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知道电话是从公安局刑侦大队打来的呢？”我儿子问。
“因为——”我说，“它就是从公安局刑侦大队打来的啊。”
“你怎么知道？”我儿子问。
“公安人员自己这么说的啊。”我说。
“我还可以说我的电话是从公安部打来的呢，”我儿子说，“你相信吗？”
“我当然不相信。”我说，“你是我儿子。”
“那你为什么要相信他们说的话呢？！”我儿子说。
“因为他们说我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我说。
我儿子叹了一口气。“我们又绕回来了。”他说。听得出来，他非常失望。
“是你自己要这么绕的。”我说。
“好了，不要再绕这个怪圈了。”我儿子说，“告诉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要保护我。”我说。
“他们既然发现你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在监控你，怎么又要保护你？”我儿子问。
我想了想，突然又想到了我教过三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你这就不懂了，”我有点得意地说，“这就叫‘辩证法’。”
没有想到我儿子又会用前一次电话的话题回应我。“你上当受骗一辈子还没有够吗？”他不耐烦地说，“这哪里是什么‘辩证法’，这是骗子设的局。”
我有点后悔自己又一次惹火烧身。“你既然好像什么都知道，还问我干什么？”我不满地说。
我儿子立刻就让自己冷静了下来。“那你说吧。”他说，“我不打断你了。”
“我说到哪里了？”我不满地问。我真是越来越讨厌自己的记忆了！
“你说到了他们要保护你。”我儿子说。
“他们告诉我，我的生命安全目前还没有问题，但是我的银行存款已经受到了威胁。”我说。
“骗子！”我儿子又骂了一句。
“你还想不想让我说下去？！”我不满地说。
“他们下一步就是要了解你存款的数量。”我儿子说，“这都不用你说。”
“你怎么知道？”我问。
“因为他们是骗子。”我儿子说，“百分之一百的骗子。”
“你错了。”我说，“公安人员对我的存款已经了如指掌。”
“你怎么知道？”我儿子问。
“我将存款一笔一笔地报给顾警官听了，他说那与他们掌握的情况完全一致。”我说。
“天啊，”我儿子用很低的声音感叹了一声之后，突然又用很高的声音说，“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蠢事啊！”
我不理解我儿子的语调为什么会有这种强烈的变化。我不知道为什么与公安人员核对存款是一件蠢事。“我真是非常佩服他们。”我继续说，“他们的情况掌握得那么多，又那么细。”
我儿子长叹了一口气。“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说，“那哪里是他们掌握的情况，那都是你自己告诉他们的啊。你自己不先说出来，他们怎么能够‘掌握’呢？！”
我儿子的话让我充满了懊悔。在焦急地等待着顾警官的那一段时间里，我其实已经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和我的“坦白”之间的联系。我记得顾警官之前的那个公安人员向我重申了“坦白从宽”的政策之后，我感觉自己的人格遭受了强暴，我感觉自己遭受了从来没有受到过的凌辱。而不可思议的是，凌辱没有将我推上反抗之路，却将我变成了一个迫不及待的“坦白”者，一个想将一切都“坦白”出来的“坦白”者，一个继续遭受凌辱的“坦白”者。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
“你太不冷静了。”我儿子说，“你居然还是有过三十多年教龄的‘灵魂工程师’，怎么连最起码的心理素质都没有。”
“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我卷入犯罪集团活动的证据，我怎么还可能冷静？！”我不满地说。
“那是他们的谎言啊，”我儿子说，“你怎么去相信他们的谎言呢？！”
“你怎么肯定那就是谎言呢？”我反问。
我儿子又长叹了一口气。“好了，赶快告诉我结果吧。”他说，“我不想再听这些乱七八糟的过程了。”他又有点不耐烦了。
结果当然就是顾警官要求我将存款集中起来，转移到绝密账号上。但是我刚说出“顾警官”这三个字，我儿子就愤怒地打断了我。“不要再用这种让自己丢脸的称呼了，”他说，“他们是骗子，你提到他们的时候就要称他们为‘骗子’。”
我儿子的话又是对我的自尊心的沉重打击。我又“让自己丢脸”了。其实，我的脸早就已经丢尽了，在银行小姑娘和老范共同使用的比喻里，在我女儿逼真的噩梦里……我的脸还会继续丢下去，如果我不能在银行开门之后将我女儿的美金兑换出来，我还会继续丢脸。可是，我用什么去兑换？一想起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就觉得丢脸。我当然不想让自己丢脸。我小心地用“骗子”替换了“顾警官”，我告诉儿子，骗子让我将全部的存款集中起来，转移到他们提供的绝密账号上。
“天啊，”我儿子还是用很低的声音感叹了一声，然后又用很高的声音说，“全部的存款？你把全部的存款都转给他们了？！”
“我怎么会那么蠢！”我说。我的口气很硬，但是我的心很虚。
“谢天谢地。”我儿子说，他好像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只是将活期存款集中起来——”我说。
“什么？”我儿子愤怒地打断了我的话，“结果你还是上了他们的当？！”
“我只是将活期上的……”我没有勇气把话说完。我知道我的脸已经丢尽了。我知道我只剩下了深深的懊悔。
我儿子沉默了很久，才用很冷漠的语气说：“你真是辜负了党对你这么多年的教育，连最基本的警惕性都丧失殆尽了。”
我不想回他的嘴，也不敢回他的嘴。我怕我的回嘴会引出他更多难听的话。
“我说对了吧，你这一生都在上当受骗。”我儿子接着说，“最后连晚节也没有能够保住。”
我坚忍着不回他的嘴。我倒要看他还能够怎样羞辱我。我的脸已经丢尽了。什么羞辱我都不怕了。
我儿子没有再继续说让我难堪的话了。“总共有多少？”他用平静的语气问。
我不敢说出准确的数字，我笼统地说有“差不多十几万”。
“天啊，”我儿子还是用很低的声音感叹了一声，然后用更低的声音说，“这都够我在伦敦生活一年了。”
我儿子做的比较立刻激起了我更深的懊悔。我知道他在国外的生活有多么艰难。我知道我随手“泼出去的水”里面还有他存折上的存款。是啊，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蠢事呢？我觉得我这个做母亲的在自己儿子面前永远都抬不起头来了。
“还记得我在凌晨给你的那一次电话吗？”我儿子问。
我没有回答。我的心中充满了懊悔。
“那是在你去转账之前还是之后？”我儿子问。
“你不要再问了。”我绝望地说。我的心中充满了懊悔。
“如果你那时候告诉了我……”我儿子说。
“我那时候不可能告诉你。”我绝望地打断了他的话。
“为什么？”我儿子说。
“因为……”我绝望地说，“因为我不可能告诉你。”我那时候处在极度的恐慌之中，我那时候不相信任何人，应该说除了骗子（我的意思是顾警官）之外，我不相信任何人。
“那可能是你唯一的机会吧？”我儿子说，“你没有抓住。”
我请求我儿子不要再责备我了，任何形式的责备都不要。我已经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尽管我还是不愿相信和不愿承认。我已经在为让自己丢尽脸面的受骗遭受懊悔的折磨。我知道这折磨会一直纠缠着我，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请求我儿子不要再用任何形式的责备来折磨我。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责备又有什么用呢？！”我儿子说。他让我赶快休息，不要再想这件事了。他说懊悔也同样毫无用处。
“我不能不想。”我说。我将我现在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告诉了他。“我必须在银行开门之前想出一个办法来。”我接着说。
我女儿的做法让我儿子非常气愤。“她总是喜欢趁火打劫。”他气愤地说。
“这样说她恐怕也不对。”我说，“因为她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知道了肯定催逼得更厉害。”我儿子说。
我没有附和他，但是我知道他说得没有错。我女儿如果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她一定会催逼着我马上将她的钱全部赔给她。
我儿子还是让我赶快休息。他说他会认真考虑一下整个的事情，然后再告诉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
在放下话筒之前，我再一次提醒我儿子不能够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我的话说得很重，我说否则我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
我儿子让我不要瞎说，不要瞎想。“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他说，“只要人没有出问题就好了。”
刚将话筒放好，电话铃又响了。天哪，这哪里像“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样子。我厌倦地拿起话筒。我又听到了我最不想听到的声音。“这么晚了你还在跟谁通电话？”我女儿问。
“这要问你自己。”我说，“谁让你到处散布谣言。”我故意把话说得非常含糊，不想让她知道刚才我在与谁谈话。
“我打了两个小时都没有打进来。”我女儿说。
“你不要夸张。”我说。
“我一点也没有夸张。”我女儿说。
“你就没有不夸张的时候。”我冷冷地，“你又有什么事？”
“我要跟你核对一下我这边的账号。”我女儿说。
“你知道现在是我们这边的什么时候吗？！”我说。
我女儿好像根本就没有感觉到我的厌倦情绪。“你报一遍给我听吧。”她固执地说。
“你的账号我都能背出来。”我同样固执地说，“没有必要再核对了。”
“我对你的状况很不放心。”我女儿说，“我怕你再出错。”
“什么叫‘再’出错？”我气愤地说，“我为你办事什么时候出过错？！”
我女儿这时候好像才注意到我的情绪。“你今天的脾气怎么变得这么不好。”她说，“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出错。”
“还有别的事吗？”我冷冷地问。
“你一定要赶在银行开门的时候就去。”我女儿说。
“你不要这么逼我。”我气愤地说。
“这怎么叫逼你？！”我女儿反驳说。
这就是我自己的女儿。她在任何时候想到的都只是她自己。我绝望地放下话筒。我又将身体靠到了沙发背上。我看着黑暗里的“空巢”，这是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空的“空巢”……我的存款没有了，我的自尊没有了，我的脸面没有了……深深的懊悔将无数的“如果”带进我的脑海，它们形成了一股股令我绝望的湍流……很清楚，如果我儿子第一次来电话的时候，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后面的很多事就都不会发生，巨大的恐慌马上就会消除，随后的疑惑和现在的懊悔根本就不会出现。那并不是我唯一的机会。小雷与我的约会也是我的机会。我为什么要让骗子知道我有那个约会，我为什么要真的取消那个约会？为了保守秘密，我对谁都说了谎，我为什么不对骗子说一次谎？如果小雷在我的身边，她一定会像我儿子一样，立刻就识破骗局，我的存款就不会变成“泼出去的水”。我至少失去了两次机会啊。这两次失去让我的懊悔加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