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骈体小说的批评从无中断，即使在骈体小说最为兴盛的1914—1916年也不乏否定的声音，1915年1月《小说海》创刊号中就有“今世科学盛行，国文之用，日趋简便，绮靡诡谲，无所用之。浸假治小说而从事饾饤獭祭，甚无谓也”的说法，其中暗含着对骈体小说的批评。周瘦鹃《闲话〈礼拜六〉》中否认自己属于鸳鸯蝴蝶派，而断定“至于鸳鸯蝴蝶派和写四六句的骈俪文章的，那是以《玉梨魂》出名的徐枕亚一派，《礼拜六》派倒是写不来的”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页182。。中国大陆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对“鸳鸯蝴蝶派”持否定批判态度，进而否定骈体小说。1980年代中后期，逐渐有研究者对鸳鸯蝴蝶派作正面研究，肯定鸳鸯蝴蝶派在表现市民社会方面的意义，但是对于骈体小说则并无多少好感，比如对于《玉梨魂》，就一方面肯定它在批判封建婚姻制度上的进步性，肯定它宣扬人性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否定它的语言表述方式，否定它的做作与柔靡文风。杨义在论述民初小说时将包天笑、周瘦鹃与徐枕亚、李定夷的小说文体分别命名为“史汉支派”和“骈文支派”，“骈文支派比起史汉支派，文风更为柔靡俗艳，更多矫揉造作和滥调陈言，因此他们把鸳鸯蝴蝶派的弱点显露得更为淋漓尽致，以致史汉支派不愿和不屑于与他们相提并论”。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页49。范伯群认为《玉梨魂》用骈文写作，属于“陈腔滥调的文字游戏”，“读《玉梨魂》最令人反感的是矫揉造作”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6月，页114。。1990年代以后，研究者逐渐从语言体式的角度关注《玉梨魂》和骈体小说，出现了一些正面肯定的声音。袁进认为：“历史地看，《玉梨魂》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简要分析了《玉梨魂》的骈文特征，“《玉梨魂》是一部骈文小说，从语言上讲并不通俗。不过从骈文的要求来看，它又是骈散结合，所用的典故也大大减少。它适合那些能阅读文言文的一般读者”。袁进：《鸳鸯蝴蝶派》，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8月，页45、44。陈平原以一贯对小说文体的重视态度深入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文体内部进行分析：“民初的骈文小说不像《燕山外史》老是骈四俪六，而是把古文的对话、叙述段落和骈文的描写、抒情段落搭配起来，交叉使用，显得错落有致，文体因而较有张力”，而且认为“在小说中，让情节退到次要的地位，突出表现技巧和文学语言，这无疑是一种十分大胆的尝试”，他还认为五四作家对骈文小说的批判，“不只是指其思想内容的陈腐，更针对其堆砌辞藻、卖弄典故、刻意对仗和无病呻吟，而这些正是五四作家所要推翻的封建旧文学的典型特征”，因此判定民国初年的骈文小说是一次“悲壮的失败”。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页190、191、192、189。陈平原的分析显得更为学术化，但其论述也并非完全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海外学者中，夏志清的《〈玉梨魂〉新论》《联合文学》1985年第12期，页21、11。认定《玉梨魂》是中国“感伤—抒情”传统的最终发展，并指出：“徐枕亚的艺术本能，导使他把这故事写成中国的歌德式阴森小说，以烘托出过度讲究礼仪道德的社会所呈现的病态面”，显示了一位优秀学者的学术眼光。关于《玉梨魂》中的骈文，夏志清认为：“他的骈文风格，与庾信相较，似嫌俚俗；就连陈球的《燕山外史》（1810）——民国前唯一以骈文写成的长篇小说——风格亦似比徐枕亚‘纯正’。然而，陈球只是运用骈四俪六句子的各种组合，而徐枕亚在风格上较具弹性，采用骈文与古文的穿插交替法，也就是说，把规格严谨而侧重描写及抒情的骈文段落，与较松弛而可用古文表达的对白、叙述段落，交替穿插出现。”判定《燕山外史》“只是运用骈四俪六句子的各种组合”并不符合《燕山外史》的语言体式实际，而将《玉梨魂》在使用骈文语言时的创造性仅仅确定为“采用骈文与古文的穿插交替法”也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赵孝萱的《“鸳鸯蝴蝶派”新论》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认为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的骈俪化（赵孝萱用“骈丽化”）成因有二，一是“清代中叶骈文的盛行以及魏晋文风的大炽”，二是“与清末民初文人骋才的风气有关”，追溯其产生的文学史背景，论述有一定深度，不过赵孝萱是在骈俪化现象的层面而非在骈体小说作为一种特定小说体式的文体层面讨论这一问题，所以对骈体小说的文体特征言之不详。
总的来说，对民初骈体小说的研究大多将之置于“鸳鸯蝴蝶派”背景中作社会、文化意义的分析，少数学者的论述中涉及骈体小说的文体问题，不过并不是针对语言体式的专题性研究。
同样，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骈文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骈体小说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对单一作品的版本考证和主题、人物形象分析，缺乏在小说文体的层面上对骈体小说语言体式的系统论述。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研究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不能仅仅将眼光局限于民国初年，只有在整个中国小说史的背景下作贯通式的考察，考察骈体小说古今演变的轨迹，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研究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如果仅只局限于对作家作品的社会伦理学分析，恐难显现骈体小说自身的特征，因此也无法真正理解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只有在对骈体小说作出“内部”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现象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述。
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学、文本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古代骈体小说的“经典”文本，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分析，考察其中的骈文功能、比例及其承担的功能；对于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则主要以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报刊为资料来源，力争全面搜集其时骈体小说的文本和作家创作有关状况的资料，兼及单行本个案，在尽可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论述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的文体特征与创作、接受环境。
我们可以在汉魏六朝的笔记小说这种“前小说”（或称中国小说的萌芽状态）中找到骈体小说的远祖。比如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卷三《淮南与方士俱去》：“又说：淮南王好术士，方士皆以术见，遂有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为寒暑，喷嗽为云雾。王亦卒与诸方士俱去。”王根林、黄益元、曹光甫校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页94、99。全文45字，骈句20字，骈文占全文的44.4％，且承担着叙事功能，同书卷三的《樊哙问瑞应》由樊哙问、陆贾答两段对话组成，骈文均在陆贾的话中，共四组八句，占全文的42％左右。虽然这两篇文章只是属于“前小说”，故虽骈文比例较大仍不可视为骈体小说，但骈文在叙事性文本中承担不同功能的做法毫无疑问与后来的骈体小说创作具有文学传统上的一致性。
骈体小说的成熟期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传奇。作为中国小说成熟形态的唐传奇，在骈文的运用上更加灵活生动，出现了被后世誉为骈体小说开山之作的《游仙窟》；而在裴铏的《传奇》中，骈文承担的功能也非常多样化：形貌描写、神情刻画、人物心理描写、景物描写、人物行为叙述、介绍场面、写事物等等。宋元明清对唐代骈体小说有继承也有变异。
经过历代小说作者的努力，中国骈体小说创作成为文言小说属下的一个子类，在语言体式和美学品格方面，与同属文言小说系统的散体小说（包括融合零星骈文的小说）相比，其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
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明显继承了中国古代的骈体小说传统，在骈体小说的类型上并无创新，比如对于陈球《燕山外史》的模仿，对于晚清骈体小说类型中的“应用文对话型”、“综合型”的继承等。
但是，由于处于小说文体剧烈变动的年代，受社会文化和文学观念诸种因素的影响，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也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面貌。与民国之前的骈体小说相比，在骈体小说的类型选择上有所侧重：“综合类”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在叙事方式上有所创新，在骈文操作上也表现出不同的地方。
本书重视骈体小说语言体式的分析，以中国小说史中的骈体小说为背景，首先界定骈体小说的概念和美学风格，之后从骈体小说描写、抒情、议论、叙事、用典及骈散关系诸方面论述骈体小说的文体特征，力图呈现骈体小说的语言体式特点及美学风格。对于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主要经由文本的精细分析导向具体的文体特性，也即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显示其语言体式特征及美学风格。
在“内部”分析的同时，本书还对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的“外部”因素进行了考察，关注的焦点是创作和接受环境。笔者将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的兴盛归结为四个原因：一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逼迫，二是骈体小说自身的美学魅力，三是中国文人的感伤传统，四是1912—1917年之间特殊的文学语言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