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界对骈体小说的含混态度
人们一直在使用骈体小说（或骈文小说）的概念作为分析某一类型小说的工具，但对骈体小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内涵和外延不免含混，部分考察这一文体的研究者对骈文尚且缺乏必要的了解，对骈体小说的具体文本更缺乏精细的语言体式分析，长期以来沿用成说，陈陈相因，在骈体小说的理解上逐渐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误会，使骈体小说的面目含混不清，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骈体小说的研究。
学界对骈体小说的含混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首先是对骈体小说中骈文比例的判定不够慎重。
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骈体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篇作品的作家作品版本考订及人物形象和社会意义方面，少有从骈体小说的整体性语言体式层面对骈体小说作专题研究的。而且，即使在作家作品考订及人物形象和社会意义剖析方面，也主要围绕数量不多的作品展开，例如唐代张《游仙窟》、明初瞿佑《剪灯新话》和李昌祺《剪灯余话》的部分作品、清代陈球的《燕山外史》等小说。即使在论述中偶尔涉及骈体小说的语言体式，其中也存在着诸多误会，有时这种误会还属于常识性的失误。
对骈体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游仙窟》的论述中就存在着很多误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先后于1923、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分上下册出版）中评价《游仙窟》：“文近骈俪而时杂鄙语，气度与所作《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正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72。鲁迅认为《游仙窟》“文近骈俪”显然是个失误，因为《游仙窟》的大部分语言并不属于骈文（参见下文分析），不过对于鲁迅来说，这种误会也有可以原谅的地方，因为《游仙窟》在中国久已失传，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远在日本的《游仙窟》版本尚没有被“引渡”回中国正式出版，他有可能没有看到《游仙窟》的原文，而仅是根据前人（或时人）的介绍猜测而已，以讹传讹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鲁迅在1927年写作《〈游仙窟〉序言》时已经看到了《游仙窟》原文，因为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章廷谦校点本时，所据即为鲁迅藏抄本、醍醐寺本及流入朝鲜的日刻本参见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页620。，也许正因此他的论述显得谨慎而具体了一些：“《游仙窟》为传奇，又多俳调，故史志皆不载……即其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前于陈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载，亦为治文学史者所不能废矣。”鲁迅：《〈游仙窟〉序言》，《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页330。鲁迅重视《游仙窟》的文体和文学史意义，显示了一个小说史家的敏锐眼光。所以他有意无意之间修正了“文近骈俪”的论述，而代之以“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这种相对慎重的说法，不过，鲁迅显然并没有对《游仙窟》中的“骈俪之语”和“非骈俪之语”作出数据统计，所以他只是用“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对《游仙窟》的骈文状态作保守性的说明，而且，更重要的是，“以骈俪之语作传奇”也不是没有引起读者误会的可能，因为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游仙窟》中运用了骈俪之语”，也可以理解为“作《游仙窟》这篇传奇用的是骈俪之语”，后一种理解就与《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文近骈俪”没有实质性差异了，因此鲁迅论述中的含混性显而易见。除了这种暗含歧义的评价之外，鲁迅在《〈游仙窟〉序言》中并没有对《游仙窟》作出进一步的语言体式考察。
令人费解的是，在极易见到《游仙窟》原文的今天，研究者仍然会对《游仙窟》的骈文比例作出错误的判定，甚至在较具权威性的《中国小说总目》中也有模棱两可的说法：“叙事语言和人物对话使用骈文”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页620。，实际情况是《游仙窟》中只有部分叙事语言和人物对话使用骈文。
在《燕山外史》的研究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燕山外史》被公认为中国骈文比例最高的长篇小说，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想当然地认为《燕山外史》“全部采用骈文”比如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燕山外史》条，页432说《燕山外史》“全书三万余言，全用骈俪四六体写成”。，这就是一种隐含着混淆概念危险的判断了。首先，作为独立文体的“骈文”或“骈体”，并不要求篇章中必须全部采用对句，适当地融入散句以及使用不构成对句的附加词语不仅是允许的，而且由于散句能调节文气，“骈散相间”的体式能形成更为理想的表达效果，所以，“骈文”或“骈体”本来就不排斥散句。在此意义上认定《燕山外史》“全部采用骈文”，暗含的意思就是《燕山外史》中含有散句，这是符合作品实际的。其次，从修辞的角度来看，“骈文”或“骈体”的基本特征是采用对句，从这个角度来看，“全部采用骈文”就等同于“全部采用对句”，而《燕山外史》显然不是全用对句，比如卷一介绍爱姑时说：“明永乐时，绣州有女子名爱姑者”，就是散句，卷四介绍马遴时说：“生有友马遴者，字子衡”，也是散句，尽管《燕山外史》中的散句属于极少数，但在论述《燕山外史》的语言体式时也不可用“全用对句”这种绝对化的说法。因此，认定《燕山外史》“全部采用骈文”是一种极易误导读者的说法，合理的说法应该是：“几乎通体皆骈”，或者“几乎全部采用骈句”。
二
其次，在论述骈体小说中的骈文形态及价值时表现出的粗略和失误。
由于对小说史上的骈体小说缺乏认真的语言体式方面的研究，对《游仙窟》、《燕山外史》等骈体小说的代表性作品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精细的语言分析，研究者对具体的骈体小说作品的论述往往缺乏有效的参照物，既无法全面把握骈体小说的类型，又不能真正认识骈体小说作为一种小说文体在美学风格上的独特性，以至于在褒贬两方面均易出现“过”或者“不及”的现象。
即以鲁迅为例，他批评《燕山外史》“然语必四六，随处拘牵，状物叙情，俱失生气，姑勿论六朝俪语，即较之张之作，虽无其俳谐，而亦逊其生动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页248。。虽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也称不上通达之论。《燕山外史》绝大部分文字属于骈文体式，要满足对仗、音韵的要求，所以相对于散体而言，表情达意时受到的限制更多，这是它的先天缺陷；但是，骈文自有其表情达意方面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构成了骈文表情达意的特征，它构成的美感往往是散体语言难以实现的，换句话说，《燕山外史》的作者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尽管有些碍手碍脚，但却属于一种创造了独特美感的艺术行为。对骈体小说的美学品格缺乏同情之了解，以散体小说的标准（尤其是散体写实小说的标准）来衡定原本不属于同一美学风格的骈体小说的价值，在鲁迅之后很长时间内成为通用的做法，一时之间“不善叙事”、“陈词滥调”、“无病呻吟”之类的恶评叠加在骈体小说之上，致使骈体小说被贬为内容空虚的形式主义文体。对骈体小说的“文体歧视”达到了如此无理性的程度，连徐枕亚在痛不欲生精神状态下写出的《玉梨魂》也被想当然地判定为“无病呻吟”了。
在《中国小说史略》问世六十余年之后，方胜对《燕山外史》的骈文运用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就作品中骈文而言，不能不承认作者运用自如的一面，如吴展成《序》所说：‘流连宛转，自成文章。’的确，状景图貌，写心叙情，常常能情景切合，声色相融。”方胜：《为〈燕山外史〉一辨》，为《孤山再梦·燕山外史》中《燕山外史》部分文后“附录”之一，页153。《孤山再梦·燕山外史》，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
方胜之后，李剑国的《评〈燕山外史〉》李剑国：《古稗斗筲录——李剑国自选集》，页423。本文原题《燕山外史》，收入何满子、李时人主编：《明清小说鉴赏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进一步对《燕山外史》的骈文功能和表达效果做了正面的评价：“鲁迅批评《外史》‘语必四六，随处拘牵，状物叙情，俱失生气’，如果从骈体小说的根本性缺陷上来理解，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公允地说，以骈文写小说作为一种新文体的实验，以备小说之一格，未尝没有意义。而且由于陈球注意因情造文，以意驱辞，遵循文学创作和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谙熟文学表现技巧，加之他驾驭文字的能力极高，语言的表现力强，能在极不自由的语言桎梏——对仗、平仄、用典、藻饰——中最大限度地获得表情达意、‘绘影传神’（卷八）的自由，因而《外史》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否定了鲁迅对《燕山外史》的批判，因为如果承认《燕山外史》是一种与散体文言小说不同的小说体式，就不能用散体小说的语言标准来衡定骈体小说了，所谓“骈体小说的根本性缺陷”无疑可以转化为“骈体小说在语言体式上的局限性”，但是这种局限性并不是一种致命的缺陷，因为再清楚不过的是任何一种小说体式均有其语言表达层面上的“局限性”；而且，如果换一种角度思考，“局限性”也许恰恰就是它的优势所在。李剑国明确认定《燕山外史》是一种“新的文体”，并认可它的语言体式具有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是很有见地的。此外，李剑国还高度评价了《燕山外史》在心理描写、抒情和议论方面的成就。不过，李剑国对骈体小说的肯定，是从单一作品出发作出的判断，他没有进而从一种小说文体的角度对骈体小说的美学品格加以分析。
方胜和李剑国的正面评价之后，更多的是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的说法，比如有介绍《燕山外史》“全书三万余言，全用骈俪四六体写成，为《游仙窟》之后所罕见者。书中叙事状物，写景抒情，能流连宛转，自成文章。然为体制所限，未免缺乏生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其‘语必四六，随处拘牵，状物叙情，俱失生气’，为中的之语”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燕山外史》条，页432。。这是把方胜和鲁迅两种矛盾的说法硬拉在一起的“骑墙”做法，因为既然“叙事状物，写景抒情，能流连宛转，自成文章”，又何以会“状物叙情，俱失生气”呢？真真令人费解！
由于缺乏中国古代小说史中骈体小说类型的参照纬度，有些论者在论述具体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时难免出现评价不着边际的情况。夏志清在评述徐枕亚的《玉梨魂》时指出：“陈球只是运用骈四俪六句子的各种组合，而徐枕亚在风格上较具弹性，采用骈文与古文的穿插交替法，也就是说，把规格严谨而侧重描写及抒情的骈文段落，与较松弛而可用古文表达的对白、叙述段落，交替穿插出现。”说《玉梨魂》“采用骈文与古文的穿插交替法”是不错的，但是这种骈散交替运用的方式实在是“古已有之”的，骈体小说的开山之作《游仙窟》就是如此，而此后大部分骈体小说都是“采用骈文与古文的穿插交替法”，倒是像《燕山外史》这样几乎通体皆骈的作品才属于骈体小说中的“另类”文本。更进一步讲，《玉梨魂》在使用骈文语言时的创造性贡献并非骈散交替，而是在具体的语言操作过程中对不同骈文风格的创造性运用。陈平原也有类似的说法，他在评述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时说“民初的骈文小说不像《燕山外史》老是骈四俪六，而是把古文的对话、叙述段落和骈文的描写、抒情段落搭配起来，交叉使用，显得错落有致，文体因而较有张力”，还是以《燕山外史》作为参照纬度，而不考虑民国之前具有“骈散交替”形式的其他骈体小说，此外，认定“民初的骈文小说”是采用骈散交替的，这种说法也太绝对，因为“民初的骈文小说”中明明存在《燕山外史》一类几乎通体皆骈的小说，且有题目即为《拟燕山外史》人则：《拟燕山外史》，《小说丛报》第19期，1916年2月29日。的小说——当然，没有像《燕山外史》这样几乎通体皆骈的长篇小说，但是短篇还是有一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