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给我缝一个口袋么？我怯怯地问。
啥口袋？奶奶说。
就是砸口袋用的那种口袋。
奶奶的眉头皱了起来。奶奶的眉头总是喜欢皱的，一切灶房以外的麻烦，都可以使她感到负累。可是我知道，每一次皱眉之后，她都会默许的。
奶奶先是钻回到灶房。我听见瓶瓶罐罐乒乓作响。
奶奶钻出了灶房，甩了甩沾着水珠的手。奶奶拖出了那台老迈的缝纫机，揭开覆盖着浮尘的苫布。春天的阳光穿过永和街大院，涌进那扇双层的木窗。灰尘和光线交合在一起，从容地在屋子里飞来飞去。
奶奶拉开了老衣柜，从很深很深的地方翻出一堆碎布。樟脑的气味弥漫在整间屋子，刹那之间，我感到奶奶已经是一个很老的人了。
我不知道她从何时起，藏下了这么多的碎布。只有一块印着月牙花的布头，是我前两年在沙发套上见过的，其余的似乎都很老了。有着细碎蓝花的那一块，大概是九十年代初的；土灰色的，很像是八十年代谁的棉衣一角；墨绿色的那块，恐要追溯到忠字舞的时代去了。这些不同颜色的布，遗抹着时光的迂腐气息，横七竖八地叠卧在地板上等待检阅，像在守候复生日隆重庄严的集结。
奶奶富足地望着满地的一切。
她俯了身，用白皙的手，一片片地开始了翻检和扑打。灰尘浓重了起来，在半空浮游翻转，似乎饱怀着绵密的心事。她把老布们平展展地铺在缝纫机的折板上，抠出那颗火烈鸟般埋在机器下面的黑亮机头，将穿着棉布鞋的小脚，慎重地放在了踏板上。
吱——吱——呀——呀——
吱吱——呀呀——
吱吱呀呀——
机杼的骨节松动了起来。奶奶的眉头舒展了，清洁的额头上泛起安宁的光泽。她一手拨动着转轮，一手往磕头针下喂着花布，脚下的节奏渐渐向着轻快的调子转变。她那样娴熟地驾驶着这台只属于她的老机器，那欢愉优雅的表情，像是一位弹奏俄式风琴的马达木。
如听了摇篮曲一般，不知何时，我酥软地睡去了。
而再醒来，那只缝好的六面口袋，已捧在奶奶持重的手中。
在我的印记里，奶奶是一个脾气不好的女人。
若在她皱着眉头的时候同她戗上两句，咒怨的吼声就会如盛夏的雨点般密集地落下来。因此，孩子们都有些怕奶奶。但其实狠狠地追忆一番，奶奶骂的只是爷爷和四个瓤塌的儿子，似乎从没怎么骂过孙辈，尤其是我。
只一次。
那时节，还没有饭桌高的我，以奶嫩的童声，不知从谁那学来了一声“操”字，正吟得有趣，奶奶已撇下锅铲从灶房冲了出来。
你说啥？再给我说一遍！
我摇头不敢言语。
以后再不许说这个字，听到没？
我无辜地点了点头，羊羔般的小身子已瘫在墙角，战栗不已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想不明白，那个人人都在说的字，究竟犯了什么错，怎会惹得奶奶如此动怒。我不禁有些腹诽，也便未把它记在心上——然而前定中生长的日子里，我但见到嘴里叼着脏字的孩子，便有着本能的隔阂，就像对不是清真的食物，保持着冷峻的警惕。
我成了一个不会骂人的怪物。
从孩童，到成人。要我说出那个字，不知得逾越多少屏障。直至大学毕业离开东北，在北京的文人圈里遇到了铁打的小人，我才发自肺腑地畅快了一声，而且还没有当他的面。
兴他不仁，不兴咱不义呀。
兴他不仁，不兴咱不义呀。
多年以后，这句由奶奶向他父亲学到的叨念了无数遍的话，总在我的耳际轰响着。
快看他的口袋！
那么大，那么大的一只口袋！
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惊奇的喊声已经从四角扑来。那只被我护在心窝的大口袋，就像以往的面包、冰棍和玩具一样，被迅速抢去，并高高地抛向了屋顶。
的确，不光是他们，我也从未见过这样大的一只口袋。一般来说，伙伴们所拥有的口袋，小的可以握在掌心，至大也便是拳头模样。而我的口袋，竟比我这颗与世罕见的大脑袋还要大上一圈！我不禁为奶奶有这样的创意而骄傲起来。
但真正使他们惊异的，不仅在于大，而是它的内里——这是一只棉花口袋！
从奶奶手中接下它时，我已错愕得说不出话了。我记得说过，这只口袋做出来，是要去砸人用的。可奶奶为什么仿若无视，偏偏在我打盹时，往里面蓄上了棉花？难道她不知这样没有重量的口袋，是根本打不远，也砸不到人的么？
我就抱着这个得了巨人症的外强中干的口袋，忐忑地走进了一轮轮的十分钟与一堂堂的体育课。尽管同学们初见这胖口袋时，是那样惊喜，可是在他们久盼方得的自由玩耍的时光里，没有人愿意把这个累赘带进游戏。手心手背分了伙，孩子王瞬间就发好了令。我仓皇地把奶奶的口袋扔在墙角，便加入了砸人与被砸的队伍。
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儿童的游戏。
一代一代传下来。
在南方，它有一个温润的名字，叫丢沙包；在北方，则多叫丢口袋；倘在东北，喉咙粗犷、臂膀有力的孩子们，更乐于使用“砸”这样粗糙的动词。
被沙子或是玉米粒子喂饱的小口袋，在半空矫捷地飞着，像子弹携带着嗖嗖发狠的风声，一次次划破阳光，从耳畔、身侧擦过。几个回合下来都没有砸到人，那个砸口袋的男孩子，面子上很是过不去。他在频繁的俯身和扬臂中，表情渐渐暴躁了起来，一双反射着凌厉光线的眼睛，正在逼视着准备躲闪的弱者。
终于他喊——
这口袋太轻了，换我的！
他从鼓囊囊的裤袋里，扯出一个圆扁扁的口袋，是那种土黄的颜色，不是由六片花布拼起来的方块。那个口袋没有撑满，只装了一点点，就似乎不轻。他掐在手里的是一小部分，其余则像秋天的麦穗一样沉沉地漾了出来，手一摇，哗啦啦地胡乱响着。
我立即慌了，那是一只黄豆口袋啊！
他举起手臂的时候，游戏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了。
翻开老相簿子来，那些黑白相片已泛了黄，打着卷儿。
穿着对襟花袄、拢了两条小抓髻的奶奶，眼神清亮，面颊红润，眉头从来是舒展的、柔和的，分明是一个气质清高的回族美人。那种遥远遁去的美，使我觉得眼前这个总是皱眉头的斑白头发的奶奶，一定在后半生承受了负荷的生命记忆。
当然仅能凭借想象了。
奶奶的童年是封着斋长大的。她爱念书，可是刚坐下来写两笔作业，她的母亲就说：还写啊？便被叫去干活了。永和街老宅的书柜里全是爷爷的书，唯一属于奶奶的一本，被藏在了高处，用手绢细密地包着。一次奶奶谨慎地将那书翻出来，我才知道是一本民国语文教材，脆脆的皮儿已碎了，拼音还是那种我不认得的旧符号。
黄晕的灯下，奶奶嘴角微微动着，用食指比着，给我念起了一个个衰老的音节。
忽然她不念了，将脸挪向了窗外的星天。
聪明的我摇着那个佝偻的背影笑着喊：奶奶不会念了，奶奶连拼音都不会念！
初小以后，奶奶还去读过两年夜校，在七十多人中考过第二名。有邻家女同学从学校跑回来，满巷子地嚷着这个消息。有一阵子，正赶上药厂招工，奶奶就想去，可那时的她已是一个媳妇，和婆婆言说了半句，就被一声厉喝吓没了声，便只得在家里的铺子帮工了。
老奶奶无常后，奶奶的身子似乎舒展了一些。
有一年，爷爷所在的电业系统有个托儿所缺阿姨，奶奶又想去了。奶奶就去了。什么都会做的好巧手，人家当然愿意留，可奶奶上了几天班就回来了。
那是一个汉民托儿所。孩子们中午要带饭，蒸炉里热出来，几个饭盒盖一掀开，奶奶眼前忽地一黑就昏倒在地。别的女老师惊叫了一声，过来扶奶奶，问这是咋了这是咋了。奶奶睁开眼睛摆摆手说，没事，自己脑袋爱迷糊，歇会儿就好了。
奶奶一栽一摇走到门外倚墙坐着，绝不说出晕厥的因由。多年以后，她对我说，能怎么办呢，生在这个民族了，就得多担待。
奶奶为石家留下了四个儿子，取名仁、义、礼、智，独独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儿。这边老大自己穿着开裆裤沿着冬天的松花江走丢了，找回来时小鸡子差点冻掉了；那边老四跌到菜窖里，险些摔折小腿；今天老二放二踢脚把人给崩了，明天老三把药丸当糖豆吞了大半瓶……五个男丁的三餐，洗完就脏的衣裤，哇哩哇啦的哭闹，这些几乎构成了一个曾经仰望星天的女人的全部生命。
奶奶渐渐不再识字，不再幻想着出门去，她索性一头扎进昏暗的小灶房，表情渐渐暴躁了起来。她与火炉为伴，在燃烧的火焰中烘烤通红的手背；她对流水低语，在哗哗的倾诉中洗濯青丝和白发；她严厉掌控着醋瓶、酱油瓶、糖罐与盐罐的摆列顺序，绝不容许旁人的任何指点和侵犯；她强迫爷爷必须在菜刚刚倒出大勺的一刹那出现在灶房，迅速端走，片刻不许延宕。
于是，我常常听见灶房里传出铲子猛烈敲打大勺的声音，伴着奶奶高、尖、亮的颇有戏曲功底的吼腔。有时甚至已不情愿说清“快点”“拿走”这样的词，只是长长地撕扯一声“啊——”如爷爷这边在看电视，没有听到那号令，奶奶就会从灶房里冲出来，举着铲子横在腰间，凌厉地逼视着爷爷，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老死鬼，你耳聋啊？
多少年了，他们已习惯在一个屋顶下吼来吼去。
封斋长大的奶奶，为何不能隐忍更多？是怎样的时光磨砺了人的心性，消融了痴情的梦寐？每次翻开老相簿，与那温润如水的美人对视时，我的心都会泛起软软的哀愁。
砸口袋的男孩子，高高地举着手臂。
恐怖一触即发。谁都知道，被黄豆口袋打中，会是怎样的下场。
飞来了，那沉重的子弹！躲闪了，这惊悸的弱者。节奏渐渐进入了一场高热能的加速，中间一个笨拙的女孩子刚逃到这一边，口袋也跟了过来。她真的无暇脱身了。
一声尖叫，女孩白嫩的脸上一片潮红。
口袋重重地坠落到地上，稀软地摊着。几粒大黄豆从磨破的洞洞里滚落出来，在阳光下滚出几道金黄色的射线。空气骤然凝重了起来。女孩捂着半边脸，懊丧地退到角落里蹲下，眼中反射出一汪浅浅的湿润。
你们打吧，我没事。
可是谁也不想打了，游戏在静止中尴尬地散了场。
我的棉花口袋，不动声色地记录了这个春天午后发生的一切。它寂静地待在没人注视的角落里，挺着博大的肚子，一脸安详。那松软、洁白的棉芯，被包裹在细细密密的针脚里，绝不向外显露。
得知奶奶猝然无常的那个晚上也是春天，而我已离乡多年。
那只曾陪伴了我仅有的几年自由时光的大口袋，那只从来砸不到人，只能当作睡枕抱在书桌上的大口袋，那只混合着樟脑、棉絮和阳光气味的大口袋，早已不知归处了。
灶房里寂静无声。酱油瓶子还敞开着盖子，糖罐还是盖得严严实实，金鱼花底儿的脸盆里，手巾依然带着香皂的清香气，可锅铲敲击的声响，不再有了。
我曾经长久长久地以为，奶奶的心里恨爷爷。可现今我才忽然想起，在爷爷那一次教我骑自行车，双手把牢后座，跟着我向前奔跑以后，奶奶曾一次次埋怨：你爷爷有高血压、心脏病，怎么能那么跑！我曾经长久长久地以为，奶奶对儿媳有着本能的挑剔，常抱怨这个做得不对，那个做得不好，可是当永和街大院再没有那个佝偻背影的时候，一个老邻居从很远的地方找回来，四下打听：这里有一个回民老太太，怎么找不到她了。
当我与这个白发老人见面时，她含着眼泪说：
你知道吗，你奶奶逢人没有别的话，只说她有四个好媳妇。
真主啊，时光的机密何必掩藏得至深至迟呢？
当我想面对奶奶，最后一次细细地端详她时，当我想对她说出人们的误解和宽容时，她已躺在旱托上，身上盖着一片比棉花还要洁白的布单。我随着苫面的人流缓缓地走着，眼窝沙沙地疼着。阳光顷刻间穿过寺院，斜长地铺满厅堂，我惊异地看到了一个面颊红润，气质清高的美人，那盖头①下的眉头是如此舒展、柔和，仿佛一生中从未皱起。
原载《回族文学》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