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样反感他对做官的迷恋。每次听他憧憬自己将来要做到什么职位，我都很不舒服。从我们恋爱的阶段开始，“提拔”就是他使用得最频繁的词汇。那时候，我以为那至少说明他有理想有追求，所以从来没有像他挖苦我的“洁癖”一样挖苦或者打击过他。从“干校”回来之后，他对被“提拔”的要求变得更加露骨，更加迫切。也许这也是他开始“懂事”的一种标志？他努力去结交那些能够“提拔”他的人。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他甚至开始抱怨过去的选择，比如他说他当初不应该根据我的“要求”选择了在学校工作，那种选择对他的“提拔”极为不利。“我什么时候‘要求’过你？”我不满地反驳说，“我那顶多只能算是建议。”我丈夫看上去还是非常后悔。“你那时候的‘建议’对我就是‘要求’。”他摇着头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不仅有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而且还有人生追求上的冲突，甚至思想品质上的对立。失望一点点地积累了起来，积累成了绝望。我从每天都生活在自己身边的这个男人身上感觉不到亲情和温暖。我们的家庭从表面上看是终于完整了，但是这完整带给我的是比分居更深的空虚。也就是说，我的准“空巢”生活并没有因为“人间烟火”的升起而结束。
至于我那位上海同事的宁波妻子我不想多说什么。她比我年轻三岁，但是大概在两年前我听说她已经在九十年代末因为车祸离开了人世。开车的人是她的儿子。他也是车祸的责任人。他自己也因为车祸而失去了左腿。那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小的世界里。她的衣着时髦又端庄，她的举止迷人又得体。用现在的话说，她是那个小世界里的一道“风景”。说实话，我开始对她并没有什么反感。或者说，在我丈夫对她的好感让我反感之前我对她并没有什么反感。我们两家的关系开始比较密切。每次包饺子的时候，我丈夫都会让我女儿送一碗到他们家去。而他们每次做咕老肉，也都会多做一点，让他们的儿子送来给我们品尝。大家都说上海那边的人小气，但是我们感觉不到他们身上的小气。他们的儿子与我们的女儿是小学班上的同班同学。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将来我们会成为亲家。可是很快我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那一天，我的上海同事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里过他妻子的生日。在那两个小时里，我注意到的两件事让我极不愉快。首先，我注意到我丈夫对他们家装药品的抽屉非常熟悉。
男主人开罐头划破手指的时候，是他条件反射似的打开那个抽屉，取出了红药水和棉签。另外，在吃饭的时候，我坐在女主人的左侧，我丈夫坐在女主人的右侧。我注意到他们的肘关节始终靠在一起，而他们好像并没有感觉。他们好像并没有感觉。
我知道很多女人都对丈夫的出轨（特别是第一次出轨）会有激烈的反应。我没有。也许是分居导致了我的这种冷漠？也许是从来都没有亲密过导致了我的这种冷漠？我没有让他们注意到我的注意。而且我知道我的那位上海同事正在努力争取调回上海，我相信事情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没有想到，事情还真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大概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我们的女儿哭着从学校回来。她告诉我，一群男同学等在回家的路上欺负了她，带头的就是我那位上海同事的儿子。我非常气愤，要带着我女儿去他们家说理。但是我丈夫阻止了我。他说算了。他说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马上觉得也最好是算了，因为我从那个孩子骂我女儿的话里已经知道了事情的起因。还有什么理好说呢？！我们两家的关系从此就断了。两个月之后，他们终于拿到了回上海的调令。他们离开的那天中午，我丈夫去参加“干校”的难友们的聚会，喝得醉醺醺回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喝醉。他在家里吐得到处都是，龌龊的气味一个星期才完全散去。他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才苏醒过来。他醒来之后说去年他父亲病逝的时候，他不敢从“干校”请假去给老人家送终，老家的人一直在说他的闲话，他自己也觉得非常内疚。他说他想趁着现在有闲，接他母亲过来住一段时间。
更让我生气的是，我婆婆离开之后，我丈夫还是不肯拆掉她的床。他说他想单独睡，就睡在那张床上。他说在“干校”那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单独睡。而我怀疑他是还没有从刚刚过去的情感危机中完全康复过来，他是不愿意在熟睡的时候无意中碰到我的身体。我有被抛在“空巢”中的强烈感觉。在他离世前的那一段时间里，我对他那种异常的举动又有了新的解释。那时候我经常趴在他的病床边翻读报纸，遇到有趣的内容，还会读给他听。有一天，我读到一段关于“恋母情结”的文章。我想他多年前的异常举动可能就是“恋母情结”的表现。甚至他坚持要将他母亲的床摆在我们的房间里也是这样的一种表现。这种新的解释同样让我有被抛在“空巢”中的强烈感觉。我看着与我白头到老的男人：他已经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昏迷中度过的。哪怕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也并不清醒……我看着他，我觉得我完全就不认识他，他就像是一个与我的生活完全无关的陌生人。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亲密的感觉与我们从来没有激情的性生活肯定有很大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要归咎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贴上“时代局限性”的标签。在那个革命的时代，性生活是讳莫如深的话题。它无疑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低级趣味中的一种。而在更大程度上，我们性生活的平淡更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准确点说是应该归咎于我。我心脏的先天状况使我从小就对剧烈运动充满了顾虑。在结婚的前夕，我母亲就多次暗示我“性生活”是对我不宜的“剧烈运动”。从新婚之夜他第一次急不可耐地想进入我的身体的时候，我就开始提醒他轻点慢点，我就说我不适合做“这种事情”，我就非常拘谨。在整个过程中，我都会不停地这样提醒。我的提醒开始有片刻的抑制作用。他马上就会轻点慢点。但是它“只有”片刻的抑制作用。他的动作很快就会变得更加剧烈。非常奇怪，我的心脏似乎能够承受那种“剧烈运动”。我甚至感受到了他不断加急的频率和不断加重的冲量带来的快感。当然，我并没有放松警惕，仍然提醒他轻点慢点。不过我的提醒已经不起作用了。他动作越来越猛，最后他用口音很重的声音叫喊起来：“杀！杀！杀！”我好像被这叫喊声带进了战争片中总攻的场面。我被他的叫喊声惊呆了。我没有想到性交与战争会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我还担心这叫喊声会被邻居们听见。我提醒他轻点慢点小声点。他没有理睬我的提醒。他一直“杀”到了开始从我的身体里溃退的时刻。
我不喜欢这种与战争的联系。我提醒他下次不要再这样喊叫。“不杀怎么能见血啊。”他举起我刚才垫在身体底下的毛巾说。“下次你再杀也杀不出血来了。”我将毛巾抢过来，笑着回应说。这也许是我们私生活中唯一一次有质量的对话。从第二次上阵的时候开始，他就听从了我的提醒，不再用凸显出军人本色的方式发起总攻了。我高兴他听从我的提醒。不过我同时也会觉得整个过程突然少了很多的起伏和惊奇。我想他对这一点会有更深的感觉。我有一点内疚，我觉得我压制了他的主观能动性。我一直都在压制他的主观能动性。他几次提出来要“看”我，都被我断然拒绝。“你又不是医生，”我说，“这又不是体检。”他后来就不再提那种要求了。他提出的要我“看”他的要求也被我以类似的理由断然拒绝：“我又不是医生。这又不是体检。”还有一次，他提出来要从后面进入。那想法让我觉得极为龌龊。我断然拒绝。“老家的牲口都是这样干的。”他说。“我们是人，不是牲口。”我说。我们整个婚姻生活中的性交姿势“从一而终”。除了杀声震天的第一次之外，我们整个的性生活都极为平淡。
第一次正式分居进一步降低了我对性生活的兴趣。我的身体本身也作出了相应的反应。记得那年春节从“干校”探亲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发现外阴部左下方出现了一个很小的血泡。我开始不想去做检查，因为那个位置令我感觉非常尴尬。但是过了几天，我发现它对我的日常生活影响越来越大，因为不管是走路、坐着还是躺着，我都会有明显的痛感。我最后还是去了医院。医生说那是“巴氏腺囊肿”。她说我可以采取保守的疗法，没有必要做手术。根据医生的建议，我每天用双氧水对那个部位清洗两次，一段时间之后，囊肿果然自动破裂。不过后来它复发过三次，而且每次复发都与性生活有关。这种关联让我对性生活又多了一层恐惧。
我丈夫没有从精神方面满足我，我无法从生活方面满足他。现在想来，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处于准“空巢”的状态。而到了我丈夫从“干校”回来之后，这种状态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顽固。我一直认为那一段时间是我们婚姻生活的转折点。我们的婚姻中第一次有了“人间烟火”，而这“人间烟火”却只是一阵烟雾。我丈夫将目光投向了老家、官位和其他的女人。这不能全怪他。我自己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尤其是第三个方向，我肯定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毫无疑问，有许多女人是喜欢听到震耳欲聋的“杀”声的，也有很多女人是想“看”和被“看”的，也有很多女人是想像牲口那样寻欢作乐的……我对他随后二十多年里的那些“出轨”并没有太强的反应。他甚至向我提出过离婚的要求。第一次是在七十年代的末期。他那时候对我的抱怨特别多。他抱怨得最多的是我从来都不会体贴人。我知道他已经有了明确的去向，他想与那位铁路职工医院的护士结婚。我心平气和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但是，最后却是他自己撕毁了自己起草的协议书，因为他的一位领导向他透露了他很快有可能被“提拔”的消息。周到的领导提醒说在那关键的时候出现婚变肯定会对他产生很坏的影响。我丈夫最后没有得到那次“提拔”的机会。当然，他也失去了那位“很会体贴人”的护士。我并没有幸灾乐祸。一点也没有。看着他整天郁郁寡欢的样子，我甚至有点为他难过。对我来说，他撕毁了离婚协议书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我们的婚姻从此变成了一触即溃的“空巢”。
我丈夫在九十年代初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他再也不可能被“提拔”了。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就已经向我透露过的人生目标永远也无法实现了（他说他的目标就是他将来的讣告上要出现“正厅级”的字样）。我们的女儿已经开始在美国生活了。我们的儿子已经搬到我们为他出一半租金的公寓去了。我们的家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巢”。当时我也已经退休两年。我以为，我们会在这“空巢”之中过几年踏踏实实的日子，用套话说就是“安度晚年”。没有想到，他还想发挥余热，与两位“干校”的难友一起“下海”，办起了一家“什么都做”的贸易公司。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他每天做些什么。我只听说他的身边有一个只比我们的女儿大一岁的女秘书。那应该是他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让他动了情的女人。
贸易公司在九十年代的末期因为经营不善而关门。我又以为这一次他会回到“空巢”中来与我一起安度晚年。没有想到，他又作出了一个不可理喻的选择。他选择的不是“回来”，而是“回去”：在我们从伦敦回国的飞机上，他突然提出要独自回到老家去住。他母亲在前一年已经去世。他的决定与“恋母情结”肯定没有什么关系。他弟弟在邢台城里为他租了一套房子，并且为他物色了一个可以照顾他各方面生活的中年保姆。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他。他也从来没有要求我去看过。他在那里住了几乎整整三年。如果不是因为那天清早，他看到了自己尿出的鲜血，我们可能还不会见面。他坚决不肯在当地就医。他弟弟将他送了回来。我去火车站接到了他之后直接将他送进了医院。五个星期以后，我又将他从医院送到了火葬场。那是我非常充实的五个星期。我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而在我丈夫的追悼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却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一生真是一事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