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这里将陆游的“渔隐”词独立出来，做进一步研究。“渔隐”词，指描写“渔父”形象和生活，表达隐逸闲适情怀的词。词人有意塑造张志和笔下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西雨不须归”的“渔父”形象。但是，陆游从小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经历，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无法成为真正的“渔父”。实际上，词人身心俱未隐，“渔隐”只是他的一种情结，一种精神寄托。
陆游自号“笠泽渔隐”、“渔隐”、“渔隐子”、“笠泽渔翁”，“渔隐”词大多是罢官闲居时所作，这当然与他当时的生活环境及心境有直接关系。
陆游词中被作者自称为“渔歌菱唱”的“渔隐”词有二十首之多。此类词多咏渔父垂钓生活，以山水为背景，写放浪林泉，寄情烟波的乐趣。包括《渔父》五首，《长相思》五首，《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等三首，《采桑子》（三山山下闲居士），《菩萨蛮》（江天淡碧云如扫），《鹊桥仙》（华灯纵博）等二首，《真珠帘》（山村水馆参差路），《点绛唇》（采药归来）等。词中，作者把自己塑造成“渔父”形象，犹如超脱于尘世的“仙人”。但词人有时又牢骚自嘲，不时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陆游的渔隐词按其内容来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称之为身隐心亦隐，其中以《渔父》五首中的第二、三首和《长相思》五首中的第一、二首等为代表，写的是像张志和那样真正的隐士生活。另一类称之为身隐心不隐，如《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鹊桥仙》（华灯纵博）等。此类词中隐隐透露出他的隐是被迫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隐，陆游心中仍然装着国家，关心着收复失地，爱国之情隐然可见。
早在中唐时期，张志和的《渔父》就给人们以无限的遐想，陆游的《渔父》五首亦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渔父”形象。如其三、四、五云：
镜湖俯仰两青天，万顷玻璃一叶船。拈棹舞，拥蓑眠。不作天仙作水仙。
湘湖烟雨长莼丝，菰米新炊滑上匙。云散后，月斜时。潮落舟横醉不知。
长安拜免几公卿，渔父横眠醉未醒。烟艇小，钓车腥。遥指梅山一点青。
这组词作于淳熙十四年（1187），当时陆游在家乡闲居五年之后，重新被任用，任严州军州事。早在乾道二年（1166），陆游始卜居镜湖之畔的三山，宅院依山临水，风光秀美。他数次被免官后闲居于此。故乡的美景抚慰了词人一颗受伤的心，词人泛舟镜湖上，边饮酒边垂钓，说不出心中有多么惬意。宽广和清澈的湖水荡涤了词人心中的烦恼。
又如《长相思》云：
云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云水中，月明收钓筒。头未童，耳未聋。得酒犹能双脸红，一樽谁与同？
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侧船篷，使江风。蟹舍参差渔市东，到时闻暮钟。
词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八月，时作者已六十四岁，任严州军州事满，于七月十日回到故乡，认为从此不用再出仕，故选取《长相思》词调，采用连章体，表明今后将逍遥于青山绿水之中，过悠然自适的隐居生活。词人月明垂钓，饮酒闲眠，烹莼丝，听松泉，俨然超尘绝俗的隐者。江南水乡秀丽的风光，宁静纯朴的农家生活，词人生活其中，疲惫的身心得到了慰藉和解脱，一改前此爱国诗词中抗金复土的英雄壮士形象，而展现其潇洒闲散的一面。
词人在水乡平凡而淳朴的生活中得到了心灵的慰藉。相对于城市而言，乡村没有车水马龙，没有灯红酒绿，也消失了城市的喧闹，更没有官场的肮脏和市侩的铜臭气。因此，在城市樊笼和是非圈中羁绊大半生的词人，一旦重返乡村，心中自然而然产生亲切的感觉。
这时的陆游，既无“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诉衷情》）的慷慨激昂，也无“秋晓上莲峰，高蹑依天青壁”（《好事近》）的飘逸清高，而是拈棹舞，拥蓑眠，作水仙，醉不知，甘心终老于水云乡，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无拘无束地畅游，暂时摆脱了尘世间一切羁绊，做一“无名渔父”。
乾道二年（1166），陆游罢官归里。于镜湖三山写下了《鹧鸪天》：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世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无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起首二句写居住环境之优美，接下写自己生活之闲适，动静行止无不惬意。过片写词人贪恋这种旷达生活的情趣，任凭终老田园。但结句陡然一转，“老却英雄似等闲”，表达了不能为国效力，惆怅失意的心情。词中极写隐居生活的萧散闲适，但抑郁不平之气仍按捺不住。因此，表面看来，在优美环境中生活得那么自由自在，其实内心深处充满着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悲愤。可以说，这是英雄一时屈身，而不是隐士追求的遁形。
古代士人的信条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的方式途径是“隐”。“隐”与“仕”是相对的，与孟子所说的“穷”与“达”相近。陆游前后蛰居山阴的日子都是广义上的隐，而不是张志和真正意义上的“隐”。陆游对此是很清楚的，《寓叹》其二云：“小隐终非隐，休官尚是官。”他的隐只是休官之后的“小隐”而已，这“小隐”只是他生存状态的外在表现，而他的灵魂深处，还继续燃烧着那团抗金复土的不灭之火，他尽可以把一切身外之物统统忘却，但这团火，不属于身外之物，而是他的灵魂所在。
陆游“渔隐”词从创作时间看，绝大部分作于后期，即淳熙五年（1178）出蜀东归之后。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中年以后心态渐趋平淡的自然规律有关，但更主要的还与作者的生平遭际有关。
在陆游一生中，有两次比较大的挫折。第一次是乾道初年的罢归。据《宋史·本传》，陆游于绍兴二十三（1153）、二十四年因两次考试名列秦桧之孙前而遭秦桧的黜落，一直到秦桧死，始赴任福州宁德县主簿。后孝宗即位，因史浩、黄祖舜举荐被赐进士出身，开始受到重视。这时，朝中主战派占上风，陆游也热心于抗金事业，颇有用武之地。但不久张浚北伐失败，主和派重新抬头，陆游被调离京城，未几又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贬回故里。这对满腔热血、一心报国的陆游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第二次是乾道八年（1172）王炎的离川回京。之前，陆游曾应王炎之召，从夔州到南郑，加入王炎幕府，直接参加抗金斗争。《宋史·本传》说他积极为王炎出谋划策，认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其间上与王炎宾主相期，下与士兵习武打猎，度过了一生中最充实，也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但好景不长，是年九月，王炎被召回临安，旋被罢免。陆游也回到成都，任成都安抚司参议官。以后虽调任几处，都是远离前线的地方小官。陆游颇感请缨无路，报国无门，遂日益颓放。终于在淳熙五年（1178）五十四岁时离蜀东归。
经过这两次打击，陆游的思想与情绪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尽管爱国之情仍在他心底炽烈燃烧，但才无所用的现实又使他十分丧气。因此干脆在山水风光里寻求寄托，用平和淡远的隐逸生活和“渔隐”词作来医治内心流血的伤口。可以这样说，就陆游本意而言，他并不想真的隐逸乡村，流连山水，只是现实政治使他一挫再挫，无奈之下，只能以“渔歌菱唱”来发泄与掩盖自己的失意与不满了。这种复杂的心情在词中也有所流露，如《洞庭春色》：
壮岁文章，暮年勋业，自昔误人。算英雄成败，轩裳得失，难如人意，空丧天真。请看邯郸当日梦，待炊罢黄粱徐欠伸。方知道，许多时富贵，何处关身。
人间定无可意，怎换得、玉鲙丝莼。且钓竿渔艇，笔床茶灶，闲听荷雨，一洗衣尘。洛水秦关千古后，尚棘暗铜驼空怆神。何须更，慕封侯定远，图像麒麟。
词中正话反说，怨气甚浓，清楚地表明了作者钓竿渔艇、笔床茶灶的真正原因。这首词作于淳熙八年至十三年间，正是陆游东归后在山阴老家闲居时期。作于同时期的还有一首《破阵子》（看破空花尘世），也能说明陆游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心中不太平；另一方面又努力“身闲心太平”。陆游在闲居生活中，充满了这种矛盾与痛苦。反映到创作中，就是深隐的用世思想与隐逸的出世之词了。这也可以说是陆游“渔隐”词的最大特色。
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六十二岁时，再次被起用，知严州。辞别之际，孝宗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当然，两年后严州任满，陆游并没有改变什么，他依然在作“渔隐”词，依然感到内心苦闷，而且比起以前来，更多了几分伤感与苍凉。其《长相思》五首便作于此时，例如：
悟浮生，厌浮名。回视千钟一发轻，从今心太平。
爱松声，爱泉声。写向孤桐谁解听，空江秋月明。
词人有一种心有不甘的牢骚，只能以“悟浮生，厌浮名”的态度来聊以自慰。其实就陆游生平志向来说，他一直是积极入世的，这点看他的诗作就可一目了然，他“死去原知万事空”，还“但悲不见九州同”，几时真的忘怀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呢？以此反观他的“渔隐”词，也必须把握这一点。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他七十岁前后作的三首《谢池春》了，现录一首：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烽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
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
从词中可推断他创作渔隐词的根本原因和渔隐词的本质精神。不妨这样说，陆游的渔隐词是他生活遭际、思想矛盾的曲折反映，是发泄对当时政治不满的一种特殊形式。
再探讨一下渔隐词的创作渊源。就此而言，陆游受影响最深的是唐人张志和与南北宋之交的朱敦儒。
张志和是较早的文人词的作者。他的《渔父》词五首尤其是第一首“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影响深远，历代不乏仿效者。五代花间词人和凝、顾复、孙光宪、李殉，南唐的李煜都有模仿他的作品。北宋苏轼、黄庭坚恨其曲度不传，又加数语以《浣溪沙》、《鹧鸪天》歌之，苏轼还效韦应物体把它改造为《调笑令》。历代词人，只要创作隐渔词，几乎无一不学张志和者，陆游当然也不例外。
张志和的籍贯，一般据颜真卿所撰《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以为是东阳金华（今浙江金华）人。陆游于绍兴元年（1131）七岁时随父避居东阳，至绍兴三年由东阳返里。以陆游之家庭环境，幼承庭训，在张志和的故乡听到有关词人的逸事，学习词人的作品，是很自然的事。
张志和与陆游的故乡亦有密切关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太平广记》卷二十七所引《续仙传》均云张志和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此说可信度不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张志和曾在会稽居住过较长的时间。据颜撰《碑铭》记载，其兄鹤龄恐他浪迹不还，曾在会稽东郭买地结茅斋以居之，他闭居竹门十年不出。又据《宝庆会稽续志》记载，宋高宗有和玄真子《渔父》词十五首，并序云：“绍兴元年七月十日，余至会稽，因览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十五首，戏同其韵，赐辛永宗。”按：绍兴元年，正陆游避难东阳时。可见张志和的词在会稽影响也很大。无论在东阳，还是回山阴，陆游学习张志和并受其影响都是最合情理的事。陆游《入蜀记》中曾记载湖北“大冶县道士矶，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渔父词》所云者”。亦可见他对张志和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当他出蜀东归后，在严州（治今浙江建德）任上时，官闲无事，寄情山水，嘲咏风月，晚上灯下读玄真子渔歌，因怀山阴故隐追拟，于是创作了《渔父》词五首，表达了对功名利禄的厌恶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
两人所不同者，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是真隐士；陆游自称是“无名渔父”，并未成真的隐士。张志和飘逸出尘，有神仙风致；陆游虽潇洒超拔，但仍未忘机。陆游的悠然世外只是对壮志未酬的苦闷情绪的暂时慰藉，他从未甘心做一名隐士。两人词作相较，风格清新雅洁一致，思想情调则有差别，需从字外去体会。
生活于南北宋之交的朱敦儒是典型的“隐逸”词人，陆游的渔隐词也受他的影响。朱敦儒于绍兴十五年（1145）六月以左朝奉郎到会稽任两浙东路提点刑狱，时年陆游二十一岁，陆游诗中自述“少受知于朱公”，当在此时。《澄怀录》云：
陆放翁云：朱希真居嘉禾，与朋侪诣之。闻笛声自烟波间起，顷之，棹小舟而至，则与俱归。室中悬琴、筑、阮成之类。檐间有珍禽，皆目所未睹。室中篮缶贮果实、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
由此知陆游曾从朱敦儒游，亲炙其旷逸之风。陆游词受朱氏《樵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卜算子·咏梅》与朱氏的《卜算子》（古涧一枝梅）相较，颇能窥见其模仿的痕迹。尤其是渔隐词，两人有许多相似处。朱氏有《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词序云：“玄真子有渔父词，为添作。”陆游有《渔父》五首，同是学习张志和者。朱氏有《好事近·渔父词》六首，是典型的渔隐词，陆游则以《好事近》六首为游仙词。风格上恬淡闲远、清旷疏放，一扫绮靡香艳的习气。刘克庄论陆游词“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顽”。当指这类词而言。从渔隐词的影响上看，陆游不及朱敦儒，从成就上看，则各有千秋。
陆游的渔隐词是“隐”的产物，自有它消极的一面，成就和影响不能与爱国的豪放词相比，故不应过高评价。但它是陆游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创造的恬淡飘逸的风格开辟了放翁词的新境界，而且“屏除纤艳”之功亦不可没，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肯定它。
【注释】
①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毛晋《宋六十名家词》第1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③吴梅《词学通论》第9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胡适《词选》第232页，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⑤王易《词曲史》第176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