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彭武一胞兄彭武湘在武汉参加共产党活动，被特务暗杀。噩耗传来，一家人十分悲痛。彭静白无心走南闯北而返回家乡，经教育界着名人士彭官容的推荐，在省立八师任总务主任。并写信把彭武一召回了永顺家乡。因兄长共产党员身份的影响，彭武一一回家乡即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彭静白担心他跟哥哥一样被害，让他回老家毛坝。在毛坝数月里，彭武一躲在二弯界的山洞里，点着松枝油灯埋头读书。原本近视的眼睛，在山洞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更高度近视了。但他躲在山洞的消息仍然传出去。时任永顺县督察长的周海寰闻讯后，即派兵到毛坝去抓彭武一。后经县政府主任秘书的斡旋，他才幸免于难。
1949年10月，永顺县解放，彭武一报名参加了卫生队学习。1950年，省立八师（即今湘西州第二民族中学）复课。他经人介绍到该校任教。因积极工作，经学校负责人沙吉吾介绍，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其后他又在保靖、龙山等地教书。在担任教师期间，彭武一一面教书，一面对尚未被政府确认的土家族进行调查研究，陆续向中央写了很多报告，提供大量的证明材料，对确定土家为单一少数民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后，他担任州文化科科长，并当选为省、州政协委员，一直与共产党合作共事。但因为人耿直，不善吹拍逢迎，他的仕途极为坎坷，每次政治运动都首当其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遭到多次批判斗争后，干脆被开除回家。1975年，彭武一被安排在县里教书，后落实政策，州里重新安排了工作，调回州里任州文化局副局长，从事民族研究工作。
1980年，彭武一被借调到湖南省民委编写《民族志》，因此机遇，他得以在长沙、北京等地图书馆查阅湘鄂川黔边的许多地方史志，收集了很多民族史料，整理撰写了《湘西摆手舞和活动情况》《土家族的文学艺术》《土家族的文艺和风习》等文章。其后一发不可收拾，又撰写了《湘西土家族史略》《唐代年间土家族先民的族属问题》《巴·土·土家》《“土家”这一汉语称谓的由来》《土家族·巴人·盘瓠》《论板循蛮》《武陵五溪蛮析》《铜柱耀千古》《铜柱铭文语释》《溪州铜柱的历史意义》等30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在国内有关报刊上发表后，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在此基础上，他又编辑了两本《土家族研究论文选集》，为研究土家族历史，宣传土家族文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89年，他的论文集《湘西溪州铜柱与土家族历史源流》，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共收录了8篇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被州社联评为十年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省社联颁了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后，他组织撰写了《湘西民族纪胜》一书，还编辑70万字有关民族研究的资料集，为宣传湘西、宣传民族工作费尽了心血。
彭武一一生淡泊，终身未娶，为本民族的发展奔走呼号，为民族研究竭尽全力。到了重病住院治疗期间，还书不离手，案不搁笔。直至其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念念不忘民族研究。1991年2月23日，彭武一在长沙逝世，终年64岁。
六、郑洞国
郑洞国（1903~1991年），出身于湖南石门县商溪河畔一较为殷富的农民家庭里。父亲郑定琼先生是一个思想较为开明的人，他对自己的孩子要求极严，郑洞国6岁时便让其开始接受教育，中学毕业后又就读于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成绩一直名列全班之首，却不顾校长一再挽留，南下广东报考黄埔军校，进入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成为第二队学员。从此，开始了他24年的戎马生涯。半年多的军校学习，使郑洞国比较系统地学完了从单兵训练到指挥排、连、营作战的主要军事科目。从1924年11月开始，到1928年2月期间，参加了东征、北伐、蒋桂战争等多次战役。
1932年1月，郑洞国担任了南京警卫军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团长。两个月后，又升为第二师独立旅旅长。8月后驻扎于潼关。先后参加了古北口防御战和台儿庄大战，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抗击日寇侵略的历史。台儿庄大捷后，他出席了蒋介石主持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会后，他被任命为第三十一集团军第98军军长。不足一月，他又应杜聿明之邀，担任新组建的、全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新编十一军荣誉一师师长。1939年年初，十一军改番号为第五军，杜聿明任军长，郑洞国任副军长兼荣誉一师师长。同年秋天，最高统帅部在广西全州校阅部队，第五军名列全国军队之冠。
1939年11月，日寇为了截断我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动摇抗战大后方，以重兵进攻南宁，战火在广西燃起。驻扎于衡山的第五军，奉命火速赶往桂南前线，反击日军进攻。但当第五军赶至前线时，南宁已失陷，12月4日，日军精锐部队第五师团十二旅团进占了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与到达宾阳的第五军形成了对峙局面。
从广西邕宁的山心坳，到宾阳县思陇圩间，长达数十里的路程是在群山叠峰、悬崖深谷的山道间穿行，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昆仑古道”，素有“险峻雄关”之称的兵家必争之地昆仑关即位于此。收复南宁，昆仑关能否攻占成为关键之战。这攻坚之战的委任落在了第五军的肩上。12月12日，第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行动，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十二旅团包围于昆仑关，昆仑关血战拉开了惨烈的大幕。
12月18日，在双方激烈炮战40分钟之后，郑洞国指挥的荣誉师突击队勇猛地冲向各高地，迫使日军退守昆仑关核心阵地。郑洞国亲自率领师参谋长深入第一线指挥，荣誉师逐渐接近了关口，战车一度突进了昆仑关，但在日军飞机、重炮的轰击下，荣誉师难以立足，两日强攻没有取得实质性战果。杜聿明决定先攻昆仑关两侧高地，合击昆仑关。郑洞国的荣誉师攻打最关键的罗塘高地。罗塘高地的攻坚战极为艰苦，但全体将士不畏牺牲，终于拿下了罗塘高地。蒋介石为此由重庆发来专电予以褒奖。这次战斗击毙了日军第十二旅团团长中村正雄少将。
12月25日，开始了对昆仑关的猛攻，战斗持续了近20天，第五军在遭受阵亡将士5000余人、负伤11000余人的惨重损失后，终于收复了昆仑关。战役全歼日军第五师团十二旅团，该旅包括旅团长、两个联队长在内的85%以上的军官被击毙。这次战役是抗战以来我军取得的首次攻坚战的胜利。
战后，郑洞国升任新编十一军军长（后改番号为第八军）开赴鄂西参加枣宜会战，在鄂西山区转战两年之久。
1943年2月，郑洞国在重庆晋见了蒋介石，接受了担任中国驻印度新一军军长之职，在国内稍作准备后，3月中旬，郑洞国即飞抵了新一军驻扎地——印度兰姆珈营地。1943年秋，新一军奉命向列多集结，挺进新平洋、于邦一线，反攻缅北的战役开始，打响了对胡康谷的争夺战。中国驻印军在与盟军的相互配合下，两年多的时间取得了赫赫功绩，为打通中国国际交通线，支援国内战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郑洞国因此获得了最高统帅部授予的最高军功章。
1946年2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病赴北平就医，他力荐郑洞国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代理司令长官职。3月，郑洞国飞赴锦州就职，先后在锦州指挥所、抚顺营盘指挥所指挥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作战。1948年3月，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本已请假去北平“治病”的郑洞国，被卫立煌留下来，让他去长春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主席职务。
1948年9月，解放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10月15日，锦州被攻克，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陆上退路完全被切断。蒋介石严令长春部队突围向沈阳集结。但此时长春守军汽油、粮草奇缺，仅靠马料充饥的士兵，在既无机动车辆帮助，又无飞机支援的情况下，要突围长途奔袭向沈阳靠拢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之下，郑洞国与各军军长勉强制订了一个突围计划，但在实施计划之前，六十军在军长曾泽生的率领下，于10月17日凌晨宣布起义，突围计划被迫放弃。曾泽生的起义给郑洞国很大的震动。但长期所信奉的“忠君”思想又使他难以走起义这条道路，经过了反复的思考，终于在其部下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时刻，郑洞国同意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郑洞国从此走上了弃暗投明之路，毛泽东主席肯定了郑洞国将军这一明智之举，号召国民党将领“学习郑洞国将军的榜样”。郑洞国在建国之初先后受到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接见。
建国之后，郑洞国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与信任下，担任过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91年，郑洞国先生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爱国业绩将永远得到人民的怀念。
七、黄召棠
黄召棠（1879~1928年），字聘珍，1879年生于吉首一个土家族家庭里。兄弟六人，他为长兄。黄召棠幼年进私塾，先就读于名儒向晖庭门下，稍长又求学于另一名儒邹行程举人。黄召棠勤奋聪明，生性喜爱自然植物，幼年时先生给他谈民以食为天，使他立下了长大要当农学家的愿望。他5个弟弟都从商，族人认为七十二行只有农业最下贱，和农业打交道，当不了官发不了财，还要穷贱一辈子，纷纷劝说他去走仕途，即使不想当官，去做商人也好。但这些劝说都没有动摇黄召棠学农的决心。
1906年，黄召棠自费赴日本留学。他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文，一年后，转入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农艺化学科，攻读农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给黄召棠以极大的鼓舞。此时学业已成，怀着报国的满腔热忱，怀着振兴中华的希望，拥有近代先进农学知识的黄召棠，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黄召棠回到祖国后，立即去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急切地想把自己的知识灌输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带到祖国各地，尽快发挥知识的效益。为尽快普及农科知识，黄召棠与北洋政府农林总长陈振先等人共同组建了全国农学会联合会，陈振先任会长，他任副会长。此时黄召棠在农业科研界已具有了相当的声望。为了将自己所学应用于实践，实实在在做一点农业科研，1914年，黄召棠离开北京，南下江西省去担任农事试验场场长，埋头于田间地头进行农业试验。但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时局，使他无法埋头科研，只好回到家乡湖南。因为崇高声望和卓越的能力，回湘后黄召棠即被聘为湖南省甲种农业学校校长，并主持湖南农事试验场工作。黄召棠又得以全身心投入到农业科研之中。乾州同乡，时任湖南督军的傅良佐，曾以同乡关系派员探望，并邀他去督署任职，但被他谢绝，明言“无意仕途，一心只在土地上，别无他念”。傅良佐一片好意被婉拒，却连声赞叹：“吾乡中人高节，德才难得，人性难得。”
黄召棠虽然没有进入仕途，但他对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革命，却由衷地欢迎。早在留学日本时，他就对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非常钦佩，与宋教仁乡谊尤深，常有书信相通。1925年春天，黄召棠在南京，闻讯孙中山逝世于北京，面对巍巍金陵，震惊悲痛，他写下一首《金陵怀古》，诗云：“长城筑罢又开河，毕竟秦王好事多。王气何曾销汇尽，空余画舫泛烟波。”赞叹悲恸之情，溢于言表。
1917年1月，中华农学会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农业学术团体，它以联合全国农业科学界同仁共同研究，分工合作，改进我国农业落后面貌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宗旨。黄召棠是农学会中坚人物，学会建立之初，经费十分困难，他将积蓄的数千元银洋全部捐赠给学会，支持学会开展活动。农学会联合各地会员，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黄召棠曾先后执教于安徽芜湖第二农业学校、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农学院（今浙江大学）等校。教学之余，他还潜心撰写《果树园艺栽培学》《土壤学》《茶树的栽培》等农林着述，可惜后来原稿散失殆尽，未来得及印刷出版。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着述通过教学被学生继承了下来。
1927年，黄召棠因病还乡，翌年不幸早逝，年仅49岁。中华农学会为了表彰黄召棠在培养农艺人才和发展农业科技事业方面作出的贡献，于1936年设立“黄聘珍先生纪念奖学金”，专奖励有关农业化学方面的专家。现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常务委员、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侯学煜先生，曾以土壤研究方面的优秀论文获得“黄聘珍先生纪念奖学金”5000元。
八、卓炯
卓炯（1908~1987年），男，湖南省慈利县国泰桥镇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