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育宁
沙漠化是我国乃至世界威胁人类生存的严重危害之一。据统计，我国现在沙化土地面积达169万平方公里，90%集中在西部地区，而且土地沙化速度继续加快，从1994年前年均扩展2460平方公里，发展到2002年的3436平方公里。
宁夏是我国沙漠化严重的地区之一，全区西、北、东三面分别被腾格里、乌兰布和和毛乌素沙漠包围，到2002年沙化土地面积达126万公顷，占全区总面积的24.3%，高于17.65%的全国平均水平。严重沙化的土地集中分布于北部的盐池、灵武、陶乐以及中部的中卫、中宁、同心等县。
宁夏地区沙漠化的成因，大致是两方面，一方面，宁夏北部和中部荒漠草原干旱多风，地表多为砂性母岩，近百年来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而人为滥垦、滥牧、滥樵采导致草原退化、破坏，则加速土壤风蚀，使草场演化为沙化变型，进而演变为平沙地、沙丘。前者是内因，后者是重要的诱发条件，二者互相促进。本文将从历史演变和社会人为因素的角度，介绍宁夏北部和中部地区，主要是灵武、盐池与中卫、中宁一带沙漠化的变化情况。
宁夏北部黄河东岸灵武、盐池县境内的沙漠通称“河东沙”。河东沙何时出现，很难考证，但在《魏书》中却记载了1500多年前这一地区沙漠的踪迹。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薄骨律镇（今灵武）大将刁雍在陈述从薄骨律镇到沃野镇（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巴拉亥）运送军粮的奏表中说，这条路上已是“道多沙深”，轻车来往已经很困难，如是运粮重车，更难行走，往往被深沙所阻。这条线路是从灵武向东北，经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而达杭锦旗北部。当时虽有沙阻，尚能行车，说明沙漠面积不大，也未成片。而今这条线路却无路可循，已被河东沙和其北的陶乐以东五大沙、再北的库布其沙漠所湮没，这几片沙区各自连成了片，早已不可能保留刁雍运粮的古老道路，刁雍也在上奏之后改为水路运粮。由此可知，河东沙至少在1500年前就出现了。
河东沙的蔓延和加剧，主要是明清及其以后。明代以后，宁夏为“九边”之地，驻军建堡，人口增多，特别是屯田开垦，促使了干旱沙质土地的风化侵蚀，使沙漠化大大发展了。1960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到灵武河东沙区作实地考察，特别指出在红山堡所见沟蚀的发育，是草原被破坏引起沙化严重后果的典型。红山堡在灵武城东约33公里，北去边墙不过半公里，是明代正德十六年（1521年）所筑沿边军事城堡之一，到清同治年间因战乱而废。侯仁之先生当时看到的情景是，这座方形土筑城有东门一座，外有瓮城，城内除房屋残基外，已经空无一物。而堡城之外，沟蚀纵横，特别是城东门外，有一道主沟，自南而北，虽不甚宽，而悬崖壁立，达十数米，以致入城道路横遭阻绝，不可通行。强烈的沟蚀显然是城堡修建以后的现象。类似的沟蚀情况还在灵武的张家沟崖、牛毛城、瓦丈城发现。这种严重沟蚀现象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主要是由于天然植被经过大规模开垦以及过度的樵采和放牧之后，坡面径流强度增大、土壤失去庇护的结果，这在黄土层比较厚的地方，尤其显著。侵蚀掉的土，一部分流入黄河，一部分沉积河旁，成为流沙的一个来源，这也是风蚀和干旱造成就地起沙的原因。这一现象说明，沟蚀是与河东沙区的沙化扩展紧密相连的，时间当地16世纪中叶及其以后。到了17世纪初的万历年间，河东沙已成为茫茫沙区了。据成书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万历宁夏志》记：“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今盐池县城西南45公里处的铁柱泉城，建于明嘉靖中叶，距今约450余年。建城之初，原有流泉，称铁柱泉。泉筑城中，城即因泉而得名。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纂修《嘉靖宁夏新志》的管律在《城铁柱泉碑》中对当时铁柱泉城一带的自然环境作了真实的记载，他称铁柱泉水涌甘洌，“日饮数万骑弗之涸。幅员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当时实地视察过铁柱泉城的刘天和留下的记载也说：“其堡四周空闲肥沃地土又广，合委官拨给，听其尽力开垦。”这说明，铁柱泉一带，即今盐池县腹地，当时还是水草丰美的地方，是可以开垦的沃野。在此筑城，主要是设置一个防止蒙古兵南下的军事据点。从明初开始，沿北部边境设“九边”，大量驻军，就是为了防止蒙古兵马的南下，但仍然未能阻止，明蒙战争频仍。巧世纪中叶明成化年间，在河套以南花马池一线修筑边墙，加强了对河套蒙古部的防范。大量的士卒驻扎于边墙一线，军屯也就势在必然。边墙修成后，沿边之内便陆续被大规模开垦起来。当时地广人稀，耕作粗放，土地开垦之后，不到三五年，即因肥力损耗而“撂荒”。
由于不断的开荒和撂荒，再加上过度的樵采和放牧，久而久之，终于使本来就稀薄的植被遭到掠夺性的破坏，其结果是使干旱的沙质土壤引起流沙，造成沙漠化。明中叶以后，盐池县的沙化景观就十分突出了。当时到过花马池的官员如总制刘天和登花马池城楼曰：“沙白秋容淡，楼高爽气多。”巡抚杨守礼至花马池城楼诗曰：“云连紧寨析声远，风卷黄沙马足迟。”都描写了当时盐池县一带沙漠化的情景。到了清初，沙漠化的后果更为明显。随从康熙帝第三次征葛尔丹（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的高士奇，在《息从纪程》中描述途经花马池的情景：“近花马池一带，飞沙特多。高与城谍，军士挑扒，劳苦无功。”流沙已经没及城墙，需要经常挑扒清理，可见沙漠化的程度已经很严重了，但这种状况并没有使盲目的开垦有所收敛。到清末光绪年间，花马池一带仍在滥垦。据光绪年修成的《花马池志迹》载：“自同治兵焚后，地多荒芜，迄今陆续开垦。现垦民地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三亩……一现垦屯地一百三十二亩。”现在，铁柱泉城偌大一座城池，已经荒弃，高大的城门洞大半已被沙湮。瓮城之内，积沙甚多，城中的铁柱泉，已经渺无踪影，四周墙下，堆满积沙。城北流沙成带，向东偏北方向延伸。
明代以后，宁夏地区沙漠化的迅速发展，是与明代开始的大规模屯田开垦、特别是沿边荒漠地区的屯田开垦直接相关。从明初洪武九年（1376年）建立宁夏卫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屯田，每百户为一屯，又实行“军三屯七”，即十分之七的士兵从事屯田；永乐初设立屯堡制度，几屯为一堡，筑城储粮。据史籍记载，在明永乐初年，宁夏四卫24000多驻军中，有14000余人耕田达8300多顷。大规模的屯田在宁夏发展很快，史称“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据《明实录》载，永乐年间宁夏屯田8337顷，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达到18825顷，在183年中增加两倍多，同300年前元初宁夏“溉田万余顷”的最高纪录比较，已超过大半。其间，即使是在全国屯田制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宁夏的屯田仍在继续发展，其中主要是开垦了花马池一带的荒地。成化时役军将花马池以西200里的荒地予以开垦。嘉靖年间督抚官贾应春、王梦弼拨新招军士将花马池一带两万余顷荒地辟为农田。这样大面积、而且时间比较集中的垦殖，除原有的沿河灌区外，新增的部分有相当是在北部沿边驻军的干旱荒漠地区。干旱荒漠地区的连续开垦和不断风化，使地力消耗殆尽，松散的沙质土壤裸露于地表，往往开一亩，风吹沙起又压一亩，造成两亩沙化。
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的专家认为，在盐池境内，沙漠（指流动沙丘）出现的上限是公元1540年，在以后的400年间，不仅出现了沙漠，而且发展很快，同时认为，本县境内的沙漠主要是就地起沙。自明中叶以来的400余年间，这一地区未有发现气候或地壳剧烈变动的情况，因此引起“就地起沙”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的因素。明代以后在宁夏地区的大规模开垦，特别是在北部干旱荒漠地带的滥垦，是造成就地起沙和流沙蔓延的直接原因。当然也不排除在1540年以前及以后来自东北方向毛乌素沙漠的影响。距今盐池县城北二三十公里的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二道川、三段地，即是毛乌素沙漠的南缘，有名的二道沙梁、大沙头就在这里，是北风带来沙尘的沙源。今盐池县以东的陕西靖边县北部，早在唐代，就已受到毛乌素沙漠的侵袭，而且不断向西、向南扩张。靖边县北的白城子，即大夏国的统万城，公元5世纪建城时还是“临广泽而带清流”的优美环境，北魏灭大夏改统万为夏州，唐仍在此设夏州。公元9世纪，这里的环境已是“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宋淳化五年（994年），宋太宗毁夏州城，一方面是为了铲除党项平夏部的活动中心，另一方面是因为夏州已深在沙漠。唐宋时期夏州地区已出现的严重沙化及其蔓延的势头，不能不影响到距夏州一二百里的盐池境内。毛乌素沙漠南下的扩张趋势至今也未得到完全的制止，并且早已经跨进了盐池县境内。
中卫和中宁县境内的沙漠主要是黄河北岸腾格里沙漠的南移而形成的。腾格里沙漠在中卫县城以西的地区已逼近黄河，流沙不断落入黄河之中，这是造成黄河含沙量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流沙还对沿黄河北岸而行的包兰铁路造成重大威胁。
根据各种考古资料综合分析，腾格里沙漠是在东汉以后，主要是在明清及其以后逐步南移，并占据了中卫县的西北而逼近黄河的。
在与中卫县北境毗邻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腾格里苏木（乡）境内，其西北的双鹤山，发现有岩画，从保存比较好的画面上看，有山羊、著尾人、人面像等等，大致属于青铜时代或更早时期活动在这一带的匈奴族所创作。在腾格里苏木境内的另一座叫做通湖音乌拉山的山脊上发现有古代的石刻文字，石刻高1.2米，宽1米，刻文19行，字体为隶书。刻石内容是记述南匈奴配合汉朝，联合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石刻的时间当是东汉时期。这一地区发现的岩画和石刻表明，大约在东汉时代，在今阿拉善左旗南部的双鹤山和通湖音乌拉山地区，有驻牧的匈奴人，汉文隶书石刻遗留表明，汉王朝的势力也扩展到这里，也就是说，穿着士卒衣衫，实际从事农耕的汉人迁移到此，说明生态环境良好，宜牧宜农。而如今这一地区已是腾格里沙漠连绵的地区。
东汉南匈奴归附后，有大量汉人移居边塞进行农耕，留下了众多遗迹。在中卫县城西40里的镇罗乡胜金村，有东汉时代的墓葬，出土有五铢钱及其他汉代文物。该墓地南距黄河只有五六里，现在是沙砾地区。在中宁县黄河北岸流沙地区，也发现过此类汉墓。这说明，在阿拉善左旗南部沿黄河岸边，在东汉时代都有农耕的汉人居住。而现在这一片全是流沙地区了。
以上这些考古发现明确表明，腾格里沙漠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移动，并侵占了黄河北岸地区，显然是在东汉以后发生的。汉以后，这一地区始终有汉族人居住。中宁县黄河北岸的石空寺石窟创建于唐代，西夏和元代都进行过修缮，至清代，石空寺仍然香火不断，至清末废弃。石空寺“因山筑台，凭栏远眺，河流环抱，村堡错落”，而如今石空寺已被流沙淹埋，新中国成立后，13孔石窟，仅有一洞可入。
为什么说腾格里沙漠的迅速移动，主要发生在明代和清代及其以后呢？明长城被流沙的淹埋，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在黄河左岸宁夏境内的明长城，其北段一直是沿贺兰山南行。至中宁县、中卫县以后，则转作东西走向。中宁、中卫县境内的明长城，已有相当一部分被腾格里沙漠所淹埋。明代能够在这里修长城，正是因为这里尚无沙漠。长城修成以后，由于腾格里沙漠的剧烈移动，一直移到了明长城脚下，甚至湮没了一部分长城。中宁、中卫县黄河北岸的流沙和沙丘，大致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和堆积的。明清以后，这一带居民增加很快，大量的开荒和樵采，引起植被的破坏，难以阻挡西北来的风沙，促使了腾格里沙漠的推进。据清前期撰修的《中卫县志》记载，中卫县城西的今沙坡头，因沙所积而称沙山，“人马惮行，浮沙没胫”。
由此可见，腾格里沙漠的南移，以至于侵占了中卫、中宁县黄河北岸地区，在时间上，大体是在明清及其以后，距今约400余年；而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人口的增加和开垦的加剧，使原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彻底破坏，为腾格里沙漠的南移创造了条件。内因和外因互相促进，终于造成了严重的沙漠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