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印象记
在我们的讲述中，有一群《民族文学》挂念的人。
他们是作家，是少数民族作家，而且是惯常被世界陌生记忆与表述的一群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我们总是挂念他们，觉得他们实在太珍贵，又似乎正因这种珍贵，而疏落、含蓄地疾走在文学的原野，留下孤单的脊背，供世人揣摩其中的暗语，追寻遗落的赞叹——他们，和他们的文学，不仅连同着无数纵横的江流、群莽的青山、舒展的林草，潜入我们清澈的心，更像是古老的树根一般，广泛地盘结在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层之下，滋长着一个国度多维的性格、丰腴的情感与淳厚的文学记忆。
我国有22个人口不足10万的少数民族，统称为人口较少民族。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这22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总和仅有63万，是“少数中的少数”。为了唤起更多有识之士对这些民族文学生态的关注，构建更加合理的多民族文学格局，2007年5月，由民族文学杂志社和民族团结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隆重开班了。普米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毛南族、撒拉族、怒族、保安族、裕固族、德昂族、赫哲族、阿昌族等人口较少民族及其他共35个民族的42位作家齐聚北京，在文学的圣殿里灌溉着浓郁的亲情、真挚的趣味与洒脱的诗意。
因为这样的机缘，也因为在此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次机缘，我们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他们鲜活质朴的形象与话语，时刻动着我们的心。现在我们零星地讲述起这一切，盼望那些坚硬的、湿润的、明媚的，当然更重要是纯净的印象，能够被更多读者珍藏。
我们感到，在他们隐秘的灵魂深处，有着深深的歌唱的根。
拇指竖起的小凉山
“见到这么多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就跟见到自家人一样亲切！我这个人，虽然黑一点，还有点像索马里来的，不过人还是好的。”鲁若迪基的一句开场白，把大伙都逗乐了。在研讨班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个身高一米八○的黑铁塔般的大块头，总是像老大哥一样，以憨厚的气质、朴实的关怀与灵逸的才情，赢得同学们的信赖和尊敬。有人问起他名字的由来，他就绘声绘色地讲给大家听。原来，鲁若迪基读书时对文学大师特别崇拜，便把鲁迅和郭沫若的名字各取一字汇入笔名。鲁若迪基是普米族，他说，为普米族写诗是他的宿命。写作除了能给他带来快乐，还能让他和他的母族尊严地活着。
小凉山很小
只有我的拇指那么大
在外的时候
我总是用拇指把它竖在别人的面前
鲁若迪基的诗歌正是带着对故乡的骄傲，从小凉山出发，一路走向了全国诗坛。
有了鲁若迪基这样一位领军人物，小凉山诗人更加活跃了，他们以带有荞粑粑和苏理玛酒味道的诗吸引着更多的人，也深深地吸引着同是普米族的曹翔。
曹翔与鲁若迪基既是同学又是同事，有了这一层便利，他便经常随鲁若迪基一起参加小凉山诗人的聚会。只是在聚会中，他通常藏在角落里，痴痴地听大家朗诵刚刚写好的诗，自己胡乱涂鸦的几首，却死死地攥在手心，不敢拿给大家看。可三番五次下来，曹翔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一次聚会时，曹翔勉强挑出几首，递了出去。没想到，这一递，不仅将他的诗歌递到了鲁若迪基的面前，还连同他作为小凉山诗人的新生力量，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之中。当鲁若迪基读到“一只小鸟，背着天空飞翔”时，眼神中流露出一束惊喜，立刻在诗友中寻找起这首《彼此的鸟》的作者，感叹道：“没有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一个诗人就在我们身旁啊！”
一句不经意的赞许，或许有无穷的神力。在鲁若迪基的鼓动下，曹翔壮着胆子，第一次把自己的作品投了出去。经过焦急的等待，曹翔终于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诗歌变为铅字，那种幸福、愉悦之感简直无法言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显露出一点点模样来的。在我，那巨人就是鲁若迪基。”
以前，曹翔在很多人心中是个只会惹是生非的坏小子，诗歌却让他改变了生活方式。他的生活充实、快乐起来，血管里也流淌着更多的爱与宽容。当曹翔的诗集《家乡的泸沽湖》出版后，他特意拿了一些给村里的小学校，还送了一些给那些不愿读书却又崇拜“时尚”的年轻人。现在，很多小学生在老师的讲解下知道了诗歌表达的意思，知道了要崇尚、保护、传承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要以自己是这个民族的一员而骄傲。那些年轻人见了曹翔都要跟他探讨一番关于本民族文化的问题，有些不识字的老人也鼓励他多做这样的事。
2007年5月，当曹翔收到“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的邀请函时，真的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向往已久的首都。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兄弟姐妹一起在房间里拉家常，谈文学，讲心得，说风俗，就像一家人坐在火塘边唠嗑一样。大家唱起自己民族的歌谣，跳起舞蹈，欢快的气氛简直跟小凉山下的锅庄晚会一样。用曹翔日记里的话说：“虽然身在大都市宾馆的房间里，感觉却像驰骋在蓝天白云下的辽阔草原……”那夜，不善言辞的曹翔彻底打消了拘谨，还和鲁若迪基一起演唱了一首普米歌曲……
曹翔的汉语功底不是很好，说不好普通话，这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一定难度。但普米族灿烂的文化一直滋养着他，刺痛着他，也更加坚定了他的创作。他说：“如果说我的诗对于我的乡亲们，特别是青年人还算是有点效的草药的话，我愿意一直背着锄头挖下去。”
那一缕民歌情结
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姑娘，站在泥巴、山泉水筑成墙，松木瓦做成房顶的木屋前，踮着脚，向山垭口外用力地眺望着。古老的金沙江在山的那一边慢慢拐了一个弯，小姑娘并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长江第一湾，更想不到这些童年的图景会对她日后成为一位诗人，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这个小姑娘就是德昂族的艾傈木诺。艾傈是德昂名，木诺是傈僳名，她把两个民族给予她的名字合起来作为笔名，并用诗把自己解释成“傈僳人和德昂人牵手结出的一颗草子”。
童年的时光虽苦，在小艾傈心中却有着无限的生动。上学时，每天天不亮，她就和堂妹一起，把母亲用碎花布拼缝的书包放进背箩，带上头天晚上做好的沙沙饭，点着松明火把，到山下七公里之外的学校上学。下山只有一条窄窄的路，松明微微的火光映着山路两边红一片白一片的荞麦花；如果是春天的黎明，未知的树梢会传来布谷鸟的鸣叫，更多的时候是山风吹灭了手中的火把，她和表妹便在黑暗中风一样地向山下奔去。
晚上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晚饭后，艾傈木诺就歪在爷爷的松木枕头上听故事，或者躲在屋后的核桃树下，偷听堂哥农布和对面山寨的绍青姑娘对唱情歌。月亮下的核桃树影在夜风里摇晃，姑娘的情歌就顺着夜风飘过来，飘进青春萌动的农布心里，也飘进艾傈木诺的心里：
小小火柴，
四方盒上四个角，
阿妹是白胖柴身，
哥是妹脚底火药，
擦一擦黑天就亮起火……
农布的情歌有很多，唱三天三夜也不会重复一句。艾傈木诺一直想记下这些动人心弦的歌词，就追着农布问，不料被农布痛斥不务正业，还被母亲用喂猪食的木勺狠狠打了一顿。但那些山村夏夜里清脆脆的歌声在艾傈木诺的心里一直很美很美。
上了初中以后，艾傈木诺从琼瑶的书中遇见了诗词的美。当时很多同学沉浸在琼瑶式的初恋情感中，艾傈木诺却对她书中洋溢的诗情迷恋不已，并再次唤起埋藏在童年心中的那一缕民歌情结。小艾傈开始偷偷地模仿着写诗，还积攒了厚厚的一大本，那时也不知道发表，每天自己看上几遍就心满意足了。
婚后的艾傈木诺放下了写作。直到婚变后，艾傈木诺带着复杂的心境再次提笔写作的时候，才发现在她陷入婚姻的这几年里，诗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她对此一无所知。但艾傈木诺没有因为这几年的缺席而放弃，坚持在各种文学网站上，修正落后的思维，并结识了诸多诗友和前辈。那段时间，艾傈木诺开始读译著诗歌，并挤出时间到德昂乡村贴近母土。从德昂族民间艺人口头传诵的民间故事、民歌、叙事长诗里，艾傈木诺又找回了儿时收藏起来的那份诗心。
同样受山歌滋润的，还有生活在中缅边境的阿昌族作家孙宝廷。
阿昌族有一句俗语：知了三个，叫声满山坳；阿昌三个，唱得满山歌。不论是上山下地做活、节庆聚会或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阿昌人都要唱民歌小调来抒发感情。在孙宝廷苦苦追寻文学的过程中，山寨的山歌就时时飘荡缭绕在他的心间，就像山寨里开满的山樱花，年年岁岁，香艳不败。
孙宝廷曾到中越边境当过五年的边防军人。正是在军营这所大学堂里，他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那阵子，连队里订有一些文学刊物，可时间久了，连长就纳闷：《民族文学》都跑到哪去了？战士们便一呼百应道：“嗨，都被那个孙宝廷拿走啦！”连长就去找孙宝廷，叫他把“窝藏”的刊物交出来，并打趣地问道：“你小子光说不练假把式，光见你读，啥年月也能在这上边看到你的文章啊！”孙宝廷的脸上涨起一团红晕，仿佛带着一点窃喜，还有几分得意。只见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来，里面尽是密密麻麻、反复修改的文章，还不好意思地说道：“快咯快咯！”这下子连队里可炸了营，大伙这才知道孙宝廷为啥老是抢刊物，闹了半天，人家是梦想着当作家呢！
吃一个盘子的油香
天还未亮，诗人马学武就早早地来到了兰州拉面馆，美美地吃了一碗热腾腾的拉面。店伙计见他满面红光、喜形于色的样子，就问他这是要上哪去。马学武咧开嘴笑了，推了推那副风趣的大眼镜，高声答道：“多斯提不知，我这是赶飞机去哩！”
马学武咋能不高兴呢，他的心早已经飞到了万里之外的江南。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下江南。原来，2007年5月，由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共同组织了“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东部行采风活动”，马学武代表人口仅一万多的保安族，受邀此行。东方之珠的光怪陆离，西湖塔影的婉约清丽，苏州园林的别致典雅，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文坛大师故居的古朴深邃……文学的厚重魅力与长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的新鲜气象，无不令采风团的17位作家心旷神怡，他们是乌孜别克族的阿达来提·艾比布拉、塔塔尔族的买斯古提·海山尼、塔吉克族的巴图尔·阿塔罕、京族的张永东、怒族的和建华、基诺族的张志华、门巴族的仁增措姆、鄂伦春族的敖荣凤、鄂温克族的张晓丽、赫哲族的孙玉森、撒拉族的马毅、毛南族的谭自安、阿昌族的孙家林、德昂族的杨艳等。一路上大家又说又笑，又唱又跳，纯朴、天真得像一群孩子。
2008年4月，“全国少数民族作家改稿班”的邀请函又一次寄到马学武的故乡积石山，他又一次来到了心驰神往的北京。别人发言时，他总是虚心听着，用心地在本子上记着笔记。轮到大伙都说了一遍以后，这位年轻诗人才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诙谐地向众人说：“大伙都在说，可是此时此刻，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我的心情了，我们保安人，人人爱唱歌，那……那我就唱吧！”大家便鼓掌叫好，于是我们的诗人就右手托起在耳畔，闭了眼睛，很陶醉地来了一段花儿。红红的花儿，开放在窗外，诗意的花儿，在他心中流淌，荡气又回肠：
对着远山喊一声：
阿哥的憨肉肉呀
……
荡气又回肠。
经常和马学武一起听课、用餐的，还有撒拉族作家马秀芬。两人虽说一个在甘肃，一个在青海，来自大山的两头，会上却经常在一块研讨问题。有人问他们咋这么亲，二人就得意地说：“都是吃一个盘子油香的嘛！”
童年的马秀芬，一直和外奶生活。一到晚上，外奶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催她入眠。夏夜的风轻拂着院子里的老果树，在明月的笼罩下，斑驳的树影中，外奶就讲起“嫦娥奔月”的故事。马秀芬时常看见月亮中的嫦娥身着白色的绣花长衣，伫立在桂树旁，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看累了，便听着外奶的歌谣入睡。这些歌谣和故事，成了她最初的文学启蒙——
月亮月亮亮光光
光光的月亮里住着小嫦娥
月亮月亮亮晃晃
圆圆的月亮下我家阿娜睡觉觉……
读师范那阵，马秀芬爱上了诗，尤其是在街子乡教书时，每天都抽时间写诗，抽屉里就装了几百首。骆驼泉的古老传说，神秘的清真大寺，淳朴、热情的撒拉人，都是她写不尽的诗行。再后来，马秀芬在县委机关做宣传工作，常常起草文件和通讯稿，离文学越发远了。就在这时，研讨班和改稿班的邀请，让她尘封的诗心再次苏醒。现在她不但自个儿写，还动员爱好文学的同胞都去写，让更多的人来感知撒拉族，欣赏她的美丽。
废纸堆里的好小说
“我的小说发表了！”捧着1991年第1期的《民族文学》，毛南族小伙孟学祥终于开心地笑了。这篇名为《相思云》的小说手稿，曾投过几家刊物都杳无音讯。有一回，孟学祥随朋友去一家地方刊物编辑部，实在忍不住内心的渴盼，想问一问稿子的不足。可编辑对这篇小说并无印象，便让他自己去废纸堆里翻一翻。这一翻不要紧，孟学祥在布满灰尘的纸堆里翻出他的投稿信时，发现那封信粘在另一封信的背面，连信封都没有拆开！他强忍着辛酸，什么也没说，带着稿件就走了，一出编辑部的大门眼泪就不争气地浇了下来。
难道自己苦心创作的小说真的遇不到伯乐吗？他一口气跑到邮局又买了一个信封，写上刚刚在编辑部得到的《民族文学》的刊址，又将这篇小说慎重地投进了邮筒。他深信，是金子早晚会发光……
孟学祥出生于贵州省平塘县一个最边远的山寨，处于广西十万大山的边缘。1983年，孟学祥大专毕业后被分到比较艰苦的西关中学去教书。工作之余无所事事，大家就相约在一起喝酒，很多人喝醉了就跑到学校背后的山上去放声大哭。刚从学校出来的孟学祥很失望，又不会喝酒，就花钱订杂志看。也是在那时，孟学祥开始尝试自己动笔写一些文字。1988年，孟学祥在县城一个朋友那里看到广州的《散文诗报》正在向全国征稿，就把自己认为像散文诗的一篇寄了出去，没想到一个多月后，竟然被刊发了。虽然近两千字的文章被编辑砍得只剩六百字还不到，但他还是很激动。
写作，让别人重新认识了孟学祥，也改变了孟学祥的命运。由于他的作品频繁见诸报端，渐有名气后，工作也调到了县民族中学。但是他一个人要带三个班的英语课，又当班主任，就很少有时间写作。校长发现这一点，十分关照他，把他调到了教导处，于是孟学祥又提起笔来，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三年间，他先后在《民族文学》《青年文学》等发表小说、散文、散文诗近五十万字。
谈到创作成果，孟学祥对自己并不满意。他说，虽然从1988年就开始创作，但发表的作品并不是很多，能让人记住的更是少得可怜。大山赋予他创作的灵感，却也阻隔了远眺的视线，他何其盼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再多一些积累，多一些时代的动感、新鲜的气息；他何其渴望走出那座山，看一看大山外面的世界，听一听多民族文友的建议与批评。
沧海桑田，文以树人。当年抱着稿子四处碰壁的小伙子，如今已经有了一杆不俗的笔，不仅做起主编来，还被推选为州作协主席，文学的路子越走越亮堂。而他主编的那家刊物，恰恰正是当年不拆封便丢掉他稿子的那一家。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生动的机缘？现在想起来，当年那段小插曲，总是伴着初生的文学梦带有一点点的青涩与调侃。他知道那本刊物再也不会埋没好稿子了，至少，身为主编的他常常叮嘱刊物的编辑，一定要慎重对待案头的废纸堆——很有可能，丢弃在那里面的某一篇，就夹着一颗未曾拆封的珍贵的心。
玉米的玉，人民的民
这是1980年的秋天。
熟睡的黑龙江还在做着甜蜜的梦，风拍打着波涛，那柔和的水声，像是有谁抖动着银链，铮铮作响。阳光已不那么刺眼，余晖把江水映得金波滚滚，像是有千万条银蛇在游动。一艘陈旧的渔船上，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正呆呆地望着水波，手中的笔尖已经快要风干。突然，网中的大鱼扑通扑通地蹦了起来，小伙子感慨地一笑，迅速抓起膝头的稿纸，在夜色来临前把偶得的好诗句兴冲冲地记下。
这个坐在船头写诗的赫哲族小伙就是孙玉民。那一年，他20岁。当时，他正在渔业村参加捕鱼劳动，一有间隙，就会像这样翻出褶皱的稿纸，写上两笔。
孙玉民出生在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街津口赫哲族渔乡，这里是全国赫哲族人口最为聚集的地方，《乌苏里船歌》的诞生地。他的名字是母亲给取的：玉米的玉，人民的民。这名字让孙玉民喜欢、自豪一辈子。他还记得母亲在“文革”初期的艰难岁月给儿子缝制的鱼皮靰鞡，穿起来格外保暖。
从小体弱多病的孙玉民，一感冒母亲就把他背在背上，通过十字街心，沿着缓缓的高坡街路向西边的乡医院走去。缓坡后面有无垠的天际、鲜绿的岸柳、清亮的闪着春光的河水，这些印象都随着母亲一起一伏的脚步，一层一层在他的眼前跳出来。
从小学到高中，孙玉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拿到讲台上，作为范文念给同学听。老师常说：“你的数学要像你的作文和字就好了！”乡间的小路上，他常和要好的同学谈论文学理想，忘却了日落和星光，一聊聊到后半夜。睡着了，眼睛却还睁着，呈思考状。那时他的心里隐隐萌动着一个作家梦，可他总觉得太神圣、太遥远，不敢说出口。
1982年秋天，县里通知孙玉民去文化馆写稿，叫他犯愁的是，当天下午就得报到，荒无人烟的90多里路可怎么走呀？心急火燎之时，大舅哥拍着他的肩膀子说：“这是个机会，你一定要去。没有客车不打紧，我赶马车送你去！”说着就套上自家的马，让孙玉民坐在草料上，“叮铃叮铃”地上了路。那是雨后的下午，大地一片清新，乡间的砂石路很宁静，两边是原始的枯黄色的草地和柞树林，那是孙玉民一生中最快慰的时刻，在这清脆动人的马铃声中，他离自己的梦，近了。
20多年来，孙玉民订过好几种文学刊物，几经乔迁，都散落遗失，唯独《民族文学》总是搬到哪带到哪，一本都没丢。他至今还收藏着1981年的创刊号，摞起的刊物已经有好几尺高。他受着文学的滋养和感召，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那枝笔。1991年，玛拉沁夫专程来到他的家乡街津口，鼓励他多出精品，为开拓赫哲族文学多做贡献。而多年后的研讨班和改稿班上，《民族文学》又多次呼吁：“赫哲族才4000多人，就出了孙玉民这么一个作家，他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啊！”
2008年8月9日，北京奥运会开幕了。对于孙玉民来说，这一天更是终生难忘，因为他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寄来的入会通知书，他多年的作家梦，圆了！那一刻，他仿佛戴上了一顶光荣的桂冠，而乌苏里江勤劳捕鱼的父老乡亲，和背起童年的他一步一步去看病的老母亲，仿佛也都歇了脚，拭着汗珠子，骄傲地望着他笑。他攥着通知书，像年轻时那样奔跑了起来！跑在古老的江畔，跑在渔船的码头，跑向黑土地辽阔的莽原，跑向一个金灿灿的收获的季节……
现在的孙玉民用微薄的收入购置了一台电脑，天天练习打字。这位赫哲族历史上第一位“国宝”小说家，如今已开始学习用电脑写作了。
自然之约
“这里真的像天堂！”望着深圳福田皇岗村车水马龙的宽敞道路，典雅的音乐喷泉，连成一片的大型农贸市场和超市，鄂温克族女作家敖蓉惊讶地感叹道。她不敢相信，这个拥有几十亿资产的现代化城区在30年前还只是一个小渔村。改革开放30年来创造的奇迹，逼真鲜活地展现在眼前。
这是敖蓉继研讨班和改稿班之后，在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再次受邀参加中国作协2008年9月组织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赴广东珠江三角洲采访采风活动”。与她同行的，还有独龙族的罗新民、怒族的彭云、景颇族的玛波、毛南族的谭云鹏、鄂伦春族的白剑、乌孜别克族的吾尔买提江·阿不都热合曼、塔吉克族的库尔班纳木·阿洪巴衣，以及俄罗斯族的任蓓蓓、撒拉族的寒栗等17位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其中还包括三位“80后”作家。
性格内敛的敖蓉来自大兴安岭东麓、嫩江右岸的高山阔野之间。上小学时，她正赶上特殊的历史时期，没怎么学习过，汉语表达更是吃力，连造句都很困难。她就坚持一边看书，一边认字，正式开始写作时，已经年近中年。“我们不需要太多的钱，自然界里什么都有”；饥饿年代，鄂温克猎人宁可杀死自己的驯鹿，也不捕猎幼兽和怀孕的母兽。鄂温克族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深刻地影响着敖蓉的创作，使她的小说充满了对自然原生态的观照与捍卫。关于这一点，鄂伦春族女作家空特乐的美学特质就更加明显。
空特乐出身于一个萨满世家，她的作品有记录鄂伦春族历史文化的价值。在我们眼中，空特乐几乎是一个奇才，她那诗意灵动的语言，原初而真切的生命体验，仿佛可以和自然界的万物直接交流。在“鲁迅文学院第四届少数民族高级研讨班”上，空特乐发言道：“阳光洒落到大地上的声音染绿了林子，那是太阳身上各种器官发出的不同的声响。每当听见阳光落到大地上，他们的心听到了大地心跳的回荡。在大地深处，其节奏沉实绵长。他们听见树木的语言，那语言的气味，让他们的魂不再孤单。”
同样是在鲁院的这次少数民族作家高研班上，裕固族作家铁穆尔也谈到类似的观点：几个世纪来，作为农耕、都市化及现代化的后果，草原游牧世界在飞速消失。他心中有一个完整无缺的大草原，每天又面对着周遭的异质文化。这一切都需要重新审视。苦难的历史，忧郁的民歌，崇高而悲壮的精神，是他的民族留给他的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深受铁穆尔影响走上从文之路的还有裕固族的达隆东智。改稿班上的他，一头披肩卷发，红彤彤的脸膛，走起路来虎虎生威，很有些指挥家的派头。他从小生活在祁连山下的牧场上，家人希望他继承祖业，经营牧场，可每当他放牧成群的牛羊，望着祁连山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心就随着长在山尖的云朵一起，飘向外面的世界，飘向文学的仙境。但当他离开牧场，真正开始文学创作时，他的笔触又伸向了哺育他的祁连山草原。草原是他的根啊。
于是我们感受到，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对自然的情怀，是尤其那样的忧伤而感人。正如空特乐在散文《自然之约》中所说：“在他们眼里，自然并不只是衣食之源，更重要的是灵魂和生命的诉说。”
凤凰飞起来
灵魂的行吟者往往是寂寞的，然而当他们结伴同行，就不再孤单，不再遥远。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们并不因寂寞而固步，他们渴望高唱着深情旷远的歌谣，到更加丰沃的原野上疾奔，去寻找同行的歌者。在“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上，他们感到了这种集合的幸福。多位民族作家彼此交融，彼此认知，相亲相爱，情同手足。
羌族作家杨国庆，就是在研讨班中与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心心相印的一位。依依惜别之后，他又在其主编的《羌族文学》推出一期专栏，集中刊发了同学们的作品。他的诗里诗外的故事，连同着与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温暖情结一起，进入了我们的记忆。
说起杨国庆的诗，仿佛大山深处纯朴的矿泉，激荡着阳光的气息和江河拍岸时发出的轰鸣。他写诗，也写歌，那首红极大江南北的《神奇的九寨》，便出自他的手笔。可是2008年5月的那一天，这歌声却顷刻间让我们悲戚难抑。杨国庆是汶川人，大地震发生时，他就在汶川！刹那间，大地撕裂了它的胸膛，震区内外失去联络，废墟中一切未可探知的生命在可怕的信号隔绝中缄默着生的讯息。
震后第五天，经过冒死抢修，通讯信号恢复了。因连日的救助工作疲惫至极的杨国庆，试探性地打开了手机。顿时，他的手和手中的手机激烈地颤抖起来！他就那样怔怔地看着憋积太久的短信，一条紧接一条像变戏法般急迫地蹦出，直到将短信箱挤满，再挤满。泪水骤然间盈满眼眶。他只好一边读，一边回，一边删，又一边擦眼泪。《民族文学》的亲人在念他，各民族兄弟姐妹在疼他，研讨班上的同学们都在呼唤他……太多太多，无从计数。再后来，陆续有朋友拨通电话，当他们听见杨国庆声音的时候，禁不住放声痛哭，杨国庆也是泪流不止。
他给朋友们一一回复道：
目前我还活着。所幸信息昨通，只是……
我即将随第二三批前去完成抢险救灾新任务……
我的新诗集《一只凤凰飞起来》刚由四川文艺社出版，全部被困，万分心痛，其他房屋家产之类于我都不重要……
接下来，我们就收到了杨国庆在废墟中写就的《汶川的门》，而祖国各地的诗稿也雪片般纷至而来，将我们的凝望带向那在劫难与重生中喘息的古老羌寨。最令我们感动的是，一些研讨班上的人口较少民族诗人，直接把诗写给了杨国庆！鲁若迪基在写，艾傈木诺也在写。这是诗人写给诗人的诗，是生命在遥远之地最温情的祈福。
读着它们，我们的眼睛湿润了。
九寨沟
你在歌词里的样子很美丽
写歌的人
你在哪里
断垣残壁下是否
有你等待黎明的曙光亮起
多年以后，那些艰难闯进绝境的短信和电话，那些沉重的诗，那些遥远大山之外的悲伤与慰悦，一定会像巴蜀五月的樱桃花一样，饱蘸露水，开满杨国庆深深的眼窝。那每一滴血管里的鲜红，每一声骨肉间的挺拔，都与世界友爱、民族情感紧紧相连，都与国家胸怀一起呼吸。现在，我们慰悦地得知，杨国庆刚刚含泪写就的长诗《汶川的深度》，即将由作家出版社付梓。杨国庆梦中的火凤凰，已然从废墟深处重新飞起！
水族的潘会也是一只火凤凰，文学的力量让他从脆弱的深谷中振起。他飞出水乡山寨的那一天，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光荣与使命。
那一天，散发着松木清香的吊脚楼里，热气腾腾的酒菜已经摆满。喷香的鱼包韭菜、炕鱼、豆腐、糯米饭、南瓜瓣和一瓶瓶味纯的九阡糯米酒……这喜庆的宴席让人想起水族盛大的端节三十晚。
待乡亲们都入了席，这时阿妮（阿妈）涨红着脸，站起身来，举起一个溢出米酒、飘着酒香的大碗，高兴地对众来宾说：“今天是咱水家人的节日，咱水家出了自己的大作家。明天，他就要去北京学习了，来来来，为他干一碗壮行酒！秀（干杯）啊！”说着，阿妮扬起脖，将碗中香甜的米酒一饮而尽，又呵呵地笑道，“我们水家酒，壮人又提神啊！”
潘会还没等举起这满碗的美酒，心已然醉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因文学而两度赴京的前夕，家乡父老会如此隆重地送他出山；更没有想到，不仅是乡亲，县人大和县政府的领导也竭尽所能提供便利，从十余天长假的批准，到主动帮他筹措资金，再到为他壮行……被疼护的深情让潘会心窝盈润。
他的思绪回溯到了2000年的春天，突降的恶病让潘会几近三脚落水，十人就有九人说他活一天算一天了。没想到，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他竟奇迹般地康复了。既然命不该终，对待余生就应该倍加珍惜。潘会又做起了年轻时的文学梦，一边在家养病，一边学电脑，每天不是看就是写。久而久之，心明了，眼亮了，写出的一些篇什也慢慢显出味道来了！
一碗碗糯米酒将潘会送出山寨，又将他迎了回来。归乡后，省、州作协对潘会的创作很重视，不但很快吸纳他为省作协会员，还在“中国水族文学研讨会”上，重点评点了他的两部小说集，称他的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水族地区的景色、水族人民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内心的喜怒哀乐，在水族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潘会终于意识到，自己对小说的追求绝不仅仅是个人爱好这么简单。他的笔，已经沾满了都柳江倾诉的渴求。在他的身后，“站着一个民族”。他盼望着更多的凤凰从山寨飞出，衔着那宛若“水书”一般古老鲜活、瑰丽奇美的文化，向着世界深情长吟。
太多的名字和故事温热着我们的眼窝，却无法在有限的篇幅里，悉数他们中的每一位。诚然，中国文学的脊梁总是与那些赫赫威名焊接在一起，却不能忽视一些更应该被读者和文学史纪念的名字。我们多想告诉世界，在兴安岭稠密的森林中，在天山脚下辽阔的牧场上，在红土高原清澈的溪流边，在太多太多那么秀美、那么朴质、那么原生的广袤土地，有一群孤独而坚韧的写作者，他们也那么爱文学，也写得那么好，也身负着中华文化的集体记忆。相对于汉族文学和人口较多、易为人知的少数民族文学而言，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创作之路，往往需要承受更多的艰辛与寂寞。他们的崛起，绝不是一个人的崛起，而是一个族群文学表达的崛起，是多元文化样式、文化质感的相遇与认知，是一个国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相生共融的“根”。
就在我们的采访手稿即将收笔时，一个倍加温暖的消息正伴随着收获的喜悦传来：在刚刚出炉的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名单中，我们看到了一连串《民族文学》倍加熟悉的名字：东乡族的了一容、毛南族的孟学祥、裕固族的铁穆尔、德昂族的艾傈木诺、阿昌族的孙宝廷、普米族的曹翔……我们同他们一起，感到了成长的力量。
另一个喜报是，在中国作家协会2008年新会员名单中，我们看到了24个少数民族的53位作家。更加振奋的是，就在这一年，水族、赫哲族、毛南族、基诺族、德昂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7个民族都有了本民族第一位中国作协会员！
无疑，当一个国家的文化有能力关注内部的多元性，并且顾及少数人的声音时，这个国家的文化已经相当成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腾达也推动着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蓬勃成长，一个多元文学繁荣发展的伟大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渴盼着每一位人口较少民族作家，都能在优越的关怀和期待中，优美而深刻地走下去，像根一样，走到土地最深处、民族最深处、生命最深处，最终，以大山的形式、江河的形式，甚至以汪洋大海的形式，出现在当代文坛的眼睛里。
原载《民族文学》2008年增刊
转载《草地》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