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暗示自己一定要顶住。如果这时候发生眩晕甚至休克，整个计划就会彻底暴露，犯罪分子就会抢在我们的前面。我从小布袋里取出装现金的信封，从信封里取出那张记录绝密账号资料的纸条。我将信封和纸条以及我的身份证递进窗口。我说我需要从我的存折上取出差不多十二万五千元，与信封里面的钱凑成十三万元，转到纸条上的账号上。
表情木讷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了绝密账号是异地账号。她说异地转账需要手续费。我开始有点不太舒服，问她为什么同行转账还需要手续费。她冷冷地说同行异地转账也需要手续费，这是他们的规定。她还没有说完，我就责备起自己来了。我不应该纠缠这样的枝节。顾警官已经提醒过了，我们绝不能“因小失大”。我马上告诉她没有关系，直接从存折上扣除手续费就好了。
转账凭证做好之后，工作人员将它递过来，要我签字。我这时候才注意到自己忘记带眼镜了。幸好柜台上有一副备用的眼镜，它对我来说有点浅，但是比不戴要好得多。我签好字，将转账凭证推进窗口。就在我紧张又兴奋地期待着转账成功的时候，“内鬼”果然显形了。坐在最靠边窗口后面的那个年轻人突然站起身，走到他的同事身旁。他看了看那张记录绝密账号信息的纸条，又看了看我刚签好的转账凭证。他突然用很严肃的口气问我是不是与户主相识。我没有让他看出任何破绽。“当然认识。”我肯定地回答说。同时，我对顾警官的预见力充满了敬佩。
“内鬼”在他的同事耳边嘀咕了一下。她站起身来。她让我等一下。然后，她拿着转账凭证和我的身份证走到隔断后面的办公室里去了。
我意识到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这不仅是保护我的财产的决战，也是保护我的荣誉的决战。这是只能胜利不能失败的决战。我的心跳已经开始紊乱，但是我的大脑还是比较冷静、比较清晰。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我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
我第四次看表的时候，工作人员与她的主管一起从隔断后面走出来，走到窗口前。主管手里拿着转账凭证和身份证。她对着身份证看了看我，又问了我刚才那个“内鬼”问过的问题。
她也许是更大的“内鬼”？我提醒自己保持高度的警惕和稳定的情绪。“当然认识。”我还是用很肯定的口气说，“我们是多年的老同事。”
主管与她的下属交换了一下眼色。“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主管说，“相当于两三年的退休金了吧。”
“他等着这笔钱急用。”我肯定地说，“他说到年底就能还我。”
主管又拿起我的存折，翻开看了一眼。“你肯定你认识他吗？”她又很随意地问了一遍。
“你们问过多少遍了？”我用很不耐烦的口气说，“不认识我怎么会借钱给他？！”
主管将转账凭证和我的身份证及存折放到桌上。“我们只是怕你上当受骗，”她说，“现在的骗子实在是太多了。”
我意识到胜利已经在望。“我的老同事怎么会骗我！”我说。我的口气还是显得很不耐烦。
主管对她的下属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了。
未时（下午一点到下午三点）
为了节省时间，我在购物中心的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我凭老年乘车证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所以平时很少坐出租车。在这五年的“空巢”生活中，我只单独坐过两次出租车。两次都是因为怕参加小雷他们组织的免费保健讲座时迟到（一次是因为我在洗手间里耽误了太多时间，一次是因为与我妹妹通电话忘记了时间）。那两次，我都没有与出租车司机说一句话。我是性格矜持的人，从来都不会主动与陌生人说话。但是这一次，车刚一开动，身体肥胖的出租车司机就问起了我的年纪。我告诉他，再过三个星期我就要满八十岁了。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说我和他父亲是同一年出生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对这种巧合的在意。我还沉浸在刚才的历险之中或者说刚才的成功之中。“那真是有点像做地下活动一样！”如果将来有机会与我的孩子们分享这种成功，我一定会这样说。但是，出租车司机接下来的一句话不仅引起了我的注意，还让我的身体抽搐了一下。他接着说，他父亲已经去世两年了。
如果我也在两年前去世，我就不会经受今天的恐慌和羞辱了，我的一生就会像我的悼词强调的那样一清二白，我暗暗地告诉自己。我从来没有想过能活到现在这个年纪，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活到现在这个年纪。我母亲告诉我，所有给她算过命的人都说我会“夭折”，都说她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命。我对这种“命”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对死亡没有什么恐惧。我觉得生命的长短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来自公安局刑侦大队的电话改变了我的这种态度。我不想现在死去。我要活到案件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我要活着看到我的生命重新恢复它的清白。
我用不安的目光看了出租车司机一眼。“什么病？”我不安地问。
“肠癌。”出租车司机说。
“结肠？”我不安地问。已经有好几位医生提醒过我，长年的便秘可能会引起结肠的癌变。
“小肠。”出租车司机说。
我下意识地按压了一下小肠的部位。
“开始医生一直以为是十二指肠溃疡。”出租车司机说，“到后来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
我绝不能现在死去。我暗暗地发誓。我一定要活到案件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出租车司机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长叹了一口气，说他“认识”自己父亲的时间太晚了。“那时候我差不多都已经四十五岁了。”他说，“之前的那么多年我们没有办法相处：我见了他就烦，他见了我也烦。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不舒服。我说的每一句话也都令他反感。我们只想离对方远远的，越远越好。”
我意识到自己突然对死亡有了很深的恐惧。我发誓绝不能在现在这个时候不明不白地死去。
“可是有一天我终于认识他了。那时候我差不多都已经四十五岁了。”出租车司机说，“突然之间，他成了我的支柱，我成了他的支柱。我每天最大的享受就是坐在他的跟前，跟他说话。我们什么都说。我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我们在所有路口遇到的都是红灯。我觉得这好像是天意。在最后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将整个身体都趴在方向盘上。“可是这种幸福的日子就那么两年……”他说，“跟做梦一样。”
“他一定很高兴你回到了他的身边。”我说。
“看着他最后的那种样子，我真是后悔极了。”出租车司机说，“为什么以前要耽误那么多的时间啊。”
“那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我安慰他说。
“我这两年问过很多的‘儿子’。他们都有同样的体会。”出租车司机说，“等他们想跟自己的父亲说话的时候，留给他们的时间就已经不多了。”
我自己也经历了从反叛到和解到依恋的“很正常”的过程。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很正常的生理和心理过程还受到了很不正常的政治因素的干扰。如果不是我自己和我丈夫两边单位的领导对我施加那么大的压力，我相信我是不会与我父母“划清界限”的。而我四十三岁那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这为我与我父母之间的和解创造了历史条件。出租车司机说得对，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父亲很快就因为脑溢血离开了人世。他没有留给我时间去“认识”他。我母亲后来一直跟着我生活。她活到了九十三岁。她给了我时间。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五六年里，我对她产生了一种固执的依恋。我甚至会在半夜里起来，去偷看她熟睡的样子。这种依恋让我对她的“无疾而终”并没有特别的伤感，因为我觉得她没有离去，不会离去。她是隐藏在我“空巢”中的幽灵。她是环绕在我余生中的精气。
出租车司机开过路口之后，我让他在小区的侧门附近停车。我还是不想碰见熟人。我与公安机关的第一次配合成功了，这只是第一步，我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
“你的孩子多大了？”出租车司机在将车票递给我的时候，用很亲近的目光看着我问。
我稍稍犹豫了一下，说：“他们还没有到你说的那个年纪呢。”我宁愿这样说。我宁愿对这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撒谎。我不敢对他说他们早就已经过了应该“认识”父母的年纪，可是他们还没有“认识”我。我知道如果我的孩子们没有进过国内外的名牌大学，如果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而不是在伦敦和纽约的大公司工作，我会有多么失望。可是现在，这个出租车司机让我对他们有了更深的失望。他们早已过了“认识”我的年纪，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他们不知道我的过去，他们更不知道我的现在。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现在。我为自己要对这样坦诚的出租车司机撒谎而羞愧。我为自己的处境而羞愧。我想与我的孩子们有说不完的话，我想他们陪在我的身旁。
出租车司机似乎察觉出我在撒谎。“那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他还是很坦诚地说，“活到他们能够认识你的年纪。”
我带着深深的羞愧跨出了出租车。我想将这一段意想不到的谈话抛到九霄云外。我现在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我“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我已经成了公安机关的疑犯。我的孩子们连那个一清二白的我都不“认识”，怎么可能认识这个藏污纳垢的我？深深的羞愧完全冲散了我对与公安机关第一次配合成功的得意。我从侧门走进小区。我的心情与我刚才走出小区时的心情没有什么变化。我好像不是一个胜利者。我的头僵硬地低着。我不想看见任何人。我也不想被任何人看见。
楼下的保安正靠在椅子上打瞌睡。我逃过了最难逃过的一关。我很幸运。保安每天要上十二个小时的班，从早上的八点到晚上的八点。当时在开发商的推销广告上，“二十四小时的保安”是很醒目的一条。但是自从我们住进来的第一天起，楼下有保安值班的时间就打了五折。开始一些住户还嚷嚷着要采取行动，后来因为出现了更多更迫切的问题，就没有人再注意这一点了。我快步从保安跟前走过。他没有睁开眼睛，我很幸运。我对他刚才的热心已经有了警惕。在公共汽车上坐好之后，我甚至想到了他已经被犯罪集团收买的可能性。下午与顾警官见面的时候，我会向他报告我的这种怀疑。我希望公安机关不仅关注我的财产安全，也关注我的人身安全。
楼里面好像是有人在搬家，电梯很慢才下来。我在电梯里看了两次手表。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让顾警官他们等得太久了，心里非常不安。我必须马上将转账成功的消息通报给他们。我相信他们会再一次表扬我的沉着冷静。我现在的自信心已经降到了有生以来的最低点，我希望听到公安人员的鼓励。我匆匆忙忙地走出电梯。我手忙脚乱地掏出钥匙。我试了好几次才将防盗门的两把锁一起打开。我觉得换鞋子都太耽误时间了，直接走到了电话机的跟前。“绝密”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起了。接电话的警官声音果然非常急切。“怎么样？”他问。“转账成功！”我按照顾警官的指示说。当然，我的声音有点激动。我期待着同样激动的反应。我期待着来自公安人员的一声惊叹或者一句夸奖。但是非常奇怪，我的话音刚落，电话就挂断了。这非常奇怪。
又一阵恐慌向我袭来。公安人员为什么对我们第一次成功的配合反应如此冷淡？我又做错了什么事情吗？是的，我让他们等得太久了。我为此非常不安。我不知道出租车为什么一路上遇到的都是红灯。我不知道电梯为什么下来得那么慢。是的，我还责备自己出门之前不应该用那么长的时间去稳定情绪，我还责备自己不应该与我母亲做那么长时间的交谈。也许让他们等得太久了并不是公安人员对我的成功如此冷淡的原因。也许在这一段时间里，案情的侦破又有了新的进展，公安人员又发现了不利于我的新的线索？又一阵新的恐慌向我袭来。我不敢再多想，耐心等待着与顾警官的见面吧。我相信，凭着他丰富的办案经验，顾警官一看到我就能确定我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此起彼伏的恐慌已经完全打乱了我的生物钟。吃午饭的时间早就过了，我却一直没有饥饿的感觉（因为糖尿病的原因，我其实比健康的人更容易感到饥饿）；而且我的午睡是不可或缺的，平常到了这个时候，我肯定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可是现在，我居然没有丝毫的睡意。我的大脑极为混乱，极为亢奋。这样下去，我相信到晚上我也不会想吃饭，也肯定睡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