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清晨，贺美英同志在电话中沉痛地告诉我，常迵同志因心脏病猝发，已于凌晨逝世。这太突然了。8月6日上午，我还去他家看望他，交谈了半小时多。由于我们是近邻，自从他1987年冬因脑血栓后治疗好转的近四年中，我不时去他家看望，已是我的感情习惯。总是看看治疗的进展，谈谈他放不下的学术工作和学校近况。6日上午的情形和平常一样，还历历在目。怎么能在37小时以后，他就永远离开我们走了呢。我只能抑制着突然袭来的悲伤，和李衍达、贺美英同志一起去他家安慰他的夫人王漱瑱同志。我只是情不自禁地反复三句话：“常先生为国家为学校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您为常先生的健康倾注了全部心血，现在自己一定要注意身体。”
常迵同志是我的老师和同事，1948年他第一次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讲授“电波与天线”课程，我们电讯组的同学是他第一批正规的学生。当时他和钟士模同志（讲授“电机学”）是深受同学欢迎的两位青年学者，对学生都很亲近和爱护。1948年初冬，我不辞而别去了解放区，他就探问怎么不见我了。在得知我的去向后感到欣慰。1949年秋我复学，改在电力组学习，有时也去他在西院的家。那时初冬已很冷，有积雪，家中生炉火。我去看望时，他高兴而亲切，让夫人抱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来。这个在襁褓中红润健康的女孩就是常放。这是他为了表达他对清华园获得解放的欢欣给女儿的取名。1950年夏我毕业后调中共北京市委工作，1953年冬又回到清华，当时无线电工程系成立才一年，孟昭英教授任系主任，他任副主任，我就在这个系负责党的工作，此后我们就长期在一起了。44年的师生感情和同志情谊永远不能忘怀。特别是由于他历经坎坷曲折，总是执著地追求进步，执著地为社会主义祖国科技事业的兴盛和清华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全部才华和心血。这种实践，这种精神对于他的一个学生和同志，始终是一股积极鼓舞的力量。
常迵同志选择共产主义理想，锲而不舍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自己的才华和心血，绝非偶然。在30年代前后，民族危亡，生灵涂炭，生长在封建礼教大家族的青年往往走着不同的道路。他在清华学习时，深受“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积极参加。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的一些同学和同族侄辈常振玉同志去了延安，牵动着他内心的向往，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成行。毕业后他在昆明无线电厂工作。1943年赴美。在留学期间，他与一些同学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署名信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为了抗议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军事干涉和侵略，他拒绝出席授予博士学位的有关仪式，事后导师表示赞许。他30岁学成立即回国执教，他的首批学生比他年轻十岁左右，他对我们很亲切，我们对他很敬重。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学术造诣，其中共同的爱国进步感情起着重要作用。1953年冬我到系工作时，他是无线电技术专业惟一的教授，既担任副系主任，又是教研组主任，他主持制定专业的教学计划、研究确定课程设置和内容，为专业建设奠定了基础。他为本科生讲授“发送设备”，指导毕业设计，又带研究生，培养青年教师。他的俄文学得相当好，和苏联专家和谐地配合工作，又带领大家建设新的实验室。我们还一道去工厂、电台准备和检查生产实习。1955年春，他的爱子八锤因痢疾中毒误诊，一岁半时夭折。他忍着深切的悲痛坚持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地工作。那时候，我们不但在老电机馆办公室，还常到照澜院他的住宅去研究工作。他是系的创建者之一，是专业建设的奠基人，大家一心一意要把系办好。1956年他提出入党申请，无论是对于他，还是对于我们几个和他熟悉的党员来说，都感到是自然而高兴的事。蒋南翔同志得知后明确肯定这是积极的、合乎逻辑的。但在1957年夏以后整风反“右”的进程中，出现了扩大化。系里孟昭英同志和他，几位中青年教师和一些同学受到错误的伤害，我在系里负责党的工作，是直接责任者。基于和他多年相处的相互理解，我还常去学校新建的教授公寓看望他，交谈工作和思想、谈学校对他的期望。当然不像以前那样活跃无拘束，但我能感到我们之间的基本感情和信任没有受到伤害，他的信念和追求经历着逆境不动摇。他一如既往地奋力工作，1959年夏去掉了右派的政治帽子。国庆十周年时，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台观看阅兵游行的盛典。
1958年起，吴佑寿、陆大等同志和我实际上负责无线电电子学系（原无线电工程系）的工作。常迵同志担任无线电技术基础教研组主任直到1966年夏，这八九年中，他致力于加强专业学术基础的建设，讲授本科主要专业基础课，编著了《无线电信号与线路原理》一书，又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高频电路”课程建设。最能体现他的信念和追求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他不遗余力地搜集研究国际上信号与系统领域的专著和论文，主动要求为系里的中青年教师系统讲课，改作业，主持讨论。我也参加了学习，再次成为他的学生。他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工作，不仅加强了专业的理论基础，并在国内开创了改造专业学科体系的先河。这八九年，他一如既往关心系的建设和发展，支持和鼓励我们大胆工作，对我系逐步壮大为学校最大的系和科学研究的进展感到高兴，尤其对年轻教师的成长感到欣慰，并且继续对系的教育工作作出重大贡献。在信息科学领域，他长期潜心进行着在国内奠基而又创新的工作，为日后在这一领域作出重要贡献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校内外受过他学术熏陶的人都敬重他。只是由于他处于逆境，不像正常状况下那样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他在逆境中的实践，深沉地贯穿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对同志和青年的爱护和理解，这是感人至深的。
“文革”中，他和我都不好受。有些特别的是，批判我时常要涉及和他的关系，想来批判他时可能也如此。1970年夏初，我在清华园经历了相当饱和的批判后，被遣送去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我惊奇地发现，同行还有他和赵家和同志。大约是系里三个情况不尽相同的特殊人物，去鲤鱼洲的迟到者。在那里，他养猪，我放牛，有时参加紧张的大田劳动和拉练。比我们早去的系里的同志暗中照顾我们的身体。1971年秋鲤鱼洲农场撤销，回清华园后他和夫人还特地到十二宿舍来看我。冬天我们又都到了四川绵阳清华分校，因为无线电电子学系是分校的主体，我就是那里随时可用的第一批判对象。大概他时常关注着我，1972年初夏的一天，他的大女儿常放端着一大碗鸡汤来到我的宿舍，说是她爸爸要她送来的，我只能激动而默然地收下。后来才知道，常放是从插队的地方请假来绵阳看望体弱多病的老爹，她听爸爸说我也有病，在送鸡汤来前两天还到过我宿舍一次，见我在床上脸朝墙躺着，室内昏暗，凌乱不堪。她怕惊扰我休息就悄然走了。这些既显示了女孩特有的细心，更是常迵同志一家对我有心的关注。从1970年春我们同行去江西农场，到1975年他从绵阳再回清华园五年多中，我们常常见面，但多是默然相视，心照无言。
我在1978年初恢复工作，在学校管些教学，又兼任了近两年的系主任。他那时在自动化系工作已四年多，系主任陶森同志对他的工作作了安排，而且还有发展信息科学的长期打算，如果我要请常迵同志回无线电电子学系，陶森同志定会和我吵得不可开交，同时考虑到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可能对他的心境要好一些，这样他就在自动化系一直工作了十六年。
1977年他年过花甲，此后十四年是他实现夙愿的十四年，是他执著追求和奉献逐步为社会所认识的十四年，二三十年学术积累的潜能使他迅速地进入信息科学领域的世界前沿，198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时他正在医院切除结肠癌，出院后即投入紧张的工作。1983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的坎坷曲折没有动摇他的执著追求，四分之一世纪后得以实现。在庆祝建党七十周年前夕，他在《人民日报》撰文，表达了他对党的深情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倾吐了团结奋进、再拼搏十年的心愿。在年过花甲的十四年中，他继续孜孜不倦地研究开拓；孜孜不倦地培养中青年教师、博士生、博士后、硕士生。他主持的信息处理和模式识别教研室成为全国高校系统中一个严谨创新的教育和学术集体，1990年1月获国家教委特等奖。他不知疲倦地出席海内外的学术会议，交流指导，为国家和学校争取应有的地位和发言权；不知疲倦地接待多方的来访者，有学术界的同辈和负责人，更多的是学生、朋友的朋友，有时还接到工农青年的来信。凡是求教求助的，他尽可能周到而平静地给予解答或解决。
十多年来他实际上是在超负荷加速运转，1987年初秋的一个夜晚，他从主楼实验室骑自行车回家时，在宿舍区摔倒，腿受轻伤，可他声称没有什么关系。有一次他让第三个孩子振明搀扶着他去学校老年浴室洗澡按摩，我们相遇了，我内心有说不出的滋味，我们的老师常先生是不知老之将至呢？还是想到过自己年龄已较大，要做的事情很多，自觉地加速奔跑呢？现在可以肯定是后者。他除了在1982年夏天在青岛八大关疗养院住过一月外，从未离开学校认真休息过。这样就在1987年秋骑车摔倒后，1987年冬在科学院会议上出现脑血栓，1991年8月7日深夜心脏病猝发，他默然负重跑到了生命的终点，突然离我们远去了。现在想来，1987年秋天那次是一个严重的讯号，他已年过七旬，我当时竟然没有意识到应设法“强迫”他脱离工作去真正休息一段，是再也无法弥补的愧憾。
常迵同志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他给社会主义的教育和学术事业，给同志和学生留下的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