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的宣言
年关过后是早春，但在哈尔滨，绝看不到春天的迹象。在一个刚刚过去的私密而沉寂的早晨，我们砸开坚硬的土地，把雪人一样白花花的姥姥托进逼仄的斗室。二十三岁的我，第一次经历至亲的亡故。一双曾托举我的大手收拢了，顷刻将我拽入某种形式的流浪。墓室将合的刹那，我挥锹的手停住了。我看到一束光，从土壤的根部，从雪人的面庞中焕发出来：那是逝者对生者最后的隐喻。
七日过了才上网，一则文学编辑的招考公告突兀地跳出来。毕业年特有的焦灼，在一束彼岸之光的恻隐中，愈加抽搐不安。我残忍地诀别了年关中尚未从悲伤中走出的母亲，踏上南下的列车。
车至长春，左右也是站票，便下了车，去母校取一些可用的证明。夜已经深了，没有轻轨和熟悉的公交可以回郊外，火车站的狩猎司机将我如外乡人一般围攻。我径自走向站前一家老网吧，把包带掩围在腰间，关上显示器，抱头便睡。我的大学同学得知我要去北京赶考，专门从松原赶来送我。我们在长通路清真寺对面的阿斯旺吃了一顿送行饭。我还记得那时她眼中略带潮湿地对我说，赢了再回来。
我拿着取好的证明还有一张改签的站票，再次上了车。没有旅伴，前路的一切灾荒与丰盈都将由我独自承领。摊开马扎，吹起气枕，垫在颌下。这气枕是上次去北京前在姥姥家借下的，她先前能坐起来时，便用气枕拄着肘部，舒服些。现在却不用还了！我夹杂在密集的裤腿间，被熙攘的浪一次次掀翻。谈笑声里，我听出左右两边都是回北京上班的传媒人。同样学此专业的我，已深觉与这两字的隔膜之深。我本可以像我的同学那样，去电视台、传媒公司、剧组谋得一个安身之地，写文案跑采访编片子，风风火火风风光光，至少对得起八万元的学费。但从我看到那个遥远的招考公告后，我的心便变得坚硬和粗糙了。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即使如乞丐般无处落脚，浪迹天涯；即使在废墟里踽踽拾荒，一路清贫。
我走了，同学们，你们好好干。
如若某一天在嘈杂中想起我，请一并想起我那外祖母般瘦弱的文学。
情人节的坐骑
到北京时，天还漆黑如罩。黎明在时间的深处隐藏。我上了第一班地铁，直奔广院而去。我曾在这里参加过齐越节，进过修，视她为流浪者的庇护之地。我敲醒了珠江绿洲地下室的女房东，她仍然记得我。还是三百吗？对。能再便宜些吗，都是老住户了。有，二百八的还有一间，不过有点小。看看去！
我一眼就选中了最小的这间。约略四米，除却一张两侧顶着墙壁的床铺和一张斑驳的写字桌，穿羽绒服转身都须小心翼翼，否则就会蹭一后背白墙灰。女房东说，这间小屋是后间辟出来的，因为屋顶密布着管道，不大安静，你要注意些。我这才抬头注视那些沥青色的水管，它们像粗硕的蟒蛇一样虬曲盘亘在房梁上，清冽的水流声正一股一股地哗哗作响。我皱了皱眉头，硬是跟房东把水费给免了，却在心里得意这动听的、恰使我远离了孤寂的水声。
我成了这个地穴的国王。现在，它是我的，我也是它的。我们将肌肤相抵，互不猜嫌，共迎未知的苦难与光辉。
地平线以下的时光，流淌得散漫无知。
似乎睡了很久，睁眼也不过午后。突然觉得有些失落。当我想为自己的新王国写点什么时，我才意识到网吧里的烟雾太可怕，必须买个笔记本了。
逡巡在中关村各个品牌柜台前，店家撕咬般的围攻比长春火车站还要凶猛。可当他们得知我只买二手时，便触电般地闪开，留下一弯轻蔑的嘴角。那种表情使人作呕。终于找到四楼的二手专区。一个领口发黄、打着领带的店家说，最便宜的还要三千，还有七千的。那副骄傲的语气，仿佛他能把二手货卖成这个价，是顶大的荣誉。
我有些窒闷，只好逃出楼去。路口有一个棉衣外面套着背心手摇小旗的交通协管员，不知他自言自语带着血丝的吼叫，能够被多少人吸收。垃圾筒前徘徊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妪，不知她能否幸运地翻出一只塑料瓶。站台前有两个用手语交流的小伙子，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手机店门口手捧红玫瑰的卖花姑娘，不知情人节里有没有人爱她。
这才是我爱的中关村。
返回大厦，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一个懂礼貌的大嫂。她的啤酒瓶底一样的眼镜和煤气罐一样的身材，使我预感远离了欺骗。最后我用八百元买了一个比我肚皮还厚的10G硬盘的笔记本，除了打字什么都干不了。可我真的无欲无求了，能打字，它就是一匹良驹呀。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头坐骑，它虽疲软乏力，却可以驮动我对文学的牵念。
跑起来吧，我的千里马，
我绝不因毛色和品种而歧视你，
也不允许别人对你有丝毫怜悯。
你是将与我荣辱与共直至牺牲的伴侣，
在这个情人节的黄昏，
我不舍得买花，
但我——只爱你。
去王府井买书千万别背包
当那只黑色公文包在书架下消失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到服务台去道谢：你们真好，怕包脏了还帮我收着。可人家正忙着给书穿衣服扎腰带，好半天从牙缝挤出一句京腔：现在正是贼多的时候，每天丢东西的海了，有个女的刚办完一兜子签证就丢了，还有老外丢完东西坐地下哇哇哭的。
我才傻了。
只是心疼老伯送我的数码相机，那里装着来不及倒出的走南闯北的照片，还有同学借我的CDMA手机，之前我刚刚连丢两个手机。这都无所谓，可专程回长春取的证明、作协会员证、普通话证书、记事本，都没了。
连牛街的清真方便面都没给我留下！
一个老服务员说有监控录像，但可能照不到这个角落。说完她面露悔色，仿佛极不想惹这个麻烦，没等我恳求，她直接说书店有规定，读者不能去监控室。我恼了，说录像还有什么保密的，不就是为了抓贼吗！她说不是，主要是监督营业员的。
见我的确不易，她终于同意由她去看，看到了再叫我。一会儿果真跑了出来，大声问：你是不是擦汗来着？我无辜地点点头：是的，我经常擦汗。她哈哈大笑：我一看就是你！我心说你看我有什么用。
但可疑人马上现身了：褐色衣服，高个儿，大脸盘，长发，鬓角长长的像是涂上去的油彩，路过我的包，旁若无人地捡了起来，跟自己的东西一样。
随后的电梯录像里，这厮正跟保洁员说说笑笑。
老服务员喊，那个保洁员我认识，六楼的。我们便把她也叫了来，问她俩在说些什么。保洁员回答，那男的问这电梯怎么是往上走的啊！
保安备份了这份录像，又留了我父亲的电话，建议我再报个案。早已不奢望找回什么，但报案这事儿挺新鲜，经历一下也算不白丢一回。我找到派出所，见到一个酷似黑熊的警官。
大概是嫌案子不够显赫，不想受理，黑熊倒劈头责怪起我来，说就是要给我长个教训。我心想你们堂堂人民警察这都成贼窝了不好好管管我这主动上门提供线索你还这态度。我也没嘴软，回击道：我承认是我不小心可是贼也得抓呀就算我自己损失弥补不回来了也得为别的读者做点好事吧必须把他绳之以法！
但黑熊扑哧一声喷饭了：你知道么，你这不叫失窃，叫遗失，因为你把东西放在公共场所了，就是抓到了也构不成刑事拘留，你自己起诉他去。就算是拘留，我们现在拘留所条件可好了，有吃有住还可以洗澡，这大冷天的，这种人都乐得来住几天……
我脑壳嗡的一声炸响，猛忆起我的地穴，竟不如这拘留所舒坦。
但就算为面子，心里仍在咬定一根弦，既然来了至少留个口供吧。黑熊见我不撞南墙不回头，只好卷着厚嘴唇把我带进讯问室。
黑熊（低头记录）：来所何事？
我：我东西丢了。
黑熊（低头）：丢的什么？
我：包和吃的，吃的是在牛街刚买的。包里有……
黑熊（打断，低头）：包有多长？
我：我也不知道有多长，大概一尺吧，也有可能是三十公分，哦不，四十公分，哦不，还是三十公分……
黑熊（抬头）：到底多长！
我：反正就这么长吧（用手比画），你看多长就是多长。
黑熊（扔笔，怒）：你这大学怎么念的！
我：不好意思，我是学文科的。
黑熊：文科就不识数啊！
……
这口供让我录的。
离开派出所，找到一超市的公用电话，再次拨打了我的号码。一次，没接；两次，没接；三次四次五次，还是没接。我是欲火中烧啊，心想这小子也太沉得住气了要不你丫就关机俺也踏实了你开着机还不接这不逼俺子子孙孙无穷匮矣地挂下去么！结果，第六遍的时候——
他接了！
喂，喂喂，喂喂喂……喂了半天，撂了。
再打过去，又一顿喂喂喂，又撂了。
我就败了。
像是淋了一身酸雨一般，我失魂落魄地回到书店，想起花了一下午工夫选好的几本书还存在三楼，就想回去把书领了，账付了，回我的地下室好好备考算了。谁知刚冲上扶梯，一个保安恶狠狠地吼道：你干吗，下班了！我急火攻心，心想这废物贼抓不到对读者倒这么凶书都选好了拿了就走一楼不是还可以结账么！便继续冲，不料这厮抄起对讲机哇哇地叫：喂，喂喂喂，三楼有个捣蛋的，你们过来一下……
我虎视眈眈地瞪着他，调动胸腔口腔鼻腔头腔共鸣歇斯底里地吼道：你丫是不是傻啊！（这是我学说的第一句北京话。）
吼完我元气大伤呼呼狂喘五天之内不想再说话，可空荡荡的已经看不到人影的书店没完没了地回答着：傻啊——傻啊——傻啊——
花开的时候你就来
若不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倒也忘却了还有一个元宵节。地穴里，时光的概念总是虚化的，一切是遥遥中的遥遥，无期中的无期。
同往常一样，懒了腿脚，不想出门，便烫下一碗鲜虾面。在水房接开水时，发现这地下客栈里，有着不少浪荡异乡的孤客。团聚的夜里，他们和我一样，在洗碗的流水里漂着，在长明的灯下泊着。此刻他们没有亲人，只有自己和这个只有自己的世界。彼此间捧着开水擦肩而过，并不招呼和言笑，却在那葱茏的水雾间暗暗记住了每一张可亲的脸孔。
回到斗室，九点半了。正吃着面，隐约听到走廊有人喧哗，不禁有些意外。这地下室隔音极不好，旅居者有个不成文的约法，无论走路或是言说，定然轻之又轻，生怕扰了四邻。所住一周，日日清寂，这会儿却有人破了忌。
是一个声带苍老的老妪，东北口音，还有一个老汉。他们在挂电话，给他们的女儿和外孙女。以下喊话，属被迫收听，却字字记得真切：
我今天下班早，这不过节了么，提前下班了。嗯，我挺好，你爸也挺好，都挺好，你们不用惦记吾们，吾们就是惦记你们。嗯呢，嗯呢，知道。你让宝接电话。（静场五秒钟，清了清嗓子，声调陡然爬高）哎！乖宝，想姥不？姥现在能挣钱了，回去给你买好吃的好穿的，啊！你都想吃啥告诉姥，姥都给你买，啊！北京可好了，啥都有，你放假过来到姥这儿玩啊！你五一放假就过来，让你妈带你来，姥在这等你，领你上大街买好吃的好穿的，啊！
此时老汉焦急地提示：天安门！天安门！
还领你上天安门，啊！等花开的时候你就来。没听清啊，姥说，等花开的时候——你就来！你问姥啥时候休息呀？（憨笑）姥这哪天也不休息呀，他们不给姥放假呀！你来吧，你来姥就休息……
我的鲜虾面淤积在口腔里已经坨了有一阵了，一个接连一个的“姥”字，迫使我忘记了咀嚼。半个月前，我还最后一次在病榻前喊过这个字。我真想冲动地推开门，看一眼这个气足声高的姥，问问她多大年纪了，咋还跑这老远来北京打工；问问她打的是啥工，咋会老也不放假。
可那门把手仿佛带了电似的，我不敢伸出手。
直到空荡荡的地穴复原了沉寂，我知那两个老人潜进了门里，才偷偷地开了门，怅然地望着长明灯下的长走廊。
我决定出去走走，在这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夜空已被鞭炮的浓烟围裹，一轮圆圆的冰火，清油般地蘸着涩涩的光，似已承不起如此辽阔的朗照。天桥上的小贩们都已回家去，只剩桥下呼啸穿行的八通线和车流。我以为街上不会有人了，但地铁站那边陆续有年轻人向广院南门走来，手里拖着沉重的皮箱。主楼的墙上，“欢迎报考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大标语被礼花的光泽镀得鲜亮。这些艺考生正和四年前的我一样，肃立在一扇冰冷的大门前。
一个衣着入时的女孩，傲然地打着电话，身后尾随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妇人。那一定是陪考的母亲，把给自己买身像样衣服的钱贴在了女儿的脸上。
两个男孩从茂密的树丛穿过，大概刚在校区踩过点，其中一个用稚嫩的播音腔惶恐地沉吟着：你说，我到底能不能考上零八播本。
一位年纪颇大的母亲已在墙边的告示栏站了很久，挨条撕着住宿广告。她回转过身，问我哪里有电话亭，想挨家打电话问问。
我继续往前走，穿过地铁站，看到一个戴眼镜的老奶奶在花坛边弓着背。枯黄的衰草深处，怯怯地卧着一只花白小猫，毛有些脏，眼睛亮如星斗，它谨慎而安然地吃着食物，更多的食物则在老人颤抖的手中，一点一点拨出去。
西街上，所有汉人的店铺都已紧闭，白昼的繁华化作一地的残蔬和果叶。只有那家拉面馆还清醒着，我知道西域来的他们从不过年。纱巾女孩屋里屋外地送着面，白帽老汉坐在门口收着零钱。我本已泡了面，偏进去要了一碗牛肉炒饭，五块钱。这场景使我暂时忘记身在北京。
街区深处，黑暗愈发隆重，最后一家水果摊和奶摊，支棱着一只焦黄的灯泡。我想也没想，买了十来块钱的水果和牛奶。我问水果姑娘，过节了，也不早点回家呀？她尴尬地笑了，并未回答。她的缄默逼人揣摩。
我作别孤独的月亮和喧腾的礼花，最后望了一眼繁华普照下的定福庄，钻回到防空洞一样的地穴。午夜了，一声重些的呼吸都可以在地平线下传得很远。尽管那东北老妪和老汉把枕边的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可我还是听到了。
老妪：老头啊，你说我这膝盖里好像长了啥玩意儿似的，嗞嗞地疼，有时候连脑袋也疼。
老汉：明天上医院看看吧。
老妪：看啥看，她们又得惦记，等天暖和暖和再说吧。
夜静得使人躁动。只有头顶的水管在偶尔发声。
老妪的尾句，长久地颤动在我耳贴的墙体里。天暖和的时候，花就该开了，老妪的外孙女也该来北京看她，当面叫一声姥了吧。
黑夜中的霓虹
许多年没像模像样地过生日了，今年依旧一个人过。
不一个人过也不行啊，因为我独在异乡为异客。
本想又泡个面凑合，可父亲来电，说祖父近来很为我的口粮担忧，怕我总吃拉面太单一，要吃也得吃炒面，好歹能加点菜。一向勤俭的祖父，还很郑重地给我留了六百块钱营养补助。好几个同学都打来祝福电话，叮嘱我出去吃点好的。就冲这，不敢再作践自己了，快去西街吃炒饼吧！
出广院西门，背巷里有一野书摊。我这人有购书癖，见书走不动道，光买却不看。前几日已在买书上花了五六百，那小地下室本有的霉味已换成了书香。我选了又选，最后抱着张承志刘白羽台湾的散文和一本《后娘主义》心满意足地付了账，暗想这野书摊还有几分品位。
可再翻钱包，竟已买不起两个烤串了。于是走了很久的路，去北二外门口的提款机，榨干了最后二百。
回来的道边，找到一家西域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盖饭，一盘凉拌牛肉，一只烤鸡翅，两个烤串。好了好了，够奢侈了。
店伙计高鼻深目，有些像尼格买提；维吾尔族母亲戴着面纱，穿着北京人看不惯也穿不惯的花袍，安详地坐在角落里，那微醺的表情，就像坐在浓香四溢的葡萄架下。他们使我想起2007年夏天的新疆笔会。在吐鲁番，在乌鲁木齐，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可爱的维吾尔族人，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回族作家。
那时大三，正是迷茫的时节，想考研的开始报班了，想保研的陆续送礼了，想出国的终于下决心背单词了，去电视台实习的纷纷在市里租房了，而我厌食般地独守在冰冷如窖的寝室，一边忍辱负重地读着《北方的河》，一边构思着自己并不清晰但一定与众不同的举意。记得讴阳北方说过，天堂之门，因为我们的热爱与痛苦才能接近。我似懂非懂，只是觉得文学离我太远了，把手伸到月亮上也够不到；可有时，我又觉得她就在我的呼吸里，像真主的光芒一样柔和而贴己。
笔会上，有几位资深编导，都是同行前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我就问他们，在媒体工作，对写作有帮助吧？我多么希望他们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说干哪一行都是积累生活。可他们斩钉截铁地说，媒体是专杀文学细胞的，想当好记者、好编导，就别做作家梦了。
我做不起这个昂贵的梦，甚至不指望能写出些像样的东西来，可当我知道一种既定的职业可能伤害到贞洁理想的哪怕一根手指，我踟蹰的心肠，立即刺猬般地坚硬了起来。
离疆前，郎伟先生留给我一行寄语：“勇敢而诚实地进入生活。”多好的话呀，我一直记着。我理解的勇敢，就是要敢于割舍；而诚实，就是要尊重真实的灵魂。
那么，高傲的文学，请让我勇敢而诚实地进入你吧！
请承领这天真的举意，哪怕因此追加更艰苦的厮守。
北京的夜色，是模棱两可的幕。鞭炮的烟雾还未散尽，迷漫在茫茫夜空，掩淡了群星，迷蒙了霓虹。只那圆满的月光还有几分清亮，照着生日里的我和遥远的新疆。影影绰绰的霓虹之间，我忽然想起小黑的《黑夜中的霓虹》。早先在一本获奖集子上读到这篇散文时，还不认识小黑，只知他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没想到昌吉笔会上见到，他已是《回族文学》最年轻的编辑，成了东道主。
同龄同族，又都写东西，自有许多心里话。他说毕业那阵子，本是有好几份工作可签的，广东一家企业给开到四千多，对一个宁夏同心山区走出来的贫困大学生而言，无疑很诱惑了；况且他说自己是外向性格，喜欢到企业去锻炼。可最终还是选择了杂志社，他说这里毕竟离文学更近，他还想写作。
那次时差错乱的夜谈，彼此因文学而感动。没想到，俨然前定已经预制一样，刚回到地穴，就在网上碰到了他。
我顿觉他的在线，是冥冥中最好的礼物。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今天是我的生日。因为我知道，他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清水河苦涩得很，母亲没有心情记下娃娃的生日。我只强迫他分享我的激动：知道嘛哥们儿，我也决定当编辑了，和你一样，为文学留出一条路！
小黑半晌没有答复，却突兀地抛出一条链接。点过去，是凯迪网上一篇叫做《警告中国文学青年》的文章，警告文学青年不要把别人的鼓励当回事，不要相信勤奋就会成功，不要相信写作是学来的，不要一心想入作协，不要找关系发文章，不要歌功颂德，不要梦想一夜成名，不要梦想当作家。
我读完几近崩溃，却不得不承认有几分道理，只是不知半年前曾与我在昌吉谈了一夜文学的小黑，缘何变得这样悲观。
我问他：最近写什么好东西了吗？
小黑说，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写东西了，满脑子都是错别字和病句。想做好编辑，就没有清静的时间搞创作。
我不知还能说些什么，内心的重量无以复加。连编辑都离文学远了，我到底还能做什么？什么才离文学最近呢？谁能告诉我？
但在这条孤独而遥远的路上已经启程。行者的天命已被暗暗刺了青，除却行走与碰壁，别无选择。
小黑在坚定地走着，如未来不远的我；我也在坚定地走着，如过去不远的他。我们结伴站在起点，路的前面，是一簇独自开放的梦想之花，是一段负累的人生，是一个苦涩的民族，甚至是一个需要救赎的受难的世界。
小黑，带上我，好好开你的路。
我们的心可以更孤寂，但我们的手要抱紧。
殡礼前的情歌
半个多月的等待有了第一个结果。
人事部打来电话，通知我参加笔试。补交的报名材料奏效了。
值得庆祝么？并不。
我随即打开网上公告，发现了50多位与我一起入围的考生名单。按照我惯于刨根问底的不良积习，我随便将其中几个名字输入百度，想看看我的竞争者都是怎样的水平。这些追随文学的人，姓名起得多不流俗，所以重名的概率并不大。
可随即我就后悔了。
第一个蹦出来的，是一个北大中文系博士，第二个是山大文学硕士，然后是北师大文学硕士，然后是广院硕士（此人貌似还是个专业编剧），然后我看到了一个中国作协会员，已经发表了多部长篇小说，也来应聘编辑。
我的手开始颤抖。
但我不死心，硬要一个一个地查下去。
然后我发现了更多的博士和硕士，发现了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更多名牌学府的中文系出身人物，发现了更多的作家和评论家。
我不敢再往下查了，因为我实在没有再发现任何一个出身比我更低微，不是中文系毕业，同为本科又是京外生源的应聘者。部分人的简历上，作品要目和获奖记录像在家乐福花了几百元之后拉出的小票。我没有看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我听到了贪婪的喘息和潜伏的拉栓声。
彻骨的恐惧！
想起已经过去的地穴里野人般的生活，和将要继续迎接的野人般的生活，我绝望得想哭。可是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父亲又来了电话，我不知该如何向他报告这个悲伤的惩罚。一向比我还自命不凡的父亲，试探性地劝道：咱家不是那种有钱有势的家庭，你就别想了，早点回家来吧，再不回来，电视台都没戏了。
我闭上眼睛说，没戏就没戏吧。
母校传来新的消息，我最敬重的师长知我生死未卜，推荐我留校做一些行政性的工作，暂缓生计，总不至于继续流浪。
北京、深圳的三家传媒公司经朋友介绍，希望我能加盟。
感谢你们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留下安慰的胝掌。
留出这么多温暖的路标。
但请原谅，此时的我已对文学以外的一切工作，充满了本能的排斥。就像一个小伙子离他心仪无比的姑娘很近很近却得不到，发狠终身不娶一样——我也信誓旦旦地发了狠，我就要意气用事，就要走独木桥。
考试的前一夜，我合了灯盏，肃穆地躺在窄小的床上，仰观这浓黑的虚无，猛觉得仿佛塑封在一方坟墓之中。猛然想起，姥姥的四十日竟已被错过。想来那回民的荒山秃岭早该春归了，白帽子又一次把它扑满。百里荒原的无数长圆形的坟墓边，石草因受了光的照耀，将退尽赭色，密密挨挨地挤满旧土。那坟鸟当然也要终了沉眠，为往来走坟的生者，声声鸣唤。
这么想着，霎时就有了力量。走廊里的长明灯温润地亮着，细碎的光影透过门缝挤进室来，使这坟墓柔和了起来。我闻到一股香甜的气息，那是开封了一个月却没有吃一次的番茄酱，已经开出朵朵青白的绒花。我笑着告诉自己，这不是霉，这是蒲公英在唱。
背完最后的作代会文件，已经四点多了。再也无法安睡。无眠的长夜里，我写下一首长诗《殡礼前的情歌》。“殡礼”是回族人的葬礼，它有着一种穆斯林才能理解的仪式感和庄严感。我做好了死的准备，我绝不会后悔，死在通往至尊之梦的路上。
天明时，我唱着情歌，钻出了地穴。
地平线以上的空气真好。
珠江绿洲的水洼里，薄如蝉翼的冰凌暗自浮动。洁白或粉红色的玉兰花正大朵大朵地开着，花心朝向天空，像一只只祈求怜悯的花瓷碗。天桥上，抱着胡琴的老盲人弹着比古运河还忧伤的歌调。他从冬天就一直在弹，春天到了，可他仍然紧闭着黏稠的眼睛。我望着他很久很久，仿佛那核桃般刻满皱褶的脸上，有我熟悉的表情。
原载《边疆文学》2011年第11期、
《伊犁河》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