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之后先将那两小块红薯在微波炉里打热了一下。然后，我在餐桌旁坐下。我一边嚼着红薯，一边猜测“老六”不想让保安知道的“真实原因”。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我想保安可能已经“误入歧途”，而他并不知道结果很快就会显形。我不愿意想到这种可能，因为它意味着我的失败。我已经向保安暗示过很多次了。我暗示他千万不要“鬼迷心窍”。我的猜测被一阵憋尿的感觉打断了。那是一种很突然又很急迫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的膀胱从来都没有给我造成过麻烦。我放下刚刚拿在手上的第二块红薯，冲向洗手间。都要怪从公安局刑侦大队打来的那个电话，我心想，它引起的恐慌已经改变了我的生理状况：原来没有问题的部位现在有问题了，原来有问题的部位现在问题更严重了。这片面向坏的发展岂不是违背我多年在课堂上讲授的辩证唯物主义吗？洗手间的门被我匆匆忙忙地推开。裤子上的腰带被我手忙脚乱地解开。我如释重负地坐到了马桶上……没有想到，憋得很急的尿并没有马上流出来，而且它最后并不像感觉的那样多，应该说它是滴出来而不是流出来的。这是有生以来，膀胱第一次向我传递错误的信息。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错误的信息将我带离了盘旋在思绪里的疑惑，将我带向了已经多年没有触碰过的错误……
我丈夫的悼词上只是笼统地写着他“因患癌症不幸逝世”。只有少数的人知道他患的癌症是膀胱癌。最后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最后的五个星期，我一直在病房里守护着他。那是例行公事的守护。那是没有感情的守护。我的感情已经被我错误的婚姻全部消耗掉了。我很平静。而剧烈的疼痛让我丈夫的情绪总是非常激动。他有时候会骂出很难听的话。他有时候会央求医生和护士尽快了结他的生命。他备受折磨的样子告诉我“逝世”其实不是一种不幸，它有时候甚至是一种万幸。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那家电影院门口遇见聚会组织者的时候，我也已经结婚三年了。我的丈夫是河北邢台地区一个富农家庭里的长子。他在平津战役的后期参加了解放军，然后随军南下。我们城市和平解放之后，他是第一批进城的解放军部队中最年轻的排长。我们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军民联欢活动中被安排坐在相邻的位置。活动快结束的时候，他问了我的全名和我在革命大学学习的情况。我没有想到，五年之后的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我任教的中学里。他的出现让我感觉非常尴尬，因为他显得对我非常熟悉，而我却已经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了。他说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了我。他说他正在准备办理转业的手续。他说他来找我的目的是想与我商量他转业之后的去向。“为什么要与我商量？”我费解地问。“因为这……”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当时我正要去上课，没有在意他说的话，也没有时间说更多的话。他问我星期天有没有时间。我糊里糊涂地说有。他接着问我愿不愿意去古城墙旁边的公园赏花。我糊里糊涂地说愿意。其实我星期天没有时间。星期天我与正在追求我的那位报社的摄影记者约好了，要去南郊的果园拍照。其实我也一点都不愿意去古城墙附近的公园，因为那里的人总是特别多，而且我更不愿意与一个陌生的男人去。但是我去了。我们去了。赏花之后，我们又爬上了正在维修的古城墙。就是站在那里，面对着迷惘的黄昏，俯视着繁忙的街景，他告诉我，转业之后他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去省政府民政厅，一是去省供销合作社，一是去省机械工业学校。他问我认为应该怎样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我就选择去学校。”我不假思索地说。那果然就成了他的选择。那也成了我们恋爱关系的基石。三个星期之后，我们有第二次约会。他告诉我，他对我是一见钟情。那次军民联欢活动之后，每天早上醒过来，他的头脑中首先出现的一定是我的名字。他又问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坦率地告诉他，我没有任何印象。他笑着说：“那总比留下了坏印象要强。”两个星期之后，我们有第三次约会。他表情痛苦地告诉我，他参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逃避家庭给他安排的婚姻。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比他大五岁的不识字的女人。他哀求他的父亲不要接受那门亲事。但是，他的父亲固执己见，坚持给对方送去了聘礼。他在娶亲的前一天清早离家出走，当天下午在他就读过的县城中学的操场上参加了解放军。他从此就再没有回过家了。当然他知道他的婚礼如期举行，那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女人仍然成了他们家的一员。又过了两个星期，我们有第四次约会。我告诉他，我已经明确告诉一直在追求我的摄影记者，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请他不要再给我写那种文言加白话的信；而他告诉我，他已经写信给他的父亲，要求解除自己与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女人的婚约，否则他就断绝父子关系。
我们是在“大跃进”运动的前一年结婚的。我们正式的恋爱时间只有五个月。后来我们的孩子们笑话我们说那是“大跃进”式的恋爱。其实，与我最近从韩剧中看到的情况相比，我们那根本就不能算是恋爱。每一次约会的过程中，我们的表现都很拘谨（一直到领取结婚证之后，我们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才敢趁对面没有人走过来时悄悄地拉一拉手）。我们在外面说话的时候，好像从来都不会站得像“老六”和保安那样近。在恋爱的阶段，我们对彼此的称呼使用的是最普通的结构：在“同志”的前面加上彼此的姓氏。他是我的“魏同志”，我是他的“赵同志”。这既是我们在公共场合下对彼此的称呼，也是我们在最私密的场合下对彼此的称呼。也就是说，这称呼既是尊称也是爱称。后来（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们的称呼突然就变了，变成了“老赵”和“老魏”，就好像我们只是彼此的同事一样。
从婚姻生活开始的第一天起，我就发现我们其实根本就合不来。夸大一点，我可以说这种“合不来”让我在成家的第一天就有了生活在“空巢”之中的感觉。我们不仅有生活习惯上的矛盾，还有人生追求上的冲突，甚至还有思想品质上的对立。在恋爱的阶段，我被“同志”之间浅表的共识和一致麻痹了，没有太去在意南方人和北方人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根源上的差异。而生活一旦开始，这种差异立刻就凸显了出来。比如饮食习惯吧，他两天不吃面食就会情绪低落，而我一天不吃米饭就好像没有吃饭；还有我不爱吃咸菜，他不能吃辣椒；还有他怎么那么离不开生大蒜子？每次吃过之后，刺鼻的气味要在嘴里滞留两三天，可是他好像若无其事。又比如卫生习惯吧，那是五十年代，洗澡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但是我有从小就养成的好习惯，每天临睡前都会坚持洗脸、洗脚和洗屁股（用我母亲的委婉说法，应该称它为“洗大脸”）。他不仅自己没有这种习惯，还嘲笑说那是我的“三光”政策。培养他每天洗脸的习惯还不太困难，但是督促他每天洗脚就有点费劲了，而要求他每天“洗大脸”那就比上天都难了。“那玩意儿有什么好洗的！”他开始总是极不耐烦地抵制。大概两三年之后，他勉勉强强被我同化，但是他坚决不肯接受我先“洗大脸”、再洗脚、最后再洗脸的科学程序。他完全是随心所欲，想先洗哪里就先洗哪里。更可气的是，他还顽固地坚持“一盆制”和“一巾制”，始终没有接受我洗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毛巾和不同的盆子的合理要求。我不想再举例子了，太多太多了。我经常为这些生活中的细节很不开心。说实话，在最不开心的时候，我的头脑的确闪现过这样的念头：如果与我在一起生活的男人是我们城里最大的绸布店的大少爷，而不是一个北方农村的富农家的长子，我的生活中肯定就会少了许多低级的烦恼。
膀胱传递出来的错误信息将我带向了我不愿意触碰的过去。我沮丧地站起来。在系裤子的时候，我紧张地瞥了一眼便池。刚才滴出来的尿呈浅黄色，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希望像我丈夫那样看到自己尿的颜色变成了血的颜色。他从确诊到“不幸逝世”只用了五个星期……尿的颜色让我相信我的膀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自己身体发出的各种错误信息还是让我非常不安。我不想这么拖下去。不管是恐慌还是疑惑对我的身体都会有很大的伤害。我希望整个案件水落石出。我希望全部疑团涣然冰释……可是，顾警官为什么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呢？如果他不出现，我的希望就会落空。我不想这么拖下去。
我走出洗手间。我关好洗手间的门。“空巢”里的光线已经变得昏暗了。这又使我产生了条件反射。我通常都是利用做晚饭前的一段时间来写当天的日记。我坐到了书桌旁的转椅上。书桌上摆放着我的两个笔记本。其中较小的那一个是我的流水账本，记录我每天的日用开销情况；另一个是我的日记本，记录每天发生（或者没有发生）的各种情况，比如便秘的情况，血糖的情况，睡眠的情况，免费保健讲座的情况……甚至接到的一些重要电话，我也会做记录，比如“听到了妹夫的噩耗”。有时候我还会记录下自己和旁人对人生的观察和感悟，比如“‘空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空虚’”；比如“老范‘发现’了防止老年痴呆的神药”。
我将手压住日记本，将它拉到跟前。我知道今天要记下的事情太多了。而所有这些事情又其实都不应该记下。它们甚至都不应该发生。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彻底忘记这些事情，忘记今天。那一天不应该太晚，不应该晚到我已经痴呆的时候。那种与丧失理智同时发生的忘记没有意义。我要在自己理智还相当健全的时候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什么？什么电话？什么犯罪集团？什么顾警官？什么绝密账号？……只有将这一切忘记得干干净净，我的一生才会像原来那样干干净净。记忆本身就是污垢。对污垢的记忆更是记忆的污垢。我要忘记，而不是记住。我要用忘记来找回自己的清白。我不想等到将来痴呆的时候，我要它马上就发生。我将日记本推开。我不想让今天在日记本中留下痕迹。
但是我马上又想到，一个没有留下痕迹的日子反而又会成为痕迹最深的日子。也就是说，忘记可能不是对记忆的否定，而是对记忆的强化。这无处不在的辩证法！如果日记本上有一个空白的今天，我肯定会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这就像顾警官的“还没有出现”比顾警官的已经出现会更令我恐慌一样。也许应该有选择地记录一些事情（那些与公安局的电话无关的事情），比如经久不散的雾霾，比如“老六”的突然离开……这时候，一阵新的焦虑穿过了我的疑惑。我突然想，是不是我的转账并没有成功，比如它半路被犯罪分子截获，这才导致了顾警官的“还没有出现”？中午完成转账之后，我不敢多问，马上就离开了柜台。我突然觉得有必要去银行查询一下。我走到客厅，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我显然已经来不及去购物中心的银行了，但是我还有时间去小区正门边的银行查询。
