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的学校教育从东汉开始，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其教学内容都是以儒学的传播为主，而儒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官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政府输送人才。无论是官办还是私立，学校教学内容都是以四书五经、纲常伦理为主，在私塾及启蒙教育中，教材一般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等。土家人由于受到汉儒文化影响，接受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读书做官成为社会人生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虽然，历史上通过科举取士，土家族中出现了很多杰出人才，但也同样束缚了土家族人才的全面发展。
随着现代教育的兴起和时代的变化，土家族这一传统观念也逐渐改变，现代职业观开始成为社会共识。读书人的观念由过去读书为当官，已转变为学习现代文化科学技术，增强自己的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通过自立、创业等多种途径服务于社会。
第二节 教育发展
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桥梁和纽带。土家族教育既是土家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土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几千年来，土家族教育与土家族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促进了土家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一、历史发展脉络
土家教育先后经历了羁縻州县时期、土司统治时期、改土归流后时期及近现代时期等不同阶段，前后发展相互联系又有变化，为土家族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首先，自秦至宋的1000多年羁縻州县时期，关于土家族学校教育的记载始见于汉代。西汉初，废除了秦王朝的各种文化禁令，学校教育得以恢复和发展。汉武帝时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汉平帝时则进一步规定郡国设学、县邑设校、乡村设庠序。《舆地纪胜》载，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曾联手马援镇压相单程起义的宋均治理“五溪蛮夷”，因“其俗少学者而信鬼巫”，即“为立学校”。
唐宋之际，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土家族地区的控制，普遍建立羁縻州县制度，以达到“以蛮治蛮”的根本目的。此时科举兴起，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中央王朝既让那些归顺的土酋自治其地，又按科举之法在该地区推行“巴酋长子弟，量才授仕”的政策，推动了土家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土酋子弟以此为仕进之途，从而激发起当地上层社会兴教办学的热情，各地土酋纷纷高薪聘请才识渊博的儒生教授自己的子弟。另一方面，科举取士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土家族民间社会尊学重教传统的形成，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舆地纪胜》记载唐代有个叫谭伯亮的巴东人，喜好读书藏书，生前曾手抄千余卷，临终前不忘嘱托亲属妥为保存，以供后学子孙使用。
其次，元明清土司统治时期中央王朝在土家族地区大兴儒学，用以“教化蛮民”。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下令“诸土司皆立县学”，永乐六年（1408年）酉阳设立宣慰司学。弘治十四年（1501年），明孝宗明令规定：土司、土官子弟，凡要承袭土职的必须入学，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在朝廷政策的导向和强制下，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土官及其子弟，纷纷前往教育比较发达的附近州县就读。在湘西，永顺土司彭明辅曾求学于辰州。清初的容美土司田舜年，不但本人年轻时到荆州学习，而且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先后送往荆州读书。中央王朝的这些强制措施，使儒学进一步深入到土家族地区，土家族统治阶级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官员和文人墨客，他们为土家族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书院开始在土家族地区兴起。自彭元锦在老司城设立若云书院之后，土家族地区一时书院林立，如辰州崇正书院、让山书院，施州龙洞书院等。这些书院基本上不是学术探讨的机构，而是官办的学宫或由官方控制的塾学，且带有明显的儒家文化色彩。
第三，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教育发展较快，对土家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作为文化变革的导向性力量和标志，学校在土家族地区更是空前繁荣。办学形式大致有四类：一是官学。官学是指清政府在土家族地区设立各类府学、州学、县学，此类官办性质的学校自改土归流后，随着流官的进入而在各县陆续设立。到乾隆中期以后，土家族地区各县均设立了县学。二是私学，即改土归流后大批接受过汉文化教育的学者，进入土家族地区所开办的书院、义学、私塾、社学、族学等教育教学机构。三是临时教育，即利用农闲时间教授村农的教育组织。据说这些学堂内常常灯火通明，书声朗朗，学子们夜以继日地读书，学风甚浓。四是幼儿教育机构，雍正年间土家族聚居的湘西永顺等地开办了育婴堂。乾隆《永顺县志》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永顺知县徐正恩，择旧县署八间官房，设育婴堂一所”。随后，土家族地区的幼教事业发展起来，各厅、县相继办起了育婴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桑植县知县钟人文，把县城常平仓库西义学改建为育婴堂。永顺府亦在县城的江西会馆、塔卧的杜氏宗祠等处设立了育婴堂。
第四，近现代时期土家族教育发展变化较大，一方面是旧式教育的衰微，另一方面是新式教育的兴起。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在土家族地区传教兴学，新式学堂和西式教育开始出现。至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校”，土家族地区随之在旧有书院的基础上改建学堂，各县相继建立了高等小学堂，永顺、施南两府所在地建立了中学堂。与此同时，一些私立学校也相继开办。1906年永顺县设立了私立竟文国民学校，1907年巴东县建立了高等、初等女子学堂。1915年，古丈县设立的私立小学多达50所之多。民国以后，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大片国土沦陷，一些沦陷区的学校被迫迁往湘鄂西土家族地区，从而促进了土家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从长沙迁来的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学校，另外各县在20世纪30年代分别建立了中心小学。武汉沦陷后，许多大中专学校迁往鄂西恩施；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国立第八中学、江苏省立旅湘中学等分别从长沙、江苏、安徽等地相继迁至湘西吉首、保靖等地；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省立医学院、省立工学院、省立农学院等纷纷迁入或重新组建于鄂西南，是为土家族地区高等教育之萌芽。
总之，在古代土家族教育是土家族与汉族文化的交融史，促进了土家族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近现代以后新式教育的出现和发展，也带来了土家族近代新文化的生成和发展。
二、新时期教育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土家族地区教育迅速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湖北恩施创办了恩施工业专科学校、恩施师范专科学校和农业专科学校。湖南湘西则在1958年创办了着名的吉首大学，随后又相继创办了吉首农业专科学校、医学专科学校。改革开放后，正如百废待兴的其他行业一样，土家族地区的高等教育步入了高速发展期，迎来了春天。恩施建立了鄂西大学即今天的湖北民族学院、恩施州广播电视大学等高校。吉首大学发展成为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教育部重点支持的西部地区大学之一，被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誉为“湖南的骄傲”。总而言之，一大批的现代化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为土家族地区教育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和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拥有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才，而这些人才正是来自土家族地区的许多高校。这些高校本质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有自己的办学特色，积极配合土家族地区的科学研究。在人才培养上，每年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尤其是土家族学生比例都在60%以上，大规模高效培养少数民族的各种高级专门人才。同时，新时期土家族的教育发展为土家族文化传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土家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当前，在党和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的背景下，土家族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为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是土家族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课题。同时，如何将教育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传承进行有机的结合，也是需要认真探索的现实课题。
第三节 文学艺术创新
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其中之要义则在于创新；从文化层面看，最活跃最能够体现发展创新的就是文学艺术领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土家文学艺术积淀深厚，同时在发展中不断创新。在新时期，以哭嫁歌、肉连响等为代表的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得到传承保护和发展，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也不断创新，既有浓郁的民族民间特色和鲜明的地方风格，同时也充分展现出时代特色。
一、音乐
（一）山歌
土家族山歌在语言形式上有土家语和汉语两种；在声腔上，有高腔和平腔之分；在结构上，有“一声子”“三声子”“四句头”“五句子”之别；在内容上，有情歌、古歌、礼仪歌、生活歌、苦情歌等。
“改土归流”前普遍盛行的自由婚姻习俗和“改土归流”后受压制的恋爱现象之间强烈的对比产生了《五句子情歌》一类的山歌，大大开阔了山歌的界域，算是完成了一次传承与创新。
山歌多是即兴编唱，在古代人们用土家语演唱，现在则大多用汉语。土家语虽然有语言无文字，但已逐渐糅合了汉语的基因。近代以来民族融合的加剧，副产品之一就是族际文化的重构，况且政府对汉语大力推广，现在土家族地区很少有能说土家语的，更难听见土家语的歌声了。
在土家族山歌中，一定特点的音调的成音与该地的语音音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要真正体现审美意义上音乐风格的能力却是语言所不能及的。如土家族地区湘、鄂之比，鄂西利川的口音与四川相近，但和湘西的口音比较却有很大的区别。而在音乐上也有近似与差别之处，其共性是都采用五声性音阶，而不同点则是旋律进行中音程上的区别。
不同的语言是在长期的历史衍变中形成的，曲调的形成也是如此。事实上，土家族音乐在传承中却没有调式这一概念。如果把土家族音乐旋律与调式这一名词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虽然调式与土家族音乐中某种音阶有密切的联系，但那纯属一种偶合，因为土家族在音乐的世代相传中并没有采用调式之模式去组织构造音乐。
土家人的山歌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它以音高、音色、力度和时值上的细微变化，体现出土家族山歌歌唱中特殊的内涵，它是歌唱中具有风格标志的艺术手段；同时也注重使用悠长的气息演唱音域宽广与跳度较大而波浪起伏的旋律。这些特殊的歌唱方法却因不影响信息的交流而更多地受着传统形态的控制，更长期地保持了原有的状态。土家族山歌在原生的状态传承中，不仅是歌词传承，而且独特的唱法也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得到较忠实的传承。
土家族山歌在音乐方面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表现出独特而浓郁的民间美学思想，是不可多得的民间文化财富。但不可回避的是，在现代性话语中，以口头传承为媒介的土家族山歌正在走向式微。在当下土家族地区，人们已经不再持有原来的社会生态，特别是青年受打工潮影响，热衷于现代生活模式，对本民族的民俗兴趣逐渐淡化，基本上已不再唱山歌了；少数中老年人还能唱一些山歌，但也没有集体劳作（如生产队时期）时山歌对唱、歌场演唱那般热闹。
土家族山歌作为地域民间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搜集、保存、演唱并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二）哭嫁歌
土家族姑娘出嫁前，要唱哭嫁歌，用“哭”和“唱”的方式来迎接出嫁结婚这一人生最大喜典。哭嫁贯穿于整个婚礼过程之中，少则数日，多则一两个月，婚期越近哭声越悲，临嫁前往往通宵达旦地哭唱。哭嫁歌，是新娘为了表达离别之情，由新娘哭诉、亲人们劝慰开导的一种以哭伴歌的形式，它抒情性强，曲调低沉，十分悲戚，哀婉动人，催人泪下，音乐家们誉之为“中国式的咏叹调”。有人说，哭嫁歌是一部奇特的土家族抒情婚姻史诗，是一部形象而生动的土家族婚俗史。
哭嫁歌到底缘起何时，似已无从可考。大抵因为清代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在土家族地区强行推行封建包办婚姻，从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土家族青年男女的爱情命运，在这种婚姻制度之下，妇女完全失去婚姻的自由，便借助哭嫁和唱哭嫁歌的形式来宣泄对封建买卖婚姻和家长制约的不满。
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山区能追逐到“哭嫁歌”的踪影，但也发生了很大变异。有的是只哭不唱，出了家门也不哭了，更忌讳回头对着娘家哭，情形大变。现在除了年逾古稀的老人真正见过哭嫁以外，其余人都是通过传播学管窥哭嫁，殊不知其已失了原生态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哭嫁歌衰亡是有一定社会变迁的因素存在的。回溯哭嫁歌的兴起，是由于封建社会中妇女无权的事实推波助澜。而现在，男女之间的传统角色已经变化，个体的主体地位得到社会承认，妇女也获得了婚姻自主等种种权利。婚姻对土家妇女来说，已经成为人生一大喜事，欢天喜地、热热闹闹办喜事早已成为土家族新婚俗，再哭哭啼啼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