亥时（晚上九点到晚上十一点）
我在洗手间卸下假牙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医生对我牙齿状况的积极评价。我还有二十一颗自己的牙齿，超过了同龄人所谓“八零/二零”的标准。接着，我简单地洗漱了一下，就回到了卧室里。自从家里装上了热水器之后（那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没有一天错过过洗澡的程序。但是接完我儿子的电话，我真的感觉太累了，累得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在床边上坐了很久才走进洗手间。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坐一坐，可是我又根本安静不下来。我知道自己根本安静不下来。我不可能不去想今天的事。我不想去想，却不可能不想。这来历不明的今天，这劈头盖脑的今天，这无地自容的今天，这最特殊的今天……因为这“最特殊”的今天，往事就如同汹涌澎湃的山洪一样再次涌入我的脑海。我无法逃避。我无法抗拒。我的一生一直都像一艘行驶在宽阔海面上的航船，我想知道它怎么会在今天突然撞上罪恶的暗礁。现在，在经过了巨大的恐慌和疑惑之后，我突然面对着更大的压力，因为我的孩子们将“明天”悬在了我的头顶……利剑般的明天，我毫无把握的明天，也许比“空巢”还空的明天，也许比今天更特殊的明天……我可以继续撒谎，告诉他们“绝密的地方”就是我自己新开的一个账号。撒谎昨天还是我最痛恨的行为，也是我认为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擅长的行为，今天却突然变成了我的“拿手”。在撒谎的时候，我甚至不会脸红，甚至不会出现房颤的明显症状。自从知道自己“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我记得老范有一次与我谈起过人的这种突然的变化。他说他的一位性情火爆、与谁都合不来的同事，在更年期之后，突然变得温和了，变成了所有人的朋友。公安局的电话也有这种改变一切的魔力。它将我变成了一个被生活欺骗的人，同时又将我变成了一个欺骗人的人。这就是我当年在课堂上对中学生们津津乐道的辩证法吗？这是生活对我当年那种津津乐道的报复吗？
是的，我很容易用谎言将“绝密的地方”搪塞过去。但是，我怎么才能够将“泼出去的水”兑换成坚挺的美金呢？美金其实已经不够坚挺了。它对人民币的汇率一直都在下跌。我女儿相信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所以原来决定不急于将收到的人民币兑换成美金。但是因为那个逼真的噩梦，她突然改变了她的主意。她的这一改变让“明天”变成了悬在我头顶上的利剑。我知道，只有顾警官能够将我从迫在眉睫的危机中解救出来。我只能等待，等待顾警官的电话，等待顾警官的出现。这可能是我第一次等待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一生中的第一次。我非常清楚，如果顾警官不出现，我不仅取不到那笔钱，还会“又”一次丢面子，丢尽面子。说实话，在接到我儿子的电话之前，我已经对今天的一切产生了疑惑，我已经与他有了同感，觉得我女儿这一次并不是神经过敏。说实话，我现在对自己的清白已经不那么担心了，我现在担心的是自己的存款和自己的面子。
我真是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直接在床上躺下之后，我开始做从去年底就一直坚持做的养生操。这是老年保健中心的医生推荐的。它的做法很简单：将右手掌朝下放在肚脐眼的下方，左手掌朝下放在右手背上。然后，按顺时针的方向以肚脐眼为中心搓揉肚子，搓揉三十六圈，接着再按逆时针的方向搓揉三十六圈。医生说这套养生操能够改善睡眠、促进消化、稳定血糖、降低血脂、通便利尿、增强记忆、防止痴呆……他说它主要是通过调和“三焦”之间的关系来取得以上的各种效果的。听众中有人问“三焦”是什么。医生说那是祖国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内脏器官的总和（我记得小时候也经常听我们家族中那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提到这个词）。医生还特别指出，这套养生操看似平常简易，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讲究。比如搓揉的力度一定要适中：过轻会毫无效果，过重会适得其反。又比如搓揉的圈数也一定要严格遵守：少了会毫无效果，多了会适得其反。听众中有人问为什么一定是三十六圈。医生说这就说不清楚了。他接着说，祖国医学中有许多用语言说不清楚的东西，这就是祖国医学的伟大之处。
做完养生操，我刚准备侧身将台灯关掉，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我觉得它特别刺耳。它提醒我“今天”还没有结束。我一生中这最特殊的一天还没有结束。我烦躁地拿起话筒。我听到的又是我妹妹的声音。她说她知道我已经上床了。她说如果不是因为有急事，她是不会这个时候给我来电话的。我问她有什么急事。她说我女儿刚给她打过电话，告诉她我出事了。她着急地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她说我出了什么事？”我反问我妹妹。我女儿的这种轻躁品性令我非常反感。她总是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她的所有事。我不知道她的这种品性来自哪里。
“我并没有太相信她说的话。”我妹妹说。
“那你还着急干什么？！”我不满地说。
我妹妹沉默了一下之后说，她着急是因为她自己觉得我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你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她说。
“我什么都没有瞒着你。”我撒谎说。
“有什么事一定要说出来。”我妹妹说，“不要一个人扛着。”
“我没有什么事瞒着你。”我固执地说。
“一个人扛着容易出问题。”我妹妹说。
我想转换一下话题。“我今天实在太累了。”我说，“最后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没有洗澡就上床了？”我妹妹很吃惊地问。
“我连衣服都没有脱。”我说。
“所以我的感觉是对的。”我妹妹说，“你今天就是有点不太对劲。”
“我不想说话了。”我说，“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那好吧，你先睡吧。”我妹妹说，“我明天再给你电话。”
怎么又是“明天”？怎么所有人都盯住了我的“明天”？我绝望地放下电话。我知道我的身心都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明天。如果能够活到，我也只想接到一个电话，那就是顾警官的电话。我希望他告诉我将我女儿的钱从绝密账号上取出来的办法。我甚至希望他告诉我特大毒品走私案已经告破，犯罪分子已经被全部抓获，公安机关已经排除了对我的怀疑的消息。
我关掉台灯。我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头脑却极度地亢奋。这极度亢奋的头脑又将我拖进了布满尘埃和蛛网的过去。其实我自己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儿媳妇。这也许是我不想提自己儿媳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结婚十五年之后才第一次见到我的婆婆。那也是我一生中与她唯一的一次见面和相处。那一年，我丈夫从“干校”回来了，在家里等待分配新的工作。那个深秋的中午，他从酣醉中苏醒，说起去年他父亲病逝的时候，他不能从“干校”请假去给老人家送终，老家的人一直在说他的闲话，他自己也觉得非常内疚。他说他想趁着现在有闲，接他母亲过来住一段时间，这样一来可以尽点孝心，二来可以平息老家人的不满。这是一个不可能让我高兴的想法，他自己也应该清楚，不仅因为我们长达将近四年的分居刚刚结束，也不仅因为那一段突如其来的危机刚刚过去，还因为我们只有两间房，孩子们学习和睡觉的外房也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我们的饭桌也是孩子们的书桌）。我甚至想不出哪里还有地方开出一张床来。我真的很不高兴，但是我并没有提出异议。
两个星期之后，我婆婆就被我丈夫的弟弟送到我们家来了。在我和我的孩子们看来，她完全就是一个陌生人。首先，她身上带着一股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的气味。而她的小脚更使我们觉得很难堪。在南方，比她年长五岁的老人都不会裹足了。我的两个孩子多次请求我不要让她出门，以免他们的同学看到。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们的交流极为不畅。她说的话我们根本就听不懂，我们对她说的话，她也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第一个问题本来应该很好解决。我烧好两大壶热水，让她先洗一个澡。没有想到，我丈夫的弟弟却坚持说不用了，他说她刚洗过（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五个月前“刚”洗过）。我坚持让她洗，我说坐了一整天的火车，怎么也需要洗一洗。我丈夫也帮我说话，他说到了南方就要学习南方的习惯，就要学会讲卫生。看得出来，在我丈夫的眼里，他母亲也已经是一个陌生人。他们的交流固然没有障碍，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距。再加上他只是在一九六五年的春天从北京出差回来的时候，中途下车回老家住过一个晚上。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们也只见过一次面。最后，我婆婆终于同意洗澡了。她坚持不要我帮忙。她洗得很快，而且只用了一壶热水。那也是她在我们那里居住的将近一个月里洗的唯一一次澡。
从我婆婆走进我们家门的一刻起，我就知道她住不长，我也希望她不要住很长。我从来没有表露出过对她的不尊重。我也不停地提醒自己的孩子们不能有任何不尊重的表现。但是在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她自己提出来要“回家”去。她的理由是她“住不惯”。这与我自己后来在伦敦的情况很相似。我不知道这“住不惯”里面是否包含着对“儿媳妇”的不满。我们极力挽留（在伦敦的时候，我的儿媳妇却没有说过一句挽留的话）。“这就是家啊。”我首先这么说。我丈夫接着也这么说。但是，我们的劝说无济于事。她甚至等不及她的小儿子从老家赶来接她了。当时我丈夫有一位同事要去石家庄出差，我们让他选了一趟在邢台停站的火车，让他将她带走了。我记得去火车站送她回来之后，我们一家人都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包括我丈夫。
在我婆婆到来的前后那一段时间，我和我丈夫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妹妹前不久跟我谈起她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婚姻“正常”的生命期是十一年。我丈夫去“干校”那一年，我们结婚已经十二年。那十二年里，我的工作单位在城里的最北边，而他的工作单位在城外的南郊。我们通常要等到周末才能见面。我们都住单位的单身宿舍。我儿子出生之后，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我们自己从来没有正式开过伙。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食堂用餐，只有个别的周末才动用一下自己简便的煤油炉。现在想来，我那时候过的其实就是一种准“空巢”的生活。
“干校”成了我们第一次正式分居的标志。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分居归咎于政治和历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那两年时间里，我们只见过一次面。那是因为“干校”派他到城里来采购劳保物资。他的领导特意给了他两天的假，使他得以与家人团聚。林彪事件之后那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干校”的管制宽松了许多，我带着孩子们在“干校”过了一次寒假和一次暑假。他也利用两次出差的机会在家里住过将近一个星期。仔细算起来，那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累积不到三个月。那一段时间我过的当然也是一种准“空巢”的生活。
在我丈夫从“干校”回来的前夕，我向单位申请到了现在这一套有前后两间的房子。前面孩子们住的一间大概有九个平米，后面的主卧室大概有十二个平米。我丈夫回来之后，用他在“干校”学会的泥瓦手艺在房门的左侧打了一个有两个十公分炉胆的藕煤炉灶。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厨房”。我们的婚姻生活中第一次飘起了“人间烟火”。长达十五年的准“空巢”生活好像从此就结束了。那一年，我四十岁，我丈夫四十三岁。
按照我今天遇见的出租车司机的说法，我丈夫进入了“懂事”的年龄。他对没有能够给父亲送终的不安以及他想将母亲接到身边来住一段的愿望也许都是他开始“懂事”的标志。但是，对我来说，这种“懂事”反而让他显得比从前更加陌生。他好像不再需要我了。他好像对我们的孩子也没有什么兴趣了。他的眼睛注视着别的地方：他曾经要极力挣脱的老家，他已经失去了四年的官位，以及我那位上海同事的宁波妻子。
我不喜欢他老家的乡亲们络绎不绝地来我们家做客，但是我对他们从来都非常客气。我也不高兴他将他母亲接来同住，但是我也没有表示反对。甚至在他提出那让我难以接受也无法忍受的安排的时候，我都没有发表不同的意见。我原来的想法是，他母亲过来之后，就让她睡我儿子的床，而让我儿子每天在他的房间里开行军床（当然这样需要将饭桌收起）。没有想到，我丈夫坚持要为他母亲买一张新床，并且坚持要将新床摆在我们的房间里。他的理由是“我们的房间比外面的房间要暖和一点”。我至今也想不通他为什么会想到那样的安排。我至今也想不通他为什么不考虑我的需要以及我们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