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枕亚的朋友必情在《与徐枕亚书》《民权报》1913年5月11日第十一版。中谈到“才人”的愁苦：“茫茫尘海，谁是知音，秃笔一枝，愁城四壁，仰窥芝宇，殊动我以才人身世之感矣。”看来必情自视为“才人”，他也以“才人”视徐枕亚和一位“枯槁山林”的朋友：“缘近三年中，得与枯槁山林者某，朝夕过从，益慨美人易暮，知己难逢，浔江一曲琵琶，足令司马青衫，泪痕渍透，苍苍者天，忌才何其酷也。昨见君落落寡合，即经（引者注：应为径）走告与君通病者，始付一笑，继则愀然，其殆知音者，芳心自同欤？”真是才高者情深，情深者愁苦。
徐枕亚小说中的哀伤情绪并非是无病呻吟、“因文而造情”的结果，他天性喜爱凄凉哀伤情调才是其小说感情基调的根本成因。
对凄凉哀伤情调的偏爱并非一种偶然的现象，有一些人特别是情感丰富的文人才子、艺术家等，天生偏爱孤冷之境，比如郑板桥的诗《黄慎》，写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爱看古庙破苔痕，惯写荒崖乱树根。画到精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这种独特的精神境界造成了黄慎超脱凡俗的绘画风格。徐枕亚也具有类似的对凄清孤冷情调的爱好，徐枕亚少年时的朋友惜誓的《赠徐枕亚序》《民权报》1913年7月1日第十一版。，重要内容为惜誓回忆数年前自己和徐枕亚的行为，从徐枕亚在序后的说明推测，此序所描写的应该是20岁以前的徐枕亚（确切地说，应该是少年时期的徐枕亚），序中主要叙述了两件事情，一是徐枕亚“有时忧从中来，悲歌乌乌，于咽丧气，潦倒若系囚。旁人骇顾愕笑目为痴，君则与余益自喜。嗟夫，君固世所谓穷愁之人也”，刻画了徐枕亚这个“穷愁之人”的形象；二是描写自己和徐枕亚流连于凄清之境：“然吾忆小三台石梅间，有蛇径出草中，重岗坡陀，旁巨石平如砥，夙昔吾与徐子促坐谈诗于此，灵籁萧森，幽诡不类人境，过者毛戴，吾二人谈益乐，视林际影月出乃返。”痴狂与喜爱凄冷之境来自于天赋的性格，正如徐枕亚在《石头记题词序》《民权报》1913年7月16日第十一版。中所说：“仆也呱呱堕地，生带愁根；咄咄书空，少称狂士。”
不少文章中谈到徐枕亚“爱哭”的性情，比如吴双热《与天啸及枕亚证盟文·有序》《民权报》1912年7月8日第十一版。中谈到自己的“笑”、徐枕亚的“哭”、徐天啸的“哑”；而徐枕亚《赠双热序》《民权报》1912年6月22日。开首即是：“虞山之阳有两怪物焉：曰双热，曰枕亚。”二人的性情是“双热好谐笑，枕亚好痛哭……善笑者其情纵，善哭者其情深”。这种异于常人的表现恰恰是对其时黑暗、麻木的社会的抗争行为：“呜呼，世之怪物亦多矣，双热之笑，枕亚之哭，本无足怪，而人以为怪，彼世人之昏昏懵懵、醉生梦死，为巢幕之燕，为游釜之鱼，可以笑，可以哭，可以怪，而人却不以为怪，此岂非大可怪耶！”
徐枕亚《玩月联吟序》《民权报》1912年9月26日第十一版。描述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蒋箸超四人赏月吟咏的狂放情态：“依楼长啸，则青天改容；拔剑起舞，则璧月无色。”好像徐枕亚也有豪放的时候，但紧接下来却是：“兴之所至，感伤随之。”看来哀伤的情绪真是深入骨髓了。
徐枕亚天生喜爱凄凉哀伤之境，加上时世黑暗动荡、家庭生活的不幸，更使他沉溺于自哀自怜的情绪中无法自拔，“对此缠绵多情的痛苦，他们未尝不晓得，但唯情论者就是要继续耽溺于这种情愁的折磨与煎熬之中，春蚕自缚、明烛自烧，总不能解脱……他们的情愁，非着于色相之中，亦非必有一对象，而根本就是他们生命的本身。所以是身在情在，于空虚着其相思，在本质上就是无法超脱的。”龚鹏程：《中国文人阶层史论》，页300。也就是说，徐枕亚天生敏感、多情，由此产生深深的忧郁和痛苦，这种忧郁和痛苦来源于他对生命、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觉，而生命的脆弱与时间的易逝却是无法消除的现象，所以与他是否处于黑暗的社会和家庭、是否有恋爱的感情纠葛没有本质的联系，后者可能加深了他的忧郁和痛苦，但却不是这种忧郁和痛苦的根本成因。一个天生忧郁、多情的人，可能暂时搁置哀伤，却不能将哀伤彻底根除，因为这种苍凉哀伤的情绪已经深深地根植于血脉之中。当这种情绪与特定的外物相感时，就将哀伤投射于物质意象之中，徐枕亚的《咏花四首》《民权报》19122年6月13日第十一版。第一首“梨花”如下：“璚栏压雪玉痕微，月上梢梢客叩扉。芳草渡头春店小，杜鹃声里故宫非。无人烟雨魂何悄，有酒清明愿莫违。寂寞画楼花对泣，如何蝶梦未思归。”是写花更是写自己。《玉梨魂》中何梦霞的葬花心境正是此类文人心态的写照：何梦霞葬花之后，“此时梦霞之面上，突现出一种愁惨凄苦之色。盖彼忽感及夫身世之萍飘絮荡，其命之薄，正复与此花如出一辙……而我则潦倒半生，凄凉孤馆，依人生活，断梗行踪。子期不逢，流水长逝。那知今日，又是明朝，前途无路，后顾难堪……莺花易老，天地无情。叹韶光之不再，望知己兮云遥”。对个人境遇的悲叹建立在对生命、时间的哀伤感觉的基础之上，后者才是最本质的东西。
徐枕亚沉溺于酒、后来沉溺于鸦片，与这种无法超脱的情愁有关。郑逸梅回忆徐枕亚：“他嗜酒成癖，祖与父都死于酒，他还是沉湎不拔。醉后倾跌，衣破骨损，习以为常，朋好劝止，他也誓与酒绝，作《酒话》一卷，以为纪念，可是没有几时，又复一杯在手了。”郑逸梅：《南社丛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7月，页273。虽说可能与遗传有关，但是其心境的凄凉是他沉湎于酒更主要的原因，徐枕亚在《断鸿零爪（四）》《民权报》1913年9月20日第十版。中解释自己嗜酒的原因：“余非高士，而性颇嗜酒，盖攻破闲愁，非糟邱伯不能效力也。”
敏感纤细的感受方式、多愁善感的个性特征，使徐枕亚的性情像历史上的许多文人一样呈现出女性化特征，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林黛玉性格”，他曾写下数十首“红楼梦题词”，均是哀感顽艳之作，《玉梨魂》开头即写何梦霞葬花，何梦霞不但高吟林黛玉《葬花词》中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而且其葬花情景也极类《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徐枕亚《三云碑》《民权素》第三集，骈文比例约12％。倒数第二段，少年向老翁讲述自己“躯壳尚寄风尘，魂魄已归墟墓”后，叹息道：“今日上三云冢有枕亚，不知后日上枕亚冢者，又属何人也！”其中蕴涵的心境也同于林黛玉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了。
对于多愁善感的徐枕亚，诗化品格的骈体小说是一种适当的表情达意形式，在徐枕亚笔下，散文、诗歌、骈文的综合运用将人物缠绵悱恻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浓郁的哀伤浸透于字里行间，充分表征了一位富有“才情”的作家的情感特征。
当时人们对《玉梨魂》的评价也主要是从“情”的角度来阐发。《民权报》1913年7月14日、26日、27日第十一版共发表了九位诗人的“玉梨魂题词”42首，除了少量诗作赞扬何梦霞殉国的悲壮和表达对筠倩的同情外，绝大部分诗作表达了对何白痴情的赞赏、对二人悲剧的同情，比如14日陆律西的第一首为：“别鹄离鸾剧可悲，久拼慧剑斩情丝。无端又堕花鬘劫，悔读红楼影事诗。”26日何肖花女士第五首为：“拼将一死报知音，如此奇情世所钦。楚尾吴头埋骨地，血痕应比泪痕深。”27日唐左侬咏梦霞：“不是巫山也断肠，落花庭院夜凄凉。三生缘法凭心印，一缕情丝惹恨长。清梦单寒怀倩女，芳魂缭绕哭真娘。那堪回首梨花冢，滴滴犹余血泪香。”《民权报》1913年8月15日第十一版盛棨《与徐枕亚书》抒发自己与徐枕亚和《玉梨魂》的相同情感：“夫先生诚伤心人也，《玉梨魂》诚伤心史也，以伤心人而奏伤心曲，更以伤心人而聆伤心音，使普天下才子佳人，同声一哭者，非《玉梨魂》而谁属欤？棨一介书生，千秋恨士，好读先生文，尤好先生之《玉梨魂》一书，间即手卷一章，未尝不襟为之湿，凄音盈耳，洵称再续离骚。”《玉梨魂》写尽才子佳人的痛苦哀伤，自能引发普天下才子佳人的共鸣而为之“同声一哭”。《玉梨魂》之所以在当时引起轰动，不仅仅由于事关“寡妇恋爱”这一敏感题材，徐枕亚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对才子佳人情感的淋漓尽致的抒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真正的才子佳人和虽不属才子佳人但有才子佳人心态者引《玉梨魂》为知音毫不奇怪。
徐枕亚的“伤心人”形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他是当时许多文人情感形象的缩影，比如徐吁公的《伤心人》《民权报》1912年10月15日第十一版。主要内容为解释自号为“吁公”的原因：“东海之滨，有伤心人也，曰吁公，以其性近于旁观之慨叹派而名焉。”伤心的具体内容一是无精神寄托之地：“盖伤心人年十九矣，叹七尺之昂藏，而无往可适，非四海之无家，而莫知所之。”二是俗人之贬抑：“于是受社会之交谪，亲友之睚眦，白眼横加，青春长瘦。乃发其牢骚孤愤，而遂以吁公名焉。”于是便有异于常人之行为：“故伤心人每于酒酣耳热、惨绿淡黄之时，常悲歌狂吟，以抒抑郁，长吁短叹，以泻幽怀。”也是狂狷癖病之人。
除了凄凉哀伤的感情表达之外，文人心态还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在“花好月圆”和“乱世情态”两类故事中，作者都有重视渲染人物情感的倾向，而且将生活艺术化的倾向也十分明显，用艳丽语句描述人物悲惨处境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这种做法可以营造一种特殊的美学品格；但有些作品对生活的艺术化超过了人们道德情感的承受限度，就会堕落到令人无法容忍的“恶俗”地步，典型的例子是《铁冷碎墨》将原名为《嫠妇血》的小说改名为《空谷佳人》，如果嫠妇真的是“空谷佳人”，那么这样的命名可以起到强化批判力度的作用，但作品中的“空谷佳人”是强奸民妇的士兵对被强奸者的描述，实际上嫠妇是一个口齿脱落、满身脓疮的老年病妇，这样的篇名显然是失败的。二是有些作品有比较明显的“炫才”倾向，典型的例子是权予的《鸳鸯铁血记》，比如第六章，主要内容是刘继忠受聘于褚都督，褚命刘为元首作寿文，刘作寿文一篇，褚读后非常高兴，本章全文照录刘继忠所作的长篇寿文，这篇骈体寿文竟然占到这一章篇幅的84％以上，从寿文所承担的功能来看，其篇幅显然过长；而第七章中，则全文照录刘继忠所作的长篇骈体条陈，此条陈占本章篇幅的41％以上，此外篇幅主要是刘和褚二人所作的长歌各一首，这样的作品是真正的“炫才之作”，文人炫耀自己的才华如果超出了文体所许可的限度就会导致创作的失败。
就文学传统而言，不少骈体小说受到《红楼梦》、《花月痕》、《燕山外史》三部小说的影响，不止一部（篇）小说中直接提到这三部小说的名字或是作品中的人物，上文谈到的《玉梨魂》中何梦霞“葬花”一节自不待言，碧痕《桃花泪》第一章卓书调侃素秋喜爱俗艳之桃花，素秋反驳他“君以《花月痕》之滥觞，引来贬人”，素秋自己的性情格调也类似《花月痕》里的韦痴珠，而且素秋梦中以锦囊收取飘落水面上的桃花，类同于“黛玉葬花”的情态；铁冷《血鸳鸯》篇末点明“俨白俪黄，聊拟燕山外史”；人则两篇小说的总篇名即是《拟燕山外史》。民初骈体小说作者从《红楼梦》、《花月痕》中吸收的主要是作品营造的凄婉哀伤的氛围，以及多愁善感的人物性情，此外则是两部小说中杂入大量诗词的写法；《燕山外史》的影响则不仅在于凄婉哀伤的氛围和多愁善感的人物性情，还在于大量融入骈文的小说语言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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