这一改革方案，显然是想通过将农业生产纳入宗法组织的框架里的方法，以达到他所提出的使各封建等级安守本分，互不相“侵”的“理想”境界。由于此方案并未触动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本身，只旨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调节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它不可能根本解决所谓“流民”问题，它不过是为中小地主勾画出的一份均平世界的理想蓝图。
龚自珍在主张社会改革的同时，为了维护祖国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在对外关系方面，力主严禁鸦片，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2．林则徐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
林则徐，福建侯官人，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生活的鸦片战争时代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点，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冲撞点。纵观他一生从政的思想、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改革内政和反抗外敌侵略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林则徐思想中昀突出和闪光的部分。
（1）禁烟御侮的爱国思想
19世纪 30年代，英国殖民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烟毒泛滥，成为当时中国极为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在禁烟问题上，林则徐是禁烟派的首领，他一贯主张严禁鸦片。他禁烟的锋芒，不仅针对国内的烟贩、吸食者，而且更主要的是针对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1839年，林则徐谕授为钦差大臣，节制水师，前往广东禁烟。他一到广东，就采取行之有效的禁烟措施，缴获英美等国商人的鸦片 2万箱，并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禁烟运动收到显著效果。林则徐在禁烟斗争中的果敢行动，是他爱国思想的突出表现。
林则徐在禁绝鸦片的斗争中，具有远见卓识，运用灵活机动的策略和侵略者作斗争。他把罪恶的鸦片贸易与各国正当的贸易通商严格区别开来，把愿意遵守中国法令的各国商人同鸦片贩子严格区别开来。他说：“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这样“刚柔并用”的策略，既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与各国的正当通商贸易，又有力地打击了少数不法洋商。
林则徐在厉行禁烟的同时，积极准备反击侵略者，努力加强国防力量。他与邓廷祯、关天培一起，积极加强海防，操练水兵，招募水勇，装配火船，修筑炮台，添置大炮。由于周密的军事布置，广东海防昀初成为敌人难以攻陷的防线，中英先后七次交战，林则徐发动和组织兵民坚持抵抗，皆获胜利。
（2）“民惟邦本”的民本主义思想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抗击外国侵略者。他虽为清朝封疆大吏，但吸取了我国古代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中“民惟邦本”的民本主义思想，尤其是在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中，他相信“民力可用”、“民心可恃”。他积极招募民间丁壮，组成团练水勇，配入水军，“籍可以壮军威，而助兵力”。他又普遍动员群众，一旦英军侵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并分别予以重赏。他认为只要人民齐心协力，精制船炮，严格操练，积极发动和组织民间丁壮，就足以制敌于死命。
积极改革封建弊政，努力谋求民富国强，是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他极力主张“藏富于民”，在财政、金融、漕运、矿务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财政方面，他主张由官局先铸银钱，在民间流通使用，既可抑洋钱并逐渐取而代之，又可以保护商民和便于商品交换。在漕运方面，为了杜绝官吏层层勒索加重人民负担、漕粮定额难于保证的弊害，林则徐提出“官督帮收”等办法以革除积弊，又提出利用商人的“沙船”，雇佣沿海渔民，运送漕粮，“护以舟师”，使官运与商运并行。开发矿务方面，林则徐上奏建议允许商民开发矿山，以便“裕国足民”，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以发挥商人的作用。他还主张开发“铅禁”，允许民间制作贩运。他一再强调说：“有土有财，货源恶其弃于地，因利而利，富仍使之藏于民。”林则徐“民惟邦本”的民本主义思想和“藏富于民”，谋求民富国强的社会改革主张，对反对外国侵略，改革封建弊政，促进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并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
（3）倡导学习西方，睁眼看世界
为了反抗外国侵略，做到知己知彼，林则徐敢于冲破天朝大国故步自封的桎梏，倡导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他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首倡者，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本是科举仕途出身的封建官僚，不悉“夷情”，不懂外文，但他是个头脑清醒的爱国主义者。他懂得要百战不殆就必须知彼知己。因此，他受命使粤后，千方百计了解敌情，除了找普通外国人、洋商、过去洋行中的人员了解调查外国情况外，还“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以了解掌握敌情。林则徐主持搜集外国评述中国的材料，辑为《华事夷言》以供研究外国人对华看法的参考；又将有关的外国历史、地理和政治材料，辑为《四洲志》，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他请人翻译了瑞士人瓦特尔编的《各国律例》的部分内容，此书成为他后来面斥美国侵略者违法行为的有力依据；他还请人翻译了关于火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应用书籍，并在广东防务中加以实际应用。林则徐从了解敌情中深知：船坚炮利，是英夷之长技，必须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以敌之长，补己之短，才能战胜侵略者。他积极筹资购买西洋的“钢炮”、“铜炮”，购买外国船舰，仿造欧式战船，组织人员细心摹拟，绘制图样，购料集匠，赶紧制造，以便改变中国军事落后状况，克敌制胜。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一位卓越的爱国者、民族英雄。他身为清朝封疆大吏，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加深的紧急关头，为了捍卫国家民族的主权和独立，挺身而出，忍辱负重，卓有成效地领导了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高举反帝斗争旗帜的第一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民族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林则徐积极倡导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对于人们冲破清朝闭关锁国的禁锢，打开眼界，解放思想，具有进步的意义。他的“民惟邦本”的民本主义思想和“藏富于民”的社会改革主张，对反抗侵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3．魏源的改革和向西方学习的爱国主义思想
魏源和龚自珍一样，都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从封建营垒内部开始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跨越鸦片战争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时代的巨变，在他的思想上刻着鲜明的印记。他不仅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而且在战后还度过了 15个年头，因而在他的思想中，反侵略和要求改革这两项内容，显得尤为突出。
（1）魏源的社会改革思想
魏源为了给陷入困境的清王朝寻找出路，本着“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的观点，积极要求改革。鸦片战争前，他主要着重于经济方面的改革，在漕运、盐政、水利等具体经济领域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主张取消由官府垄断经营，改由商人参与漕运、经营盐政，以减少官吏从中贪污舞弊，这既有利于国计民生，也有利于海商。针对鸦片输入给清政府造成严重的财政困难，他同林则徐一样，主张在严禁鸦片的同时，坚持同资本主义各国开展正常贸易的“互市”政策，以增加清政府的银币收入。魏源的这些改革主张，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鸦片战争后，他对内的改革思想比战前只着重于经济领域有所进展，从经济改革深入到政治改革。他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以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为中心议题，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为了反抗外来侵略，首先必须改革国内的弊政。当时国内清朝封建社会存在的主要弊端是吏治腐败，尤其是“人心之积患”。他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主要是清政府的内政所造成的。他说，“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认为只要国内的政治走上轨道，“官无不材”，“境无虚令”，那就“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为了使国内的政治走上轨道，他提出必须做到两点，一是涤除腐朽的官僚集团中种种弄虚作假、畏首畏尾、因循苟安、营谋私利等卑劣心理。二是以能够和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造就人才。他认为做到这两点，就能“天日昌，风雪行”，使内政改观。
（2）“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思想
魏源认为要使中国独立富强，昀后摆脱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必须学习西方，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为此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编了一部有关世界地理、历史、宗教、政治和科学的巨著 ——《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指出：“欲制夷患，必筹夷情”，“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之法”，为此，他建议中国广东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厂，聘请法、美技师“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对于那些有益于军用和民用的量尺、千里镜、龙尾车、火轮机、自来水等外国技术也应一一仿制。他认为这样就可以逐渐把外国的科技学过来，变为自己的“长技”，以改变本国的落后状况，达到“制夷”的目的。魏源公开提出的“师夷”口号，对于传统的严防“以夷变夏”观念，无疑是一个突破。但是
魏源的思想，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王朝昀高当局的重视，更谈不上付诸实施了。
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主张利用民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击外国侵略者，并亲自在江浙战场上参加了抗击英军的战争。在抗击英军的同时，他提出要加强对沙俄侵略的防备。
魏源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比较系统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地主阶级思想家、著名学者，他的诸多主张，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著名先驱。
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都是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社会改革思想，以及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社会矛盾急速变动的反映，是先进的中国人民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起点。他们的出现对当时人们的觉醒，对以后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主张是中国近代史上迈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第一步，为中国近代化的先声。
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改良时弊、救亡图存”的主张
从 19世纪 70年代起，中国产生了民族资本。随着民族资本的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越发感到中国封建社会的严重弊端，这样，改良社会的思想也就逐步发展起来。一些改良思想家通过著书立说，向社会呼吁革除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顺利发展。他们的呼声到中法战争前后，形成一股社会思潮，从而成为甲午战争后变法运动的先声。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
冯桂芬于 1861年写了《校邠庐抗议》一书，进一步阐发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思想。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建议改革科举、推广西学、裁汰冗官、简化律例、发展农桑等等。冯桂芬的思想比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已有了明显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要求改良的还有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他们多半同外国资本主义、同本国的封建官府和洋务运动接触较多，对之了解较深，有的本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有的则是封建官吏。特殊的经历和地位使他们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弊病都有较深的认识，知道只有改革中国现状，尽快发展资本主义，才能适应世界发展大趋势。这些早期的改良派，主张改革社会，要以西方为榜样，“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①。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著书立说，宣传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社会，同时，还不断提出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
在经济上，早期改良派反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总是先有富才有强，富了就必然会强。而要达到富，就得突破旧的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商业和工业。所以，他们极力宣传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把它说成是各业之纲。早期改良派还认为，“工者，商之本也”。因此他们要求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去掉对民族资本的限制，兴办各类工、矿、交通事业。为了发展商业和工业，早期改良派力主改革税制，要求保护和促进对外贸易。可见，早期改良派在经济上的改革主张是要在商业、工业等各个领域全面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逐步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政治上，早期改良派针对清朝内政腐败的情况，提出各种改革主张，如清仕途、裁冗员、废捐官制、整顿监狱、改革律例等等，其中昀重要的一个政治改革主张是要用西方国家君主立宪的议会制政体来代替中国君主专制政体。这是早期改良思想与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昀大区别，也是早期改良派对洋务派的重大发展。
较早注意到西方议会制政体的，是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1877年夏，马建忠从欧洲写信给李鸿章，信上说，他初到欧洲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 。这里，马建忠已注意到议会政体同西方诸国富强的重大关系。
对西方议会政体给予高度赞赏并主张在中国实行的人中，王韬是较早的一个。他认为西方的议会政体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因而其国“内无乱，外无侮，国本有若苞桑磐石之固”。
到中法战争后，早期改良派对西方议会政体的提倡更加积极了，其中郑观应是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在《盛世危言》中说：“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在他看来，只要实行议会制度，“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职，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郑观应把西方议会制说得尽善尽美，其目的在于用议会政治，代替已严重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专制制度。
早期改良派虽尽力美化西方的议会政治，但却并不主张完全采用欧美的民主政体，而主张采用英、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早期改良派的这些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发展，是近代中国先进人士学习西方的深入。他们的要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并且对后来的戊戌变法产生了极为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但是，他们主张采取英、日式的君主立宪，仍把君权凌驾一切权力之上，这表明他们在政治上对封建主义的依恋、妥协。除了上述经济、政治等的改革主张外，早期改良派还在文化、军事、外交、社会习俗等方面，提出了各种改革意见。所以，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早期改良派的思想都比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但是，早期改良派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还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具体改革主张，在哲学、政治学等方面，没有进行全面的理论建设。此外，早期改良派一般只是进行宣传，制造舆论，还没有或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但由于早期改良思想家们的宣传、呼吁，使改革中国社会的要求，逐渐形成一股潮流，这就为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做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①《盛世危言·议院》，《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