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炯从小就目睹和体验了老百姓的艰辛，便立下大志，要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1924年，卓炯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初级班，1926年冬毕业时，正值北伐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他放弃了升学打算，毅然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分在总司令部学生兵团。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后，他又弃武从文，于1929年考入湖南省立三中高中师范科。1931年，又考入中山大学教育系。在校期间，卓炯博览群书，广泛吸收多种知识。为使自己更为深刻地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卓炯从教育系转入社会系，攻读政治经济学，受业于王亚南、何思敬、邓初民、周谷城、杨东莼等进步教授，这成为他后来几十年学术生涯的起点。1935年，卓炯大学毕业，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又入广东学海书院攻读研究生。1937年，抗战爆发，在国家存亡之际，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卓炯心里引起了反响。他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共产党的纲领，认为共产党是促进社会进步的组织，他参加了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并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战区（后改为第七战区）主编《新建设》《阵中文艺》杂志，并写了一些小册子，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普及宣传工作。卓炯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时期，能不断作出自己的选择，不停地追求真理，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41年，卓炯回中山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与王亚南共同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中国处于黑暗的年代，他和老师一起探讨光明的出路，一起参与一种全新理论的创建和传播工作。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敌视。1946年，国民党将其列入黑名单。为防止当局迫害，组织上通知他转移到香港，后又辗转前往泰国曼谷，任南洋中学校长兼中共支部书记。1948年9月，卓炯返回祖国，次年3月，担任云南省人民反蒋自卫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950年5月，任南方大学第一部主任。1953年，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1954~1958年，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
1958年，卓炯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得以静下心来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他认为，共产党已经执政，新中国已经建立，促使社会进步的政治因素已经解决，经济建设就要按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新中国建立难，建设它却是更艰难。卓炯看到了共产党内的急躁冒进情绪，看到有人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为制止这种情绪，他重点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着力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先后写出了《政治经济学学习提要》《十大经济政策解说》等专着，提出了计划经济的基础是商品经济和商品价值规律。1960年，广东省成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卓炯任副组长，他在编写组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时，全国人民在“大跃进”路线指导下，斗志昂扬，气壮山河地超英赶美。卓炯阐述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物质利益，就成了宣扬资本主义。于是，他被撤销了副组长职务。面对挫折，卓炯没有屈服，仍把商品经济作为研究课题，写了一组关于商品经济的论文参加1961年广东省经济学会年会。在《论商品经济》一文中，他认为：“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生产的存亡，而所有制形式只能决定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就是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的中心思想，根据这个思想，他得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点。虽然这个观点在30年后，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给予了肯定，但在当时却触犯权威理论，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受到严厉的批判，连答辩的权利也不给他。“文化大革命”到来，卓炯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批判，关进牛棚，受尽凌辱。在牛棚里，卓炯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想着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健全、如何发展，审视着中国的现在，规划着中国的未来。
1973年3月，邓小平得以重新工作，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大抓经济建设。在这种背景下，卓炯得到解放，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恢复时，他担任了副所长并兼经济研究室主任。1979年，广东社会科学院成立，他又担任了副院长，致力于商品经济的研究，连续写出了《关于〈资本论〉的生命力探讨》《政治经济学新探》《价值规律论》等专着及《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商品经济体制》等论文，提出了“当前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要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观点，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1984年10月，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卓炯又写了《试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试论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从“一国两制”的经济基础看粤港关系》等论文，提出了“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两个不等式。这两个“不等式”，与几年以后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大意相同，而且句式都相差无几。1985年6月下旬，在广州召开了全国性的“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研讨会”，全国经济理论界充分肯定了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高度评价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和治学精神，称卓炯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开拓者。显然，卓炯的理论研究，始终是与改革同步，有时甚至是超前的，甚至直接指导着改革的进行，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中国新经济理论的先行者。
1985年6月，卓炯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等劳模的光荣称号。1986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1987年，他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同年6月24日，卓炯因肺心病在广州逝世，终年80岁。
1999年，为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经济出版社，共同发起了推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着作”活动，后经无记名投票而选出十本优秀经济学着作，卓炯着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名列其中，成为新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十面旗帜之一。
九、黄永玉
黄永玉（1924~ ），1924年7月9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半岁时父母携带他返回家乡凤凰县沱江镇。本名黄永裕，为了写起来省事而改“裕”为“玉”，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黄永玉出身于文人世家，其父母分别任当地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的校长。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大，老二和老四也都是画家。在家乡念完小学后，12岁的黄永玉背着小包裹一个人坐船离开了家乡，前往厦门，在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学校读初中。在集美学校，黄永玉无心于课堂听讲，而是整天泡在图书馆，基本上把图书馆的那些书从头到尾都翻个遍，广泛的阅读让黄永玉终身受用不尽。但初中仅读两年，抗战的烽火打破了他的求学梦，黄永玉被迫辍学。但14岁的他已经是当时中国东南木刻协会的会员，并且发表了作品，小有名气。在离开集美学校后，黄永玉流浪在福建、江西等地，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靠绘画和木刻谋生。黄永玉当过瓷场小工、战地服务团团员、学校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历尽沧桑。18岁那年，在江西一家小艺术馆工作的黄永玉遇上了张梅溪，开始了他那极具戏剧性与文学色彩的爱情故事。据说当年无钱无貌的他为了将爱人张梅溪追到手，成天在楼上吹小号，以表爱心。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便对张梅溪说：“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说：“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出身于将军家庭的张梅溪不顾家人反对，毅然逃离家庭前往赣州，与黄永玉结为终身伴侣。婚后半个多世纪，张梅溪默默地伴随着黄永玉，漂泊中有她的身影，成就中有她的祈福，患难中有她的分担。黄永玉为此感到欣慰：“一生充分享受友谊，感情没有受到污染。”
1947年，黄永玉夫妻来到上海，任教于上海闵行县立中学。经野夫、李桦、陈烟桥、章西涯等先生介绍，他在上海加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和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刻反饥饿、反内战的木刻传单及其他木刻作品。次年，夫妻俩来到香港，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从事木刻创作，做自由撰稿人。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后又随画家张正宇、陆志庠先生赴台湾编辑创作了《小食摊》《按摩女》《牛车》《杵歌》等作品。后又在香港思豪酒店举办了第二次个人画展，参加港九慰问解放军的《劳军画展》，创作木刻《劳军图》。
1953年2月，黄永玉在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劝告下，与妻子张梅溪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来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先任讲师，后任版画系副教授、教授，结束了长期的漂泊，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创作时期。这一阶段他创作的木刻《齐白石像》《雪峰寓言插图》《叶圣陶童话插图》《森林组画》及《春潮》《阿诗玛》等，轰动了中国画坛。在美术馆举办了西双版纳写生展。同时他又开始学习国画，笔下的梅与荷花，在形态、色彩、风韵上独具一格，令人拍案称奇。但黄永玉特立独行、敢怒敢言的倔强性格，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厄运。20世纪60年代的“四清”运动中，黄永玉因《罐斋杂技》一文中“拉磨的驴子：咱这种日行千里可也不易呀”的类似语言，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讽刺“大跃进”和“三面红旗”而遭到无情的批判。70年代，他因为画了一只睁只眼闭只眼的猫头鹰，而成为批“黑画展”的主角。可笑的是，批黑画时他和吴冠中、袁运甫、祝大年4人正在重庆旅行、写生、设计，当时听人说“北京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大事了”，他还不以为然地说：“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我也画过。”大家也不知道是在批他。回北京后，黄永玉自己跑去看黑画展，好奇地想看看到底是幅什么画，结果发现他的猫头鹰挂在最中间，是最黑最恶毒“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他的结局当然是被关进了“牛棚”，下放到农场劳动3年。在这段时间里，妻子张梅溪承受着外来打击，不弃不离默默地陪伴着他。在此艰难岁月，黄永玉泰然处之，写了一首长诗《老婆呀，不要哭》来安慰妻子，还在一幅画中题《梅溪老伴一笑》打油诗一首：“嫁与老夫只一好，凡有好画留下来。他年翻开箱底看，取为儿孙剪新鞋。”心地坦然爽朗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