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27日，1967届校友在大礼堂集会，纪念毕业30周年。艾知生同志应大家热切要求，即席作了简短的讲话。他的讲话情深意切，十分感人，校友们不断为他鼓掌。但谁也没有想到，在不到3个月的7月20日他就走了，永远离开我们而去了。这次讲话成了他在清华大学礼堂最后的一次讲话。
艾知生同志和我是大学同学，但我们相识相知是在1953年底我回校工作以后。那时，他已经是学校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分工领导宣传理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工作，我在系里工作。但由于我们都是党委集体中的活跃分子，又长期是邻居，可说是朝夕相见，工作和生活上来往都密切。他工作上突出的长处一是思想敏锐，思路清晰；二是情况清楚，措施得力；三是坚持活跃在第一线。他兼任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教研室的主任，坚持讲课，备受欢迎。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他精心领导和组织政治辅导员的队伍、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的队伍，明确全面发展，坚持学业标准，发展特长，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他几乎认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熟悉所有的骨干。他善于对蒋南翔同志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创造性地提出贯彻措施。他负责指导体育工作后，使学校的群体活动始终生气勃勃。特别在体育竞赛中，始终处在北京和全国高校的前列。清华学生的文化艺术活动也在全国高校享有盛誉。
他对政治辅导员队伍更倾注心血，精心指导他们的工作，引导他们在又红又专方面在同学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文革”以后，很多在上述几个方面担任过工作和参加过活动的同学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一些同志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体育等方面被赋予重要的领导责任。这和艾知生同志在五六十年代出色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文革”一开始，他和我都受到长时间的迫害与冲击，天各一方。“文革”后，他比我较早一点恢复工作。是他受党委委托，到我家来征询我对今后的工作意见。不久我们就一同在学校工作了，我负责学校教务，也参加一些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既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又在教学方面负责领导工作。凑巧，我们再一次成为同一门洞上下楼的邻居。我们除了在工字厅研究工作以外，有时也在家中交换意见。1980年冬天，由于各种社会思潮对学生的冲击，一些同学思想混乱，出现了可能引起学校动荡的局面。当时艾知生同志本应去天津参加教育部召开的会议，我感到艾知生同志在解决当时学校面临的复杂问题方面有较多经验，就向刘达同志建议请他留校主持有关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在特殊情况下思想政治的坚定敏锐，处理特殊事件的及时灵活，使得选举风波中一些错误思潮及时得到正确的引导。他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在我们当时50出头的这一茬人当中，确实出类拔萃。
1983年8月，艾知生同志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5年4月担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他担任这些重要工作以后，公务繁忙。但他对清华的关心，丝毫不亚于他在学校工作的日子。加上他一直住在清华，我们仍不时见面。随意交谈时，常会很自然地谈起学校的工作，谈形势发展，谈各方面校友的工作情况和蒋南翔同志任校长时期的办学经验。他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他能够较快适应当时的工作，完全是在学校打下的底子，是在蒋南翔同志领导下学到了重要的基本功，并从其他负责同志的身上汲取了经验，他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宝贵的年代。这些都是他的由衷之言，我们也从中看到，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确能举重若轻。1983年秋以后，学校有时开干部会，举办党员学习班、团干部学习班、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常请他来作报告，虽然他非常忙碌，但是从不推脱。每年校庆时，只要他在北京，都来出席学校运动会，到各单位和校友欢聚，即使他患重病期间，他仍和我们谈教育工作，谈校友情况，谈清华校史。他记忆力特好，几次住院时我们去看他，他总是对一些往事说得生动具体。6月中旬，大中、美英、宪康和我一起去医院看他，他虽然身体已经很虚弱，还是勉强和我们交谈，可大家当时都有些黯然神伤。我仍然期望在7月下旬从外地回京时再去看他，但这竟成了憾事。
艾知生同志把他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清华。他离开学校后，始终心系清华，情重清华。现在他走了，走得太早了，熟悉他的人都十分惋惜。他活在大家心中，总是那样面带笑容，乐观开朗，富于朝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