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作品的价值不仅是靠一个作家写出来的，还需要漫长时间的阅读、理解、阐释
对前人敬畏，对同代人苛刻，这是古今通病
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出了认识上的强大挑战；另一方面，作家的行动力不足，思想能力也不足
上世纪80年代，文学是站在整个社会的思想前沿，向社会提供思想资源和语言资源。现在文学这个功能有所衰弱
要舍得投入资源从根上培养，不能“有心卖树，无心栽苗”
当今文学的功能和价值在扩展，但那些核心价值、自现代以来对民族精神和祖国命运、对母语所做的严肃承担永远不会改变
时代之问
文学的核心价值永远不会改变
评论家李敬泽是《人民文学》杂志这个中国最高文学殿堂创刊以来最年轻的一任主编。《人民文学》的历任主编依次是：茅盾、邵荃麟、严文井、张天翼、袁水拍、张光年、李季、王蒙、刘心武、刘白羽、程树榛、韩作荣。这一长串的名字就是共和国文学的一部历史，他的前任哪一位不是历尽沧桑的文化名人？
相比之下，李敬泽的经历却简单得多，他以评论家身份在人才荟萃的文学圈脱颖而出，靠的是他对中国文学深刻的洞察与思考。他曾说，不成功的作品总是大多数，批评家的任务不是发现坏作品。面对中国文学如何产生与伟大时代相称的文学经典和艺术大家的提问，李敬泽陷入深深的思考。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的领导，他思考的不仅是“文学的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不平衡”的现状，更多时候是在求索“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种不平衡，应该怎样努力改变这种不平衡”。
记者：现在许多人都在议论伟大的时代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您是著名评论家，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如何评价当前的文学状况，文学面临的客观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李敬泽：对于当今这个时代是否有经典大家，为什么没有产生经典作品，我认为应该从几个角度去考虑：
一、 伟大的作品现在有没有，还言之过早。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仅是靠一个作家写出来的，还需要漫长时间的阅读、理解、阐释，才能认定是不是伟大作品。《红楼梦》在问世之初也是不入流的，但怎么成为伟大作品的呢？是后来经过包括胡适、鲁迅等几代人的反复阐释、认识，才确认它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代是否产生了伟大作品，答案还需要一定的耐心。一百年后回看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就真的看到了伟大作品。当然不是说无所作为等一百年，重要的是，我们要发现和珍重我们现在认为好的东西。现在动不动就搬出“名洋古”来做对照，好像现在的人一无是处；古人、大师们曾经活过、现在还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要学习他们，但我们也要活呀，学习他们是为了和他们竞争，如果不敢大胆地竞争和创造，我们的时代可能真的留不下什么。
对前人敬畏，对同代人苛刻，这是古今之通病，古人也有这个毛病，老是认为天下的好文章一千年前就写完了，这在理论上叫做“影响的焦虑”。克服这种焦虑需要艺术家的大胆创造，也需要批评家和读者有一点“厚今薄古”的精神，学会做天才们的同代人，学会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发现他们、肯定他们，而不是等三四百年后由后人立一块纪念碑，说这个人了不起，但当时老挨骂。
二、 现在的文学传播效率，相对于其他形式还是弱了。《狼图腾》印了100万册，已经是奇迹了，但和电视、电影比差远了。《唐山大地震》上映头3天票房就过亿了，这个电影改编自《人民文学》发的一个中篇《余震》，如果没有这部电影，大家可能还注意不到这篇小说。上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 曾发行140万份，但现在传播方式变了，人们的选择多了，在公众文化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电影电视和网络。这是生活发展的趋向，没有办法扭转。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转变过快、过急，来不及深思熟虑、沉着应对，很多价值被忽略和抛弃，也会产生隐蔽的、但是长期性的问题。
比如现在很多年轻人主要阅读方式是上网，认真读书的越来越少，这恐怕不是好事。上网时精神是不集中的，接受很多零散的信息，反应都是即时的、情绪性的；而读书，需要注意力集中，需要一种深入的、持续的思考能力。所以，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某个行业的兴衰，这不是经济和技术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我们是否要在我们的文化中维持某种特定的精神品质？
三、 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价值高度多元的时代。50年代，《红岩》、《青春之歌》等作品，全国上下，不同身份、无论老幼都看，都喜欢。但现在一部文学作品让所有人都接受都喜欢是很难的，可能你在家里都会发现很难达成共识。即使是专业评论家们，他们的看法也可能很不一致。所以在这个时代，评价和认识一部优秀作品比过去难得多。
记者：您刚才介绍了文学外部环境面临的状况，分析了客观形态发生的巨大变化，那作家的主观因素呢？
李敬泽：80年代成名的那批作家，至今还是我们文学中的“庞然大物”。后来的作家很少有赶上他们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我把它叫做气力不如人。仅就生命体验的宽度和深度而言，后来的作家比较单薄，大多是“三门作家”，履历很简单，家门、校门、单位门，没有经过什么事。这个话很多人不爱听，觉得生命体验的宽和深不一定和经历丰富有关系。当然你可以举出一些反例，但总的来看，这个关系是成立的，看看很多外国作家，看看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作家，他们的履历都很复杂，生命都很宽阔。履历表不是绝对的，但相对的意义总是有的。
当然，履历表简单，也说明现在这几代中青年作家是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没有战乱，没有什么政治动荡，这当然是好事，但在这样一个条件下作家应该怎样生活，大家想得不多，自觉性不够。作协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作家深入生活，但再怎么鼓励，再怎么提供制度性支持，还是要作家自己真的愿意，有这个渴望，有自觉性。现在一些作家不要说潜心创作，连基本的正常生活状态都做不到，每天上网、看报、遛弯、写作、参加各种活动，过的是忙忙碌碌的“伪生活”。
一个作家应该和世界建立宽阔和深入的关系。很多大作家也是个行动者，是个主动的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比以前复杂得多，你全力以赴去体会它、认识它也未必能够达到深刻和准确，何况你坐着不动。现在很多小说全靠坐在家里想，作者连基本的细节也未必真的掌握，比如写农民工，哗啦哗啦写了那么多，其实我估计有的作者在生活中连一个有名有姓的民工都不认识。
所以一方面是社会越来越复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出了认识上的强大挑战；另一方面，作家的行动力不足，思想能力也不足，贴近生活的自觉性不足。所以，要出大作品，要表现这个时代，作家的还需要更充分的生活准备和艺术准备。
记者：经典作品及大家不多的原因和文学的自身局限关系有多大？
李敬泽：确实有自身局限问题。上世纪80年代，文学是站在整个社会的思想前沿，无论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大家都看小说，都关注文学面对生活和社会提出的问题、做出的思考。当时的文学向整个社会提供思想资源，也提供语言资源。现在文学这个功能有所衰弱，当然这也是正常的，文学家的声音在一个正常发育的社会中一定不是主要的声音，他的声音可能是低的、是边缘的，但他也一定要以文学的方式对时代和人生的迫切问题做出有力回应。现在的问题是作家有没有做出回应的意愿、有没有回应的能力。作家对时代和生活的认识应该是深刻的独到的，发表一些言论很容易，但真正落实到笔下，落实到作品中，上升到形象层面，这对作家的能力是极大的考验。
记者：谈文学经典离不开文学创作环境，作为文学评论家，您如何看待当前的文学创作环境？
李敬泽：应该营造健康的、正常的、建设性的文化氛围，这确实可以让作家成长得更好。但现在看，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建设性不足，对拆房子有兴趣，对建房子没兴趣。媒体上对于文学不公正的不负责任的批评很多。那么那些批判者到底看了多少书？依据什么做出的判断？60年的中国文学和60年的中国历史紧密相关，成败得失当然需要认真分析，但一笔勾销不行。伟大作品、好作品不是靠骂出来的，产生伟大作品的环境条件是对作家才能的尊重、对创造的尊重。现在粗暴的、不负责任的批评很多，长此以往，形成了风气，这对于出现大作家大作品没有什么好处。骂人不需要勇气，肯定别人倒是需要一点勇气。
记者：对于政府和作协来说，如何营造积极的文学经典和文艺大家产生的条件？
李敬泽： 对于党和政府来说，主要的工作就是营造环境，文学的事情不能着急，你再急也只能让作家慢慢写。要有一个环境，让大家相信十年磨一剑是值得的，相信真正的创造会得到尊重。
应该设立针对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国家荣典制度，这对这个时代的大作家、大艺术家和重要作品也是一种确认。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减少社会和作家的浮躁，让作家也让公众在更长的时间段、更深远的眼光中考虑问题，意识到除了马上出名、马上热闹之外还有更值得追求的目标。
国家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应该有统一的协调规划，现在讲“走出去”，中国文化能走向世界的，除了老祖宗的东西之外，恐怕首先是文学。现在我们对培养文学原创力的投入还是明显不足。要舍得投入资源从根上培养，不能“有心卖树，无心栽苗”。文化这件事，事业也好产业也好，说到底靠原创能力。文学创作相当于农业，现在一说电影电视等都是高端，大家也都关注，一个作家一支笔，这简直就是农民，小生意。但如果农民不打粮，那个高端也无从谈起。没有可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无愧色的文学，就是在根本上原创力缺血，文化产业就永远是代工和山寨，也就无从走向世界。
记者：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网络文学异军突起，影响越来越大，您怎么看待当前的网络文学？
李敬泽：在互联网时代，发表容易，但也有一个大面积粗糙的问题。我不喜欢粗糙，我们也远没有精致到需要粗糙一下、不粗糙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同时，我相信，时间将会证明，任何人类成就的取得都不是容易的，如果真的以为容易，那不过是表明了我们的轻浮。
如今，文学的功能和价值与其说是改变了，不如说是扩展了。那些核心价值，文学自现代以来对民族精神和祖国命运、对我们的母语所做的严肃承担，我认为没有改变，而且依然任重道远。但它也确实在扩展其消费性、娱乐性。这种扩展也为那些核心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样一种扩展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一度被抑制了，现在是回到常态。当年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热心读者，张恨水每有新书，鲁迅赶紧买了寄到北平，他对此觉得很正常。网络文学的门槛低，大家都可以写。但伟大作家就是得上门槛，这一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记者：有人注意到了网络文学作家的创作有向传统题材和传统文化回归的趋势，这是否预示着某种趋势？
李敬泽：在一些网络文学作品中，在一些很年轻作家的写作中，常常可以一眼看出传统文化的影响。我认为这会成为一个长期趋势，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性”问题：在全球化世界中，我们如何作为一个中国人思考和写作，我们的根基和背景在哪里？我们的特性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属于自己的表意系统？现在正在写作的几代中国作家都面对着这个问题。
但是，吸收借鉴传统是为了有力地表现我们的经验和境遇，是为了创造、创新。如果没有创造、创新，那不过是剽抄古人，欺负古人没有著作权。真正的艺术创造，总有一个与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艺术家们越是真切地感受传统的伟大和强大，越是有超越传统的冲动，这就是“影响的焦虑”，没有这种焦虑，你就是个不肯断奶的乖孩子，那有什么出息？有时候做美学上的乖孩子是会受到更多的赞赏和肯定，甚至于把四平八稳的圆滑平庸当成了回归“传统”，这如果成了风气，就是鼓励文化上的懒惰。毛泽东同志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方针不应忘记，古为今用，不是今为古用，不是今人成了古人的注脚，有出息的后代总要自立门户，开出新天新地。
李敬泽小传
李敬泽，1964年生于天津，祖籍山西。少时随父母先后移居保定、石家庄，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后在《小说选刊》任编辑，1990年调至《人民文学》杂志。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批评写作，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华语传媒文学奖年度批评家奖、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著有《纸现场》、《看来看去和秘密交流》、《目光的政治》、《读无尽岁月》、《反游记》、《见证一千零一夜》、《小春秋》、《为文学申辩》等多部专著和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