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如果不是中央委派刘达同志来清华主持学校的拨乱反正和恢复调整工作，就没有清华大学的今天。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他的作用是别人很难代替的。
刘达同志兼有无产阶级政治家、教育家的品德和素养。他1977年4月底进校后，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冲破来自上面和社会上的干扰阻力，迅速地旗帜鲜明地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1977年5月的全校大会上，面对着旧市委的负责人，公开宣布恢复何东昌同志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接着，在调查研究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推翻了1969年1月《坚持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和“给出路”的政策》的假经验，又作出《关于“三个月运动”的决议》（1973年秋后持续三个多月批判以何东昌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回潮”）和《关于一九七六年清查运动的决议》（1976年清查天安门前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随后又为1975年秋刘冰等同志给毛主席的信被定为“诬告信”问题平反，还向邓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依法惩处“四人帮”的小头目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很快他们都受到法律制裁。这些都是关系全校、影响全国的大案。在此期间对“文革”中在清华立案审查的1120人进行了复查。这些举措，既势如破竹，又深入细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是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进行的。这一段历史，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当时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主管科技教育工作，并直接关心清华的事。但作为一名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的刘达同志本人，如果不能真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忘我无畏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气概和素质，不熟悉办好高等学校的基本规律，是不可能如此正确、迅速、有效地抓好这些根本大事的。进入1979年，刘达同志为首的校党委又根据中央部署，对“文革”前的一些历史老案，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1959年反右倾中的问题等，也进行了复查，冤假错案都陆续得到解决。
刘达同志进校后不仅是着力抓拨乱反正的工作，而且立即抓学校的恢复调整。他是两手抓，两手都得法。1978年2月我恢复组织生活，正式参加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还兼管无线电电子学系（现电子工程系）。工作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恢复高考后的77级和78级分别在1978年春和秋入学，如何确定招生规模，当时学校负责同志意见不完全一致。刘达同志从实际出发，采纳全校一半专业按满额分别招生的意见，使恢复高考制度后全校教学工作的大运转能比较正常，又使教师和干部有一些时间休养生息，提高业务水平。这件事看来平淡，但如果对高等教育缺乏经验和理解，在当时的各种社会压力下，就往往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第二件事就是他让我参加关于撤销四川绵阳分校、将原无线电电子学系迁回清华园的问题，参加起草给中央的报告，这件事得到蒋南翔同志的支持与关心。后来，报告上送不久，即获得邓小平的亲自批准。这样使清华大学原有新技术学科的人才和格局得以恢复发展，避免了分离割裂。在此前后学校还收缩了其他校外办学点，使整个学校的地理格局合理。为学校以后发展作出了重要调整。
干部队伍和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刘达同志在清华的重大建树。1976年10月以后，旧市委派到清华的联络组成员有30余人，他们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1977年5月以后随刘达同志进校的工作队员又有80余人，虽然他们在“四人帮”刚粉碎后为稳定清华局面做了一些工作，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中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但绝大多数同志不熟悉高校工作，不了解清华情况。刘达同志从进入清华后的实践中很快得出结论：拨乱反正，办好清华，归根结底必须依靠清华自己。而随着工作日益深入，他看到清华虽是“重灾区”，但原有的传统和基础很好。他下决心除留下极少数对高校和清华情况比较熟悉的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外，绝大多数联络组成员和工作队员陆续调离学校。自1977年5月何东昌同志恢复党委副书记职务（后又任常务副校长）以后，张光斗、张维、高景德、艾知生、滕藤、解沛基和我陆续担任学校的负责工作，并相应地调整了系、部、处的班子。这一点正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家，在了解情况后作出的正确判断和抉择。他的这个抉择是承前启后的，承前是继承和恢复了蒋南翔同志“文革”前在清华工作十四年的基础，而对以后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的长期延续发展和自主调节起了重大的作用。回顾一下十多年来学校领导班子的外调和更新，是能说明问题的。因工作需要，最早调走的是胡启立同志，继而有张健、井田、韩凯、汪家镠、贾春旺等同志。刘达同志退居二线前后，何东昌、艾知生、罗征启同志等调走，继而有林克、滕藤、任彦申、林炎志、王凤生同志等。近两年，周远清、张孝文等同志又被调走。十多年来，校机关部处和系的负责同志外调的更多。“文革”后到现在清华已是第四任校长第四任书记在位。领导骨干的调离或退居二线并没有削弱学校的领导力量，领导班子有一种自主补充和调节的活力，迅速适应学校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这对清华太重要了。这是在刘达同志主持学校工作期间奠定的基础。
在教师队伍建设中，刘达同志着力抓了基本结构的调整工作。“文革”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学校教职工队伍肿胀，总数达9600人，而当时在校学生仅为6000人。为此学校集中力量广开门路，妥善安置，陆续调离了1000多人（到1984年底共调出1757人），整个队伍中教师的比例提高。同时安排因“文革”耽误了大学完整训练的年轻教师“回炉”进修。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教职工队伍中没有严重的派性干扰和政治上的争吵，而是努力工作，为学校的恢复和发展珍惜光阴，积蓄力量。刘达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发自内心的，他常亲自登门到一些教授家去拜访，听取意见。即使他退居二线的后期，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也还如此。
1983年春刘达同志担任名誉校长后不再参与学校的日常工作，但他的全部精神已和清华的建设、发展融为一体。1985年初他向我们提出，为了使中央负责同志了解近几年清华的情况并得到指示，他想写一份报告报送中央负责同志。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根据他的思路，写了一份约4000字的《清华大学近几年工作简况》，并请何东昌同志修改，于1985年3月上送。报告中列举了六件大事：（1）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学校在学科和专业设置上有较大变革；（2）培养人才的数量逐年增加，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发展较快，努力改革教学，提高教育质量；（3）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近几年在规模和水平上有较大的发展与提高；（4）执行中央的对外政策，学校逐步扩大了教育和学术的国际交流；（5）增强内在活力，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在进行教学改革的同时，正逐步进行校内管理体制的改革；（6）学校在1983年制定过发展规划，教育部批准，到1990年发展到1.5万人……最近学校负责同志研究认为应积极创造条件，有选择地发展，着重提高，适当扩大原定的规模，总人数在2万人以上。在报告中同时提出了希望上级和有关部门在基本建设和经费方面给予支持。报告送给了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耀邦同志3月27日作了肯定的批示，并建议印发给全国党政军高级干部阅。刘达同志在了解到批示的内容后4月5日给我写了一张便条“……我看了之后，除了高兴之外，还感到有一点压力。我们还有不少不足之处应该下决心改进，才不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希望，我建议开一次常委会，讨论一下耀邦批示并结合我们南方之行看到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和经验……”耀邦同志的批示对学校的全局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份报告体现了教育家刘达同志主持清华工作的业绩，体现了他担任名誉校长后对清华发展的关心和设想，体现了对我们这些后任者的支持和期望。这些年来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努力工作的。
“文革”后，我有幸在刘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有几次是小范围内较长时间相处。我深切感到他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忠心耿耿。虽然他的工作和生活道路并不平坦，而这些不平坦处常闪现出他的无私和无畏。他坦诚、直率、达观，朴实无华，平易近人，令人可亲。我深深地敬重他——一位兼有无产阶级政治家、教育家品德和素养的前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