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育宁 杜建录
公元11至13世纪，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党项羌建立了一个多民族政权叫大夏，因居于宋王朝之西，历史上又称西夏。西夏的面积约66万平方公里，包括今宁夏大部、陕西北部、甘肃西部以及内蒙古、青海部分地区，人口200万左右，都城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
西夏立国近二百年（1038年～1227年），党项人积极吸收先进的汉族文明，凭借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推进了西北地区的统一及民族融合、经济发展，为中国元代大统一奠定了基础。虽然中国有悠久的治史传统，但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元修宋、辽、金三史，没有为西夏修一部专史，只在三史中附西夏纪传，加之西夏文艰涩难懂，使西夏的历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近百年来，随着对早已失传的西夏文字的发现与研究，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在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西夏考古的大量发现，对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逐步深入，西夏社会及其发展的面貌越来越清晰。本文将对西夏历史文化的概貌作一简要介绍。
西夏的建立、中兴与灭亡
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大约在公元6世纪后期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长期居住在今甘肃、青海、四川三省毗连的辽阔草原上，过着“不知稼墙”《隋书·党项传》的游牧生活。公元6世纪末，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结束了几百年的纷乱局面，党项羌归附隋朝，接受册封，建立贡赐关系。唐朝建立后，党项羌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唐太宗时内附党项达34万口。
党项人自称番（音“弥”）或弹药、饵人。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说：“番国三大山，冬夏降雪，日照不化，贺兰山、积雪山（祁连山）、胭脂山。”中原汉族及其建立的隋、唐、宋诸王朝称其为党项，《隋书》、新旧《唐书》、《宋史》均列有《党项传》。突厥等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称其为唐古或唐古特（tangut）。波斯人拉施特所著《史集》与著名的蒙古史书《蒙古秘史》则将党项夏国称为唐兀惕（tankgut）。与西夏同时代的辽、金政权及后来的元朝，亦称党项为唐古、唐括、唐兀。唐古特、唐兀惕、唐古、唐兀、唐括，当为党项的不同音译。
唐朝开国的同时，吐蕃奴隶主政权在青藏高原上崛起，不断向外扩张，与唐朝展开了争夺青海与西域的斗争。当时唐朝利用吐谷浑与党项羌作为前沿阵地，遏制吐蕃北上与东进。由于太宗李世民积极经营，遣文成公主人藏和亲，使唐、吐蕃、党项等在这一地区得以友好相处。李世民死后，这种和平局面被打破，公元670年前后，吐蕃攻占大部分党项居地。为了免遭吐蕃的奴役，党项拓跋等部征得唐朝的同意，陆续从甘、青、川三省毗连的高原草地，迁往陇右庆州（今甘肃庆阳）等地，这是党项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
党项内迁后不久，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抽调河陇戍军人卫京师，西北边防空虚，吐蕃乘机攻占河西陇右数十州之地。这样党项与吐蕃的居地又连接在一起，为了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寇掠，唐代宗采纳了郭子仪的建议，将庆州党项迁往银州以北、夏州以东的沙漠地带（今鄂尔多斯高原南缘），这是党项历史上第二次大迁徙。
党项拓跋部比较完整地从松州地区迁往庆州地区，后又迁往平夏，一直保持其在党项羌中的强族地位，其首领世代被唐朝授以高官。公元9世纪后期，拓跋部大首领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嘻宗升为定难节度使（治夏州，故又称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封夏国公。从此夏州拓跋氏又称为李氏，统辖银夏绥有四州八县之地，夏州拓跋政权由此成立。
五代十国（907年～960年）时期，中原政权更替频繁，无暇顾及偏居西北的夏州拓跋政权，拓跋李氏则为了保全实力，尽量避免卷入内战漩涡，在这50多年中，名义上一直对统治中原的梁、唐、晋、汉、周以及盘踞河东的北汉政权保持臣属关系。
公元982年夏州节度李继捧因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率族人至汁京开封朝觐宋帝，把夏州节度所统辖的四州八县全部献给宋朝。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对此坚决反对，乘机率亲信逃往夏州东北的地斤泽（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巴彦淖尔），起兵抗宋。当时宋辽战争正处于激烈阶段，李继迁利用这个矛盾，采取“联辽反宋”战略，辽朝也希望通过李继迁牵制宋朝，授其为定难军节度。在辽朝的支持下，李继迁屡败宋军，迫使宋朝于公元997年让出“收复”的银夏绥有四州八县之地。李继迁恢复故土后，又进一步向外扩张，公元1002年～举攻克宋朝西北重镇灵州，易名西平府，定为都城，将统治中心由夏州迁往灵州。
公元1004年李继迁战死，宋朝答应李继迁子李德明的求和，封其为西平王，宋夏达成景德约和。景德约和后，李德明一方面和好宋朝，积极发展生产，通过岁赐和贸易的方式，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积极用兵河西，基本奠定了西夏王国的疆域。随着经济发展与疆域扩大，李德明开始为称帝建国做准备，将都城由西平府迁往兴州（后改为兴庆府），大建宫殿官衙。
公元1031年李德明卒，其子李元昊继位后加快了称帝建国的步伐。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使用西夏自己的年号；废除唐宋以来赐给拓跋氏的李、赵姓氏，改姓鬼名氏；下令秃发，耳戴重环，以突出党项民族特点；升都城兴州为兴庆府，大兴土木，广修宫室；创制西夏文；仿宋朝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栩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等机构；在全国设置十二个监军司（后增加到十八个），每个监军司相当于一个军事战区，设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各一员，总兵力37万。另外，选5000善骑射的豪族子弟组成侍卫军，元昊亲自掌握。又建3000铁骑，作为禁卫军。
一切准备就绪后，公元1038年10月，30岁的李元昊在兴庆府南郊筑坛祭天，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建国号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柞，表示自己承命于上天。这时西夏王国的疆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北抵大漠，南临萧关，面积约66万平方公里（极盛时达80余万），人口150万左右（后增加到200万左右）。
元昊称帝建国次年（1039年）正月，遣使上表宋朝，请求宋仁宗“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这一行动引起宋朝统治集团极大不满，仁宗下诏削夺元昊的官爵、皇姓，停止贸易往来，在沿边张贴公告，悬赏元昊的人头。这一举措促使了元昊提前对宋用兵。随后数年间，西夏向宋朝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并取得了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碧三大战役的完全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新建的政权。
（1）三川口之战
公元1040年初，元昊点集西夏主力部队，用猝不及防的突击战术，一举攻克延州（今陕西延安市）北面屏障金明碧，乘胜进围延州，宋大将刘平从庆州赶来增援，行至三川口（延川、宜川、洛川三河交汇处），便陷入元昊的埋伏圈，宋军奋战数日，死亡相继，主帅刘平、石元孙等力竭被俘。延州城被围七天，形势非常危急，恰遇大雪天寒，元昊才领兵退回。
（2）好水川之战
三川口战败后，宋朝调整陕西边帅，由韩琦、范仲淹分别负责郁延路与径原路的防务。但两位边帅的战略主张不尽相同，韩琦主张集中兵力，深入进攻，寻找西夏主力进行决战。范仲淹则主张稳扎稳打，蚕食西夏领土，最终达到制服的目的。宋宗仁为了尽快结束战争，采纳了韩琦的主张。
韩琦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进攻，公元1041年元昊再度向宋朝发动了大规模攻势。韩琦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集合军队数万，交大将任福统领出击，任福等行至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再度陷入元昊设好的埋伏圈，宋军一战大溃，将校士卒死者万余人。
（3）定川碧之战
公元1042年秋，元昊又亲率军队进攻镇戎军，宋大将葛怀敏领军迎战。这次元昊仍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把宋军主力吸引到定川碧，然后用重兵包围。葛怀敏发现中计，结阵向镇戎军转移，行至古长城边，退路被夏兵截断，将士9400多人、马600余匹全部覆没。
从1038年李元昊登基为开国皇帝，到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共有十位皇帝继位，其中第五位皇帝是公元1139年继位的仁宗李仁孝。李仁孝继位初，西夏境内虽然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和强烈的地震，爆发了人民起义，但李仁孝作为一代励精图治的明君，采取了强有力的内政与外交措施，推动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发展，到天盛年间（1149年～1169年），西夏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盛况，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这就是西夏历史上的仁孝中兴。
政治上，西夏立国百年来以帝后矛盾为表现形式的蕃汉礼斗争，最终以代表封建制发展方向的汉礼取胜而告终，西夏政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得到发展。李仁孝天盛年间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明确规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在推进农业发展的同时，商业交换也进一步繁荣，天盛十年（1158）李仁孝设通济监，铸“天盛元宝”。天盛钱是目前出土量最大的西夏货币。思想文化上，确立了以儒治国的方针。1143年李仁孝下令各州县设立学校，在宫廷设立皇家小学。1145年建大汉太学。1146年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各州郡悉建立庙祀。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儒家经典的需求越来越大，李仁孝在向金朝购买儒、释书籍的同时，多次组织人力大量翻译印刷儒家经典。
公元1193年李仁孝卒，西夏极盛而衰，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在蒙古进攻下灭亡。
公元1205年铁木真借口西夏接纳了蒙古仇人，率兵攻破力吉里寨，纵兵大掠而还。蒙古退兵后，桓宗李纯佑大赦境内，改国都兴庆府为中兴府。公元1207年成吉思汗第二次出兵西夏，攻占兀刺海城，后因粮草不济而退。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第三次出兵西夏，包围中兴府。时值大雨，河水暴涨，蒙古人筑堤引水灌城，中兴府居民被淹死者不计其数，就在城墙即将倾塌时，突然城外决堤，反过来淹了蒙古兵营，于是自行撤围。公元1217年蒙古军队渡过黄河，第四次出征西夏，逼进中兴府时，神宗李遵项出逃。公元1223年李遵项让位给德旺，次年蒙古军第五次用兵西夏，进破银州，李德旺表示纳质投降，蒙古人乃退。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迟迟不纳人质，再一次大规模伐夏，攻陷肃、甘、凉、灵等州，次年（1227年）初兵临中兴府。这时成吉思汗除留一部分兵围城外，自己率领大军渡过黄河进攻积石州（今青海省贵德县），彻底截断夏人退路。6月被蒙古军围困达半年之久的中兴府弹尽粮绝，加之又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已失去了抵抗能力，末主李观走投无路，遣使向成吉思汗请求献城投降。7月避暑六盘山的成吉思汗病重，遗嘱死后秘不发丧，夏主献城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的军民全部杀掉。继而成吉思汗病死，蒙古人遵照遗嘱，将前来投降的末主李视等杀死。建国189年的西夏终于灭亡。
西夏亡国时，由于蒙古军的征服和杀戮，党项人四处逃亡，分散各地，数百年后，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党项人，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西夏经济
畜牧业是西夏党项羌人传统的生产方式。西夏疆土自古就是有着良好自然条件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河西凉州素有“畜牧甲天下”的美誉，历来有牧养牛、羊、骆驼的传统。山丹山（今张掖山丹县东南）盛产良马，是西夏军马的主要供应地。西夏发祥地鄂尔多斯地区，春秋战国至汉代末年，曾是匈奴人发展畜牧业，借以生存的重要基地。北魏时这一地区以畜牧业为主，养马、骆驼、牛羊无数。阿拉善高原盛产骆驼，是西夏骆驼的重要产地。这些较为优越的畜牧生产条件，为西夏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夏还利用祁连山、贺兰山山地草场牧养牦牛。
西夏立国后，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学习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其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灌溉事业发达。银川平原是最早开发的引黄灌区，留下了唐徕、汉延等自流灌溉渠道。西夏继承这一传统，兴修水利，使农业生产“岁无旱涝之虞”（《宋史·夏国传》）。
生产工具与耕作技术进步。《番汉合时掌中珠》与《文海》二书记载的西夏农具有犁、耙、镰、锹、镐、褛等，其中犁、耙、锹等木柄铁农具在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中有形象描绘，其形状类似近代农具，可见其耕作工具已相当先进了。农田耕作技术与宋代北方地区基本相同，特别是西夏人凭借故有而发达的畜牧业，广泛采用牛耕。牛耕与铁犁推广，为扩大耕地面积和深翻土地提供了条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西夏农业生产水平跃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