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在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这给文学和作家提供的机会和创作动力也更多
目前文化市场的表面繁荣背后，隐藏着大量的跟风、浪费和低俗之气
文化产业化在“量化”上有些矫枉过正，而“精品化”却裹足不前
当代作家缺少与伟大时代相称的博大胸怀，缺失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深刻性的大情爱
文化产品有独特性，文学创作要去GDP化倾向
一个国家应该像加大科技投入一样扶持文学艺术家，保护好他们的创作冲动
时代之问
呼唤大时代之大作品
“当代作家人数不少，但是提供给读者的精品力作很少，跟经济的繁荣很不匹配。我们没有大作品，包括我自己在内。”谈起文艺创作，何建明从他那用书筑就的个人王国中走了过来。
他捂着肩，为来客沏上茶，“风湿性引起的关节炎，半夜把我疼醒了。”
关于他的肩，他还曾说过：“我有两个肩膀，一个肩膀扛着出好书的责任；一个肩膀承担着写好书的重担。”
时过境迁，如今，在我们面前因肩痛得直抽凉气的何建明，挑起了更多的担子：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报告文学界的领军人物……
尽管他最向往的生活，依旧是想当一个专业作家。可是，在其位谋其政，这位作家当中唯一的全国劳动模范走上领导岗位后，对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也作出了自己的思考。
记者：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让人无法预期和想象的变化，我们无时不在感受着巨变。社会的剧烈变革期，往往也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期。您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当前的文学创作的？
何建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在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前进，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刻。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这给我们文学和作家提供的机会和创作的动力也更多。
尽管这些年来文学作品种类繁多，也涌现出了不少新锐作家，但是提供给读者的精良作品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我们没有大作品，包括我自己在内，目前的文学创作格局与繁荣的经济发展和恢弘的大时代很不匹配。
看似整个文化市场在发展，但文学精品并未明显增加，产出大都只能满足市场浅层次的阅读需求。因此，我认为目前的文化市场是表面上的繁荣，在它背后是大量的跟风、浪费和低俗之气。出现某种程度上的“虚假繁荣”，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产业化的刺激。今天的社会完全置于市场经济之中，而讲究产业化是市场经济的特点，文化也难以置身“世”外。
产业化对文化产品、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它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因为产业化，一夜之间电视频道有了、娱乐产品多样了、影视节目丰富了，满足了大众的日常文化消费。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不好的一面，摧毁了人们原有的阅读习惯、审美习惯，制造了大量的垃圾。
在我的办公室里，书多得堆不下去，过段时间就要清理掉一批，而我还只是身处作家出版社这样一家中小型出版社。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组建大型出版集团，如果有十个八个大型出版集团诞生的话，每年出版的书籍将是何等的蔚为壮观。再拿国内的长篇小说创作来说，目前官方统计是每年3000部，民间统计加上自费出版的量，数量至少在5000—10000部。如果再把网络上的创作统计进来，数量将远远超出1万。那么大的创作量，每年能不能梳理出10部好的？这很难说。
记者：走进书店，人们看到各种图书琳琅满目，但却总觉得精品很少，您怎么看待这种繁荣？
何建明：你说得对。巨大的数字满足了文化产业的需求，满足了文化产业的状态，满足了出版社的需求，也满足了写稿子的人的需求，就是不能满足读者阅读精品的需求。
现在图书市场上的情况是，人们走进新华书店乍一看的确琳琅满目，细一看发现身陷在书的海洋中，却没几本想买。产业化之后大量都是垃圾，都是产品的浪费。中国人在吃喝上花了不少钱，导致大量浪费人所共知，但是文化出版行业每年造成多大的浪费却鲜有人了解。
有一年茅盾文学奖评出来后，4位获奖者中的3位获奖作品都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结果没几天，我到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一看，满世界都是新出的茅盾文学奖作品。其中贾平凹的《秦腔》，林林总总有五六个版本，有个号称插图版的，翻开一看一个图也没有。作家出版社出过一本叫《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书，已经卖掉了210万册，现在你到书市上去看，同类或类似的书出了无数。有一家出版社，我们出一本什么书，他就跟一本。有一回我很生气，于是把他们的社长叫了过来。结果对方跟我说，我们是小出版社，你们吃肉，我们喝汤，弄得我哭笑不得。很多出版社不是在想怎么创新，而是盯着市场，想着怎样跟风。这样的话每年出码洋1000亿的书，至少有300亿是浪费的。别看现在国内那么多的出版集团，实际上每年赚取的利润是非常少的。可以说那么多出版集团大都是靠教材起家的，而不是靠出好作品。
文化产业化在“量化”上有些矫枉过正，而“精品化”却裹足不前。现在一说到文学精品率，每年只能有千分之一。而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也就是“前十七年文学”，一共只出版了300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大量是脍炙人口的传世名著，精品率颇高。而今天，每年出的10多部优秀长篇小说，完全被淹没在3000部的年产量中，也就是说哪怕有一些非常有质量的东西，也被淹没在泥沙中，很难为人认知。
记者：除了外部大环境的原因外，作家作为创造性劳动的从事者，他们的生存状态、心态给当前的文坛格局带来了什么影响，为什么在一个作家辈出的年代，却难见大家呢？
何建明：首先是中国当代作家缺少与伟大时代相称的博大或宽阔的胸怀。俗话说，文如其人，一个作家的胸怀直接影响自己的作品。这里的胸怀是指作家审视一个时代的政治立场、视觉起点和胸襟的开阔程度，设想如果没有政治立场上的高度、没有准确看待时代发展的大视觉、没有包容和拥抱这个万千世界的开阔胸襟，怎么可能写出与大时代相称的作品呢？而当代的中国作家一般来说尤其是小说家，通常很少具有政治家的胸襟和素质，更很少有哲学家看待社会与时代的视野，其审视社会的目光通常是对某一局部的聚焦还较精细，然而对大时代的主体把握能力则非常弱，这就必然导致在题材开掘和叙事上不能承担对大时代的主体思想的准确把握和深刻推进。故而也就难有那种我们通常意义上能阅读到的那种令人荡气回肠、气吞山河的大作品。
其次是一些作家生活和体验社会的方式不对。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时，甚至在新时期之初，作家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还比较正确，多数作家们注意与时代主流融合，注重个人与时代发展同步体验、直接感受。但近一二十年随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巨变，作家越来越多地远离社会的主体形态——比如今天国家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大发展趋势，而作家们基本上对今天社会的中心工作形态缺乏基本的了解和体验。随着信息的繁多纷乱及互联网、媒体的多样简捷方便，许多作家获取的社会信息与生活感受多数是非直接的个人体验，而是第二手、第三手的间接的、平面的体验，故而不可能对社会和时代有真切了解与深刻感受，也就必然产生不了能与这个时代相称的大作品。
第三是有些作家缺失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深刻性的大情爱。当今的作家对边缘和多元状态上的社会形态的认知及感悟能够把握，其小情小爱细腻而精致，但对时代、对国家、对民族、对突飞猛进过程中人类所呈现的共同命运的情感倾注和把握则显得苍白。这也是出不了大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与前辈作家相比，当代作家缺少什么？
何建明：相比于前辈作家以及他们所创作的精品，当前的文学作品和作品加工创作过程，都出现了问题。作家在创作动机、态度和方法上都出现了异变。
报告中国，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作家是干什么的？作家无非是要写出自己满意和大众认可的作品来。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了吗？我们写了，自己满意甚至陶醉了。然而今天的大众对我们作家还不怎么满意，很少陶醉于我们的作品之中。
一些作家以为通过在家里看看网络，看看报纸，加上自己“睿智”的目光就足以了解时代、了解生活。事实上，今天社会的复杂性、深刻性，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认识到的。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即使农民工的精明、普通老百姓的精明也是你所不能理解的。他们获得的信息太多了，所以我们作家对社会的理解很多都是不深刻的，何况你还是通过报纸、网络，过着“二手”甚至“三手”的生活。
还有一个就是作家的创作心态，一些人居高临下，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的救世主，认为我是可以认识这个社会的。作家依然高傲地持留精英心态，认为自己是在拿着笔当机关枪向社会做扫射状，殊不知由于缺少使命感、责任感，闭门造车现象严重，写作很随意，作家的社会批判能力正在下降。
在创作动机上，一些作家为名利所困。现在无论是谁，写部小说，名与利都是绕不开的两个字。无名的考虑名，有名的考虑利，这两种态度难免影响创作。当年前辈作家写《红岩》、《青春之歌》时，绝对不会这样去考虑。现在大作家写部作品，肯定要考虑这个作品出去会不会影响我的名。一考虑之后，手是颤抖的，创作态度是游离的，无法用情感、用生命去写作。
从大的环境来说，为什么现在的原创作品没有早期作品那样具有经典意义呢？对作品进行细化分析后可以发现，如今社会缺乏一个孕育经典的母体。解放初期的作品，是中国社会经过几十年革命梳理后沉淀下来的成果。现在社会发展速度非常快，作家体验生活的时候也非常快，我们一直在进行快餐式生活，体验和感受生活也是快餐式的。我们看到今天大街上有个姑娘非常漂亮，就认为全世界的姑娘都是漂亮的，其实说不定那个姑娘是整容整出来的。我们容易把世界发展过程中一个跳动的水花当成风暴去赞美，所认识的只是世界的表象，所以不可能产生经典作品。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量的优秀创作人才为杂务羁绊。当前文化界鲜有大家和大作，并不是说现在的人没有能耐。今天的精英再也不像茅盾、巴金等老一辈文豪一样，能够保持一个作家的独立性和创作时间。如今，一旦你成为某个行业的精英，就会被放置在一定的位置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上。组织上对这样一批能够创作原创作品的人，在业务上关心是不够的。一个作家的创作生活是有限的，创作不可能永远是高峰。能不能让一些这样的作家只挂个职务，而不要做具体工作。当然，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拿出机制来。
记者：人人呼唤精品，社会需要经典。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身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中，我们应该怎样去谋求改变，创造出属于时代的经典和大师？
何建明：要改变现有的文艺创作格局，首先要研究作品，然后研究创作作品的人，最后再来研究体制，把这三个问题弄透了，精品就出来了。
文化产品有独特性，文学创作要去掉GDP化倾向。因此繁荣文化市场，推动精品创作，不能片面依赖产业化，要平衡好文化产业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尽管中央多次提到要创新，增加原创作品，但是在具体执行层面上，我们更多地都是提数量，文化发展陷入GDP式的窘境。
文化产品分两种：一种是舞台表演或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他们是文化生活的载体，越物化越好；另一种是精神产品、原创产品，过度产业化是会给它带来极大伤害的。无论是书法家、戏剧大师还是工艺美术大师，头脑里的产出有别于机器生产，原创作品是不能用产业化和量化来衡量的。对脑子里出产品的行业要给他们营造宽松的、自由的环境，让他们在阳光下自由成长，而不是一味浇水、拔苗助长。要给他们维护一种气氛，创造一种条件，你能造出来更好，造不出来也不要紧。一旦造出来，就会影响世界。事实就是，你不可能天天出精品，不可能年年出《红楼梦》，因此我们不可能一边要求我们的作家出量，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出精品。
记者：如何为作家艺术家提供更加有利的创作环境，才能使他们集中精力创作精品力作？
何建明：对文学艺术家的管理方式和社会支持，要向两院院士学习，利用好专业作家体制，保护作家的创作动力。对一些有特殊贡献的文学艺术家，要恢复向两院院士那样的终身荣誉制度，让他能够踏踏实实地搞创作。我们在走访中发现，现在两院院士的心态就比作家们的心态要平稳的多，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比现在贫穷得多还能养得起专业作家，经济起飞发展到今天，为什么就养不起呢？尽管现在有150多个专业作家，但是这些人里，依然保有创作活力的连50个人都不到，很多人连我都不认识。老的一批人享受了体制给予他们的待遇和利益，大量有活力和创作力的作家却游离在体制之外。我们并没有把专业作家机制用活，难怪社会上有人批评专业作家体制是“拿着纳税人的钱白吃饭”。专业作家体制用好了，只有150个专业作家是很少的，我认为即使养300个也是不多的。
一个国家应该像加大科技投入一样扶持文学艺术家，保护好作家们的创作冲动。拥有创作内动力的作家，是可以不顾一切名利的，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写作，他将耗费作家个人的精、血、气。离开了生命写作，精品力作是难以诞生的。我写《落泪是金》的时候，一年要自费掏好几万元出去采访。尽管现在还经常被别人感动，有那种不顾一切想去为别人写点什么的冲动，但是真正的艺术家创作旺盛期往往都在30到50岁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冲动将越来越少。
鲁迅先生说过文学本质上是“余裕的产物”，对那些已经写出大作品的作家，目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适合市场机制的运作方式，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何建明小传
何建明，1956年出生，江苏苏州人。国内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全国作家中唯一的全国劳动模范。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中国报告文学会副会长。 受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影响，开始了第一篇报告文学创作。他是第一、二、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读物奖和五届报告文学奖获得者，被人称作是超级“获奖专业户”。代表作有《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国家行动》、《共和国告急》、《部长与国家》、《我的天堂》、《永远的红树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