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阱》对《曹月帆》的增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作文体的改变，这种文体的改变不是偶然的，其中隐藏着作者深层的创作心理。《莺花杂志慨辞》中无名氏解释孙静庵回答创办《莺花杂志》的动机：“然则不管兴亡而作杂志，何也？吾敢代作者答曰，惟不管兴亡，所以名莺花杂志也。然则曷为作杂志？曰，惟吾具此有知有情之躯，而无可奈何，得此数十寒暑，而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作此消遣之法也。消遣者何？度日也。噫！度日而出于消遣，此吾之所以慨也。”由此可见，孙静庵虽然可以遨游泉石之间，但貌似闲适，却不得真正的安宁，他不同于修炼到“心闲”境界的曾衍东，《烟花阱》与《曹月帆》的文体差异就此成为必然。
孙静庵另有骈体小说《驻凤村》，刊于《莺花杂志》第一期，故事发生于明亡的背景之下，且人物与明王室有直接关系。辛亥革命前，孙静庵曾著有《明遗民录》见《莺花杂志》第一期无名氏序文《莺花杂志慨辞》中的介绍。，对明王朝有较深厚的感情（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情感），在《驻凤村》这种哀情小说中也融入了浓郁的历史意识和家国意识具体分析见下一节。。
曾经的革命者孙静庵，即使在退隐之后，也难以写出纯粹的风花雪月的文字。
二
无独有偶，像《烟花阱》这样削弱原作从容疏宕之气的还有雪涛的《琴堂婚判》。
《琴堂婚判》发表于《小说丛报》第四年第六期，是清代青城子的小说《南海王大儒》的改作，作者雪涛，生平不详。《南海王大儒》是青城子的笔记小说集《亦复如是》［清］青城子著：《亦复如是》，于志斌标点，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5月，底本采用清嘉庆十六年（1811）刊本。以下关于青城子的介绍和《南海王大儒》的文本，均据此版本。中的作品。于霖俶的《跋》介绍：青城子原名宋永岳，生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十余岁殁于道光年间。
《南海王大儒》叙述南海秀才王大儒，在当地陈鸿家坐馆，与陈的侄女陈彩凤有私，陈鸿将二人送官，王大儒当堂写下骈体供词一篇讲述事情原委，官写骈体判词一篇，判王大儒和陈彩凤成婚。《琴堂婚判》的情节主体（包括人物姓名）与《南海王大儒》完全相同，其中的供词和判词也大部分与后者相同。但在文体方面，《琴堂婚判》对原作有较大改动。
《南海王大儒》的骈文比例高达97％以上，即便在“应用文类”骈体小说中也属于骈文比例极高的了，除了开头部分的三句散文及“其供曰”、“判曰”外，其余全部由篇幅较长的骈体供词和判词组成。
《南海王大儒》开头部分简单介绍事情原委：“南海王大儒，康熙间人，馆于陈鸿家，与伊侄女彩凤有私。鸿知之，拘男女送官。大儒以骈语为供，一时艳传其事。”在全文的比例不足3％，接下来就直接放供词与判词于文中，小说也以判词结尾，并无事情最终结果的交代。可见，小说以展示骈体供词和判词为动机，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不是主要目的，当然，由于开头部分的散文叙事过于简略，小说对王大儒、陈彩凤二人情事的叙事实际上是由王大儒的供词承担的。
《琴堂婚判》的开头也是全用散文介绍二人情事，但极大地扩充了原作的篇幅，加上对于《南海王大儒》中的供词和判词的语句有所删减，《琴堂婚判》中的开头部分的散文篇幅竟然占到了全文的三分之一左右。散文部分详细地叙述了王大儒、陈彩凤二人由初次见面到被逮送官的经过。由于叙述得过于详细，后文王大儒供词中的叙事就成为散文叙事的“骈文版本”，其功能也由《南海王大儒》中的叙事转化为王大儒“能文章”的形象化例证。例如，散文写王对陈一见倾心，向婢女询问彩凤情况，并写其心理：“生惊疑叩之，始知彼美名彩凤，居停主人之犹女也。心怦然动，谓彼姝艳丽若斯，得妇如此，于愿足矣。然不知彼罗敷已有夫否耳？脱犹未也，好逑之咏，其在斯乎？”在王大儒的供词里是“转询其字，则彩凤为名；旋诘其亲，则陈鸿是叔。乍闻（《南海王大儒》中为‘听’）惊为淑女，未可强求；既念喜属主人，或能撮合”。骈文供词在情节上并没有提供新的补充，反而简化了王大儒的心理活动；随后叙述陈鸿来见王大儒，大儒婉转地透露求婚之意，陈鸿先答允后又悔婚：“翌日，陈鸿就生谈。生婉叩彩凤事，知曾受聘而丧其偶，迩正为之物色良人，作东床坦腹。生闻言窃喜，露求婚意，鸿诺焉，转念生贫，又谢绝之。”供词中更为简略：“维时西施方去，东道适来。婉叩丝萝，曾受聘而丧偶；恳联珠璧，既许诺而食言。”不但没有增加内容，反把陈鸿悔婚的原因（“转念生贫”）略去。不过供词对散文内容也有增添，主要增加描写二人欢情的语句，如散文中只是简略地写“生遂效西厢故智，从此暗渡鹊桥”，供词却用五组骈句详写二人幽会的情状。除了开头部分的改动外，《琴堂婚判》其他部分增加的散文使故事叙述更为完整，人物形象也更为生动鲜明。它增加了邑令怜惜王大儒才华，有意玉成二人婚事的心理描写，并将《南海王大儒》仅在判词中出现的陈彩凤扔红罗给王擦汗的细节以散文单独交代，尤其是补充了邑令宣判后王陈二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使小说有了完整的情节结构。经过这样的增补，《琴堂婚判》不但改动了《南海王大儒》的骈散文比例，也使作品中骈文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南海王大儒》中的骈文在作品中具有独立的意义，是作品所呈现的最主要内容，《琴堂婚判》中的骈文则是散文叙事结构中的组成部分。
《琴堂婚判》对原作中供词和判词也作了大量改动。
除个别字词的细微改动（如将“陈生”改为“陈蕃”、将“遥忆仲春”改为“回忆暮春”等）可以暂时不论外，对供词和判词的改动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删去描写王陈二人情态，尤其是描写中带有艳情色彩的语句。
原作供词中，王大儒描述二人见面时双方情迷：“予既示以私衷，彼亦忘乎公路。隐窥小子，秋波转而银海无尘；强挽侍儿，莲步移而玉环有韵。含情凝睇，欲语还羞。笑拈金雀之花，歌倚木鱼之曲。”都属于对二人情态的描写。写艳情的有“茉莉丛中，暂作鸳鸯之帐；太湖石上，权为翡翠之床”，“今经月余，蜂蝶无媒交接影，何止断梗浮萍；鸾凤有意两和鸣，全仗牙床锦被”。这些语句在《琴堂婚判》中都被删去。“辗转方殷，人影昂昂突至；欢娱未几，履声橐橐随来”被改为“长夜方漫漫未旦，有人忽橐橐而来”，也是减少艳情的做法。另外判词中为自己辩护的两组骈句和请求原宥的两组骈句也被删去。
第二，删去部分强调二人情感的语句。如判词中删去描写王陈二人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以及两人深情的六组骈句，其中“五色彩笔强题笺，几致江郎才尽；一幅红罗遥掷，谁知倩女离魂（生匍匐书词，搁笔沉思，汗下如雨，女遥掷以红罗，俾自拂拭焉）”这一情节被转化成散文，放在判词之后。另外判词中明确判定二人成婚及描述想象中二人婚后琴瑟和谐快乐生活的六组骈句也被删。
第三，将较为疏宕的语句改为较为严饰的语句或直接删去。原作供词中，王大儒叙述初次见到陈彩凤时的情形：“回头一顾，风情逼我上云霄；逆目交投，饥渴随他生肺腑。”在《琴堂婚判》中被改为“回头一顾，两意交投”，原文的从容疏宕被改成严谨的语句；供词中在描述自己初次到陈彩凤闺房幽会后，有一设问一感叹句：“设父台身履其地，将奈之何？而小生色胆如天，竟若此矣！”此处荡开一笔，设问父台若身处此境将如何处置，调节了文气，使前后的叙事显得舒缓了不少，而《琴堂婚判》将之删去，文气变得局促了几分。原作判词中，有“紫燕衔泥来画栋，未知柳巷春深；杜鹃啼月出华林，不谓花梢露冷”，被改为“紫燕飞来画栋，未知柳巷春深；杜鹃啼出花林，不谓花梢露冷”，将七六对七六句式改为六六对六六句式，也拘谨了不少；“怜尔等情惨仳离，似不愿鸳鸯中散；岂余既身为父母，遂忍教鸿雁分飞？”被简化为“不愿鸳鸯中散，忍教鸿雁分飞”，文气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虽民犯必绳以宪典，例在男当责而女当离；而王道不远乎人情，还使内无怨而外无旷。用开一面之网，免褫青衿；更推三宥之恩，特加锦被”被改为“虽犯法必加以宪典，男女岂可自由；然王道不外乎人情，内外当无怨旷。为尔网开一面，俾教愿遂三生”，后者比前者文气拘束一些；“千里姻缘牵一线，朱丝原系自老人；两家风月早双清，绿字已早通媒妁”被改为“两家风月，本自双清；千里姻缘，牵来一线”；“少女得其士夫，非若薰获之异味；上宾齿于娇客，宛如笙磬之同音”被改为“少女得其士夫，讵薰获之异味；上宾列为娇客，听笙磬之同音”。都是削弱从容疏宕之气的做法。
《琴堂婚判》有在原作语句中增加关联词的现象，供词中的“男女之婚嫁衍期，彼此之情怀燕暱”两句前分别加上“因”和“故”，但仅一处。判词中却有两处将原句的关联词或虚词删去，使文气变得急促起来：一是将“既不能节比松筠，复甚至行亏珠玉”中的“既”和“复”删去，二是将“此直自毁其声名，而复隐残其乎（引者注：疑为‘手’）足”中两个“其”被删去。此外，判词中“启北门管而荡乃春心，神迷楚岫；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梦绕阳台”中的“管”和“墙”被删。
《烟花阱》和《琴堂婚判》对前人作品的增删，主要体现在“删”而不是“增”，而且经过改动，两篇作品都将原作相对从容疏宕的语言体式改为相对拘谨急促的体式，这种现象的成因至少有两种可能性：首先，可能是由于在操作实践上，“删”比“增”更为容易一些，作者无意于过多地耗费心力在再创作上，所以就较多地采用“删”的方式，如此，则作者的“创作”心态无疑是草率的；其次，如果无法完全否认作者文体意识的影响，则两位作者的增删方式体现了两人创作心态的拘谨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前人从容的心态在这两篇小说中有所丧失，诸如曾衍东这样的“心闲”难以透露于文体之中。
至少，当时部分作家虽写作骈体小说，但心理的紧张（难以真正做到以文学创作为消遣）在他们的文体上也有所体现。另有一些作者则走向相反的方向——骈文的运用过于放纵，以至于接近整齐句式。非骈体小说的《孽冤镜》（吴双热）和《玉怨》（李定夷）中都有大量介于骈文和整齐句式之间的骈句——此二作骈文比例不大，难以视为骈体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