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是在九十年代初离开中国的。她的离开没有增加我的“空巢”感，反而带给我的是松弛和充实。我们有将近二十七年的共同生活。这种共同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向我提醒自己怀孕期间遭受的那种压力。医生将她从特护室里抱出来之后，我们就处于对立的状况。我说只有她因胆囊炎急性发作而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才有机会体会母女之间的亲情，这一点都不是夸张的说法。只有在那时候，她才会将我当成她的母亲。而疼痛一旦过去，她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会马上责备我不应该坐在她的床上，不应该用那么大的杯子给她倒水。她那样地神经过敏，那样地自以为是，那样地飞扬跋扈，那样地不明事理，那样地不负责任……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她还经常撒谎。她的撒谎不需要精心准备，不需要自圆其说，甚至也可能不带任何功利的目的。我都不想举例说明了，因为例子太多太多了。在这二十七年里面，她不知道给我带来过多少的难堪和痛苦。我记得有好几次她在公共场合下突然就开始无理取闹。那时候，我会羞愧难当，我会躲到人群的后面，生怕被人看出与她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想到我那封绝情的信带给我父母的是那样的冲击。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把我与他们的决裂当成是我的死亡。我母亲的叙述让我陷于更大的懊悔。“原谅我。”我说，尽管我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原谅我自己。
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这都是什么时候了，怎么还有人想进入我的“空巢”？我母亲肯定又一次受到了惊吓。她顿时就从我的眼前消失了。我反感地拿起话筒。我以为又是我女儿或者我妹妹。没有想到是我儿子。“你不是说好‘明天’才来电话的吗？！”我不满地说。
“已经是‘明天’了。”我儿子说。
我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尽管客厅里没有开灯，我还是能够看清楚指针的位置。我的心猛烈地抽搐了一下。天哪，我儿子的话没有错。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会给我打电话来了……不是所有人，我最想他打来电话的人没有说过要给我打电话来。顾警官！顾警官！顾警官！他说了也没有用，他说了也可能不会打来，就像他说了来却没有来一样。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在等待顾警官了。我越来越相信他不会出现了。说实话，我越来越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公安人员打来电话一直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已经对顾警官不抱希望了。我希望我的身边能够出现另外一个值得依赖和信赖的人。我会将整个事情的经过说出来，让他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我现在需要的不是空泛的同情和安慰，我需要的是具体的帮助。
“我翻来覆去想了你昨天说过的那些话。”我儿子说，“我觉得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很清楚，在亲人里面，唯一值得依赖和信赖的是我儿子。只要他保证我不告诉我儿媳妇（我不愿意被她看笑话），我将来就可以将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他。“在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我说。
“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我儿子用命令似的口气说。
我不愿意服从他的命令。
“你肯定是被人骗了。”我儿子肯定地说。
他的话就像我妹妹的那些话一样，激起了我的条件反射。“我从来没有被人骗过。”我气愤地说。
我儿子冷笑了一下。“你没有被人骗过？”他说，“你居然敢说这样的大话？！”
“这不是大话，这是事实。”我说，“我从来没有被人骗过。”
“去想想你自己走过的路。去想想你这一生的经历。你有过自己的生活吗？”我儿子激动地说，“不仅是你，是你们这一代人。你们的一生就是上当受骗的一生。你们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一切都献出去了。献给谁了？你们连最起码的生活情趣都没有，你们连自己的孩子都很少关心……我记得你在‘文革’结束的时候，经常说自己‘上当受骗’。你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三十年都是在上当受骗……”
我没有想到我儿子会突然把话题转到这个方向上来。我没有想到他会说得这么多，说得这么狠。“你不要再说了。”我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自从接到公安局刑侦大队的电话之后，我一直都在回顾自己的一生。这其中绝大部分的细节都是我儿子一无所知的。有几个孩子能够了解自己父母的那种深层的过去？“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的一生。”我气愤地说，“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的过去。”
“上当受骗就是你的过去。”我儿子说，“就是你们这一代人的过去。”
“你这是胡说八道。”我说。
我儿子沉默了一阵之后，改变了说话的方式。“我不想知道你的过去。”他平静地说，“我只想知道你的现在。”
“过去就是现在的一部分。”我说。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儿子说。
“我说了以后会告诉你的。”我说。
“我现在就要知道。”我儿子说。
“你让我休息一下好吗？”我说，“你刚才的那一大通话说得我头脑很乱。”
我儿子从来都比我女儿懂事。这不是因为我偏心而得出的结论，这是所有人公认的事实。他没有再逼我。他说等我休息好了他再来问我。我茫然地放下电话，将疲惫不堪的身体靠到了沙发背上。
丑时（凌晨一点到凌晨三点）
我很快就睡着了。我很快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的梦是一段投射在银幕上的电影。电影的画面始终一分为二，右边的一半是幸福的家庭生活场面：一个男人正在将刚刚钓到的两条鲢鱼从鱼篓里取出来，放进水桶里。他好像是我丈夫又好像不是；一个少年将水壶从藕煤灶上提下来，正准备将刚刚烧开的水灌进八磅的热水瓶里。他好像是我儿子又好像不是；一个少女刚才一直趴在床上学习钩织桌布，现在又好像是准备抄写《雷锋日记》了。她好像是我女儿又好像不是。还有右下方的那个女人，她好像是我自己又好像不是。她正在做“槟榔芋蒸肉”。那是我儿子最爱吃的两种菜之一（另一种就是“胡萝卜丝炒肉”）。有这两种菜中的一种，我儿子的饭量就会特别大。看着他一次次地添饭，我总是想起自己怀着他的时候的那种神奇的饥饿感。而画面左边的一半是不幸的家庭生活场面：一个老男人躺在昏暗的床上，他好像是我父亲又好像不是。他的肝炎又一次复发了，他想起了他已经“死去”的女儿两年前给他寄来的那一大包白糖。一个老女人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正将板结在瓶底的白糖刮下来。她好像是我母亲又好像不是。她后悔自己两年前写给女儿的那封信里，在谈到她父亲的肝炎症状之后，还说那是几年前的苦日子留下来的恶果。那句话成了她“对现状不满”的罪证。这对立的生活场面让我越看越内疚。最后，那深深的内疚终于猛然切断了我的睡眠。我被那一阵剧痛惊醒了。
我感觉喉干舌燥，好像是有点感冒的意思。我站起来，走到餐桌边，倒了一大杯白开水，用很快的速度喝下去。零乱的餐桌让我想起昨天的晚餐被三次打断的事，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我又坐回到沙发上，开始考虑要怎样向我儿子叙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肯定不会向他撒谎。但是，我又不想让自己太掉面子。也就是说，我也肯定不会完全按照事情发生的经过来叙述。我会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编排和增减。我不希望我儿子纠缠于事情的细节以及我反应的对错，我只希望他能够帮我找到存款的下落以及想出应付我女儿的办法。
我还没有想太清楚，电话铃就响了。拿起话筒的时候，我的表情和心情都非常严肃，因为我已经准备将顾警官交代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秘密向我儿子公开了。这无疑是我的心理状态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从昨天到今天，我经历了极度的恐慌和极度的疑惑，现在，我又陷入了深深的懊悔之中。我懊悔自己动作太快，太匆忙。如果我晚一点决定将存款转入绝密账号，哪怕是只晚半天，我就不会有现在面对的任何问题。我懊悔自己太急于要证明自己的清白，结果将自己推到了绝境……没有想到，从话筒里传来的是我妹妹的声音。“你怎么还没有睡？”我问。
“你怎么还没有睡？”我妹妹反问。
“我睡不着。”我说。
“你这种样子，我也睡不着。”我妹妹说。
“我过一会儿就好了。”我说。
“你一定要想开点啊。”我妹妹说。
“你不要再说了。”我说。我尤其不喜欢她这样说。我觉得这样说好像就是在引诱我想不开一样。
“我刚才一直在为你祈祷。”我妹妹说。
我真的不能再说了，我告诉她，因为我正在等一个电话。
“这么晚了，你还在等谁的电话？”我妹妹警惕地问。
我不想让她知道我是在等我儿子的电话。他们有电子邮件的往来。如果知道了我们这么晚还通过电话，她一定会向我儿子了解我们通话的内容。
看到我没有回答，我妹妹又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
“一个邻居。”我敷衍说。
“那个老色鬼？”我妹妹问。自从我向她提起老范“那种年轻人的感觉”之后，她对他的印象就全变了，“老色鬼”就成了她对老范的称呼。
我没有回答。我不想再跟她纠缠下去了。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我妹妹说，“你这一整天都不太对劲，原来是被‘老色鬼’缠上了。”
我当然不会纠正她。我很高兴我敷衍的说法对她起到了误导的作用。
“这我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我妹妹说，“不过你自己还是不能大意啊。我们这把年纪，骗色就随他去骗了，不过还是要小心他骗财啊。”
她的话吓得我哆嗦了一下。她刚刚被我引开，怎么忽然又兜了回来，又兜回到了今天的关键字（“骗”和“财”）上？
“那好吧，你等‘老色鬼’的电话吧。”我妹妹说，“我也可以睡个安心觉了。”
话筒几乎完全放下的时候，里面又传来了我妹妹的叫声。我又将话筒拿起来，贴近耳边。我妹妹说还有一件事她差点忘了。她说她刚从网上看到十几位老人吃保健品中毒身亡的消息。她要我不要再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了。“什么叫乱七八糟的保健品？”我反驳地说，“我买的都是最好的。”
“所有人都说自己买的是最好的。”我妹妹说，“总之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说完，她总算挂断了电话。
我儿子的电话马上就来了。他问我刚才是不是在跟我妹妹通电话。我很吃惊他怎么会知道。“因为她刚才给我发过三封邮件，说很为你担心，说还没有睡觉，还在为你祈祷。”他说。
“我不需要她为我祈祷。”我气愤地说。
我儿子叹了一口气。“不要说她了，”他说，“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首先让他保证不能将我们谈话的内容告诉任何人。我相信我儿子知道这“任何人”尤其包括我女儿和我儿媳妇。我儿子向我保证说他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他与我女儿不同。我相信他会遵守他的保证。
我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准备向我儿子揭开公安人员特别叮嘱绝不能暴露的秘密。“现在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我用极为沉重的语气说。
“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我儿子说，“不要这么拐弯抹角。”他的语气很平和。
“我现在已经被公安机关监控。”我说。我的语气还是极为沉重。
“这怎么可能？”我儿子说。他显然并没有恐慌，还是保持着平和的语气。
“我开始也是这么说。”我说，“可是这是什么时代？！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可能？！”
“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我儿子说，“这不可能。”
我儿子的态度一方面让我感觉非常安慰，另一方面又让我感觉有点担心。我担心他不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他不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他就不可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成为值得我依赖和信赖的人。“他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我说，“证明我已经卷入了一个特大犯罪集团的活动。”
我透露的新的情况好像并没有让我儿子恐慌。“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还是用同样平和的语气说，“你可不可以从头说起。”
我真的不想按照事情发生的经过从头说起。我不想再经历一遍自己遭受的所有的折磨。我也不想让我儿子发现我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的失误。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儿子是非常理智的人，他会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绝望地叹了一口气之后，用沉重的口气告诉我儿子，昨天上午九点刚过，我接到了从公安局刑侦大队打来的电话。
“骗子！”我的话刚说完，我儿子就对着话筒大声骂了一句。
他的激动让我大吃了一惊。“我没有骗你啊。”我说。
“我不是说你，我说的是那些给你打电话的人。”我儿子说，“那些人是骗子。”
“你不要信口开河。”我说，“电话是从公安局打来的。跟我谈话的是一个姓顾的警官。”
“我现在就是那顾警官，你相信吗？”我儿子说。
“我当然不相信。”我说。
“为什么不相信？”我儿子问。
“因为你是我儿子，不是顾警官。”
“如果我不是你儿子，你会相信吗？”我儿子接着问。
“我也不相信，”我说，“因为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你是我儿子，不是顾警官。”
我儿子很夸张地叹了一口气，显然是有点不耐烦了。他接下来的口气也显得有点急躁。“那你为什么相信他就是呢？”他问，“你为什么相信他是警官呢？你为什么相信他姓顾呢？”
“我为什么相信？”我稍稍想了一下，说，“因为他们说我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
“你相信吗？”我儿子问。
“我开始是不相信。”我说，“可是公安人员这么说，我能不相信吗？”
“你为什么会相信他们是公安人员呢？”我儿子问。
“因为电话是从公安局刑侦大队打来的啊。”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